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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没出声，过了好久，黑暗中传来他苍老而嘶哑的声音：“为你好，穿胸罩睡容易患上乳癌。”
这个夜晚终于熬了过去，早晨老头一回香港，阿妹就痛下决心，等老头下次回来，就与他摊牌。
过了5天，老头一回到出租屋，阿妹就告诉他，口气生硬而坚决，自己想回家想父母，一人在外不太习惯。老头盯着她的眼睛看，尽管很惋惜，很留恋，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并没有多说什么，只道是覆水难收，等阿妹讲完，又给了阿妹800元港币，并祝她一路上走好。
拎着行囊走在大街上，街上车来人往，流向四面八方，阿妹却不知道往哪里去，泪水缓缓地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阿妹从城市的南端到了北端，在笋岗一带找了一家十元旅店住下。一个星期后，她到一位同乡家参加聚会，碰到鞋匠小于的胞兄大林，鞋匠大林问她最近忙什么？她说什么也不忙，正在找工作。
过了几天，鞋匠大林就给阿妹介绍了一位香港“老公”。这次“相亲”是在大林住所附近的村口马路边。在熙攘的集市与嘈杂的人群中，阿妹看到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向她走来，他五官端正，身材不高，有些偏瘦。阿妹又想往后退，她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大林悄悄附在阿妹耳边说：“暂时跟着他吧，有好的我会帮你介绍。”
香港男人自我介绍叫阿德。阿妹听不懂粤语，男人只得用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和她交流。
在酒楼喝完茶后，阿妹被阿德带往他在村中租住的单元房。
阿德的二房一厅中，所有的电器与家具一应俱全。阿德抢先一步冲进里屋，将零乱的床铺稍作整理，叠好被子，这才带阿妹进屋看看。看得出来，这里长久无人收拾，空气中弥漫着单身男人杂乱不堪的气息。
后来，阿妹才知道，就在这套出租屋里，阿德原先包过一位女仔三年，两人去年因故分手。
翌日清晨，阿德6时30分就出门过香港去了。临走前，将房门钥匙交给了阿妹。阿妹早早起床收拾房间，将家具擦了一遍又一遍，洗了地板和所有的衣物，然后，打开电视机开始看电视。
经历了太多的艰辛，阿妹有种强烈的依赖感。她凝视着桌上相框里阿德的彩色照片出神地想，唉，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是，这个男人靠得住吗？会对自己好吗？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8）
那年，阿妹才16岁。她心安理得，吃穿不愁，还有些富余寄回老家，打电话说“工作”蛮轻快，也有钱赚，就这样过了三年。16岁的女孩子，经历三年的“婚姻生活”后，少女时代的所有的人生设计和生活梦想都已经改变。阿妹觉得阿德人好，这辈子跟定了他，与他长久地过下去。不料，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阿德生意走下坡路，开始入不敷出，每月不再给3000元家用，只是一次给100元或200元，而且非要阿妹没有钱吃饭才给个一两百元。去年春节以来，阿妹只给父母寄过1500元。
慢慢地，阿妹对这个没落的男人有了怀疑和抵触情绪。徐志摩会对他所追慕的女人说：许我一个未来吧！阿妹不会说此类充满诗情画意的话，随着身心长大，她知道阿德不会给她未来，她的未来即便是梦，也是破碎的，她知道她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作一点安排。
说到底，维持“大爷”与“二奶”关系“正常”的纽带是金钱。自去年初开始，阿妹心生绝望，对阿德的抱怨开始升级，两人关系一日不如一日。
当阿妹对没有钱的前景心生恐慌时，便谋求对婚姻关系的正式确立，也还是找张长期饭票的意思。她一次又一次逼着阿德给她一个“名分”，阿德也拿不出解决的方案，因为香港老婆不同意离婚。阿妹第一次指责他没有责任心。
阿德自以为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立即反问道：“你要怎么样才算责任心？”
阿妹理直气壮：“你根本不会为我考虑！”
“你要我怎么考虑？”阿德无力地进行反驳，仅问了一句，然后，沉默不语。
阿妹自己也惶惑得很：“我怎么办？你就不会为我的将来考虑一下？”
“你叫我怎么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钱？”
“你有钱也只会拿去赌，不会为我考虑。”经过这些年的共同生活，她找准了这个男人的致命伤。“不相信算了！”阿德觉得很委屈。
吵得最凶的那次，只是为了很小的一件事，竟发展到大打出手。连阿妹都纳闷，原先这点小事是不会这么容易吵架的啊！现在似乎很难相处。阿德很失望：“你别乱搞，搞得我去香港再也不回来了！”
“谁稀罕你理我！不回来就算了！”她操起一只玻璃杯就往25英寸的康佳彩电上砸去，杯子破了，屏幕出现一个小小的凹坑。阿德从梳妆台上拎起阿妹的化妆盒和化妆品，统统砸到地上，满地都流溢着护肤奶液的黏稠液体。
阿妹哇地一声哭出来。阿德也带着哭腔诉苦：“你不要在我面前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可怜？我告诉你，我更可怜，我混到今年46岁了，竟然一穷二白，我还想大哭一场呢！”
阿德说完，草草地拣了几件换洗衣物，站在门口回头望了望室内，带着几分伤感和留恋，出门过了界河。阿德走的时候，阿妹身上只有100元钱。
阿妹脸色惨白，呆呆地望着刚刚关上的房门，听着阿德在楼梯间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的勇气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种令人绝望的恐惧。她害怕在孤立无助中被痛苦湮没，哭声一串串地从她的喉咙中撕扯出来。
过了一个星期，阿德没有音讯，房租的期限又到了。等讨厌的房东催租催了三次后，阿妹不得不拨通阿德的手机。
“你想怎么样？要想跟我分手，就说声算了，想不分手就赶快来帮交租。”阿妹一听见阿德的声音，情绪又开始不稳定起来，声调忽高忽低。
“好！”阿德只说了这么一句。“好”是什么意思？是要分手还是要交租？阿妹听了心中直打鼓。她吵归吵，真的要离开阿德，不仅要离开这个尚能温饱、不用劳累的环境，还要斩断那种对阿德类似亲情的依赖感。
第二天，阿德就回到了深圳，不敢回到阿妹身边，只在家对面的美容美发中心落脚。美容中心的老板是他同乡，免费给他提供一张美容床。在香港，因为他“包二奶”早已闹得沸反盈天，家早已不是宁静的港湾，他也不愿意在香港居住。他找朋友给阿妹代交了房租，自己在美容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星期，躺得骨头也酸，气也消了，就怀念起阿妹的种种好处来，于是，决定回家。
当晚7时，阿德敲开了“金屋藏娇”的门，喝完阿妹煲的龙骨海带汤后，将阿妹揽在怀里。两个人重修旧好，好不亲热。阿德小心翼翼地探问阿妹，这么多天有什么打算？
阿妹迟疑地吐出一句话：“我想再和你待一年，明年20岁了，然后回家开个店。”
阿德许久没有说话，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分手是迟早的事，或者说分手是最好的结局。想到曾经爱过的人，将要天各一方，一股辛酸涌上心头，便问：“你有什么要求？”“你说呢？”阿妹将包袱踢给阿德。
“是不是需要钱？”这是“包下”少女青春的男人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阿妹满怀期望地看着他：“是啊，老公，你给我多少？”
“你要多少？”阿德的声音好虚弱，像个患了重感冒的人。“你的意思是，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阿妹双眼放亮，充满了热望。
“我给你1万元港币吧！我已经破产了，除了那辆货柜车。”阿德的神情变得非常严肃，“你会突然明白，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假如你愿意挨穷，就跟我一起过，不要大吵大闹，如果你想离开，我给你1万元去家乡开个美发店……”阿妹眼前一片雾霭沉沉，心里一阵阵发冷。
阿妹的故事，是前后花了三天时间才说完的。讲完自己的难处，阿妹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两眼茫茫，开不出任何药方。 变异世界里纷乱如麻
我潜在××村卧底近两个月，多方调查过“二奶”的结局。总体上来说，她们的结局不外乎以下几种：升格为大婆，这在多数女人看来是比较幸福的结局（如阿春的好友佳佳），不过这种“幸福”的情况只有1例；绝大多数是维持晦暗未明的没有结局的结局（如阿婷、阿洁、阿金、阿银、阿月、阿妹）。这期间又有相对平稳与“战争”不断两种态势。或是自我脱离，回老家嫁人，或是留深重新生活（如阿艳）。还有两种令人齿寒的结局：患上精神分裂症和吸毒。
二奶吸毒的例子，在××村始终没有发现，听说别的村屋里有。我结识了一位因做“二奶”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女子，是美容院的美容师提供给我的。虽然，我曾在精神病院作过隐形采访，多次接触过精神病患者，但是，当我在一间出租屋见到小妮时，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妮静静地坐在一间又脏又乱的房子里，房子仅有6平方米左右，一地的纸屑，空气中漂浮着她服用的抗忧郁症的药物所散发出的气味。小妮患病后，曾被送回家乡。治疗稍好转后，小妮又跑回了深圳。如今，她的两个妹妹一个哥哥都在宝安第71区打工，小妮随他们一同生活，她的房间是三房一厅中最小的一间，哥哥嫂子住一间，两个妹妹占一间。
透过特别安装的铁门望去，小妮一脸平静地坐在床头，未经梳理的短发在头顶好似要爆
炸开一般。她的手中拎着一根红毛线，不停地缠绕着，脸色白皙如纸。自从三年前发病先后
三次住院以来，她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发病，因没钱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两个妹妹和哥嫂只
得将她安置在家中。
也许是发现我探寻的目光，小妮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动静，旋即，又复归安宁。对于可怜的小妮来说，随着精神病魔的入侵，先前无论是真情还是嬉玩，无论是等待还是承诺，都已经失去了人间意义。
小妮妹妹交给我三本厚厚的病历本。这是小妮在深圳市康宁医院（精神病院）先后三次住院的病历。
姓名：唐小妮。出身：农民。性别：女。文化程度：小学四年。年龄：22岁。永久住址：陕西省镇巴县某某乡某某村。籍贯：陕西省。临时住址：宝安71区某栋某室。职业：无。入院日期：1998年11月30日中午12时。婚姻：未婚。病史供给者：小妮哥哥。主诉：急起失眠，话多6天，加重言语零乱2日。现在症：患者一直对香港男友不满意，嫌对方年纪大又无钱。特别是一月前患者听到香港一男子包养“二奶”致妻儿自杀的报道，更是感触颇多。11月22日因小事与男友吵架后即出现失眠，几乎整晚不睡觉，话多，喜找朋友聊天。有时，在公共汽车上也对陌生人讲个不停，内容多为诉说自己与男友在一起是为生活所迫，以及对包“二奶”现象的诸多不满。还有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与要好男友在一起的美好情景，以及父母、兄弟姐妹间的事情。家人打断她的话题即发脾气。生活尚自理，现食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