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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琴凳上坐好，打开琴盖，先试着按下一串清亮而迷人的音符。渐渐地，这个狭小而充满市井之气的村庄遽然远去，在午夜山风、竹音和薄雾的引领下，一位穿着古典英式长裙的少女迎风而立，双手合十，面对月空、大地和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祈祷她的未来之路，期待她的命运出现奇迹。“啪，啪！”一曲刚落，囡囡带头鼓起掌来。我和阿金也鼓掌，阿银脸上更红了。她放下琴盖说：“老师说，我最近半年的进步很快，我想去考级。可能几年之后，说不定我也能教琴呢？”“教琴？能养活自己吗？”阿金疑惑地问。
我笑着说：“教琴肯定能。现在的钢琴老师多俏啊，一节课就收100元。”
“你知道李云迪的老师但昭义吗？我本来想找人请他教课，但是太贵了，听说要500元一节课哩！”“李云迪是谁？”阿金张开茫然的眼睛。
“姐啦，拜托啦，你什么都不知道！”阿银无奈地笑着。这一年，钢琴王子李云迪还远没有出名。
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正月初八，我约阿银去村内一家西餐厅聊天。
阿银是个很合适的谈话对象，素质较高，和村内其他二奶不太一样。当我迂回曲折地把话题扯到村内的二奶现状时，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社会上二奶现象的产生，我觉得社会要负一定责任。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什么一些异端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我不是被男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重病。这一点，社会上的人们注意到没有？吃饱了喝足了的人们只会唾弃我们，但是，如何来改善我们这批人的生活，在我们奉献聪明才智时，也能衣食无忧呢？还有，为什么光指责“二奶”，就不讨伐、制裁男人呢？要不然，只要有男人包，“二奶”现象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
你分析过没有？在这个村里，“二奶”们有不少的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起码有兄弟姐妹超过4个以上；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婚恋悲剧；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文化；外出打工经历相同：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
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谁也没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做“二奶”？
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惟一的出路。但至少从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让国家养，有人让企业养，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五岁造名册，就有了国家工资，就是国家干部。我为什么不可以让男人包养？
你可能也听我姐姐说了，我们家很穷的，我姐姐14岁时帮人带孩子，一个月赚20元，我也从12岁开始帮人带孩子，和姐姐一同赚钱养家。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5）
我来深圳打工，认识的那些男人，嘴上说想找我做女朋友，但一个个都像狼一样，狠不得扑上身来，和我干那个。我很难接受，觉得好多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事，都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姐是1991年来深圳的，我晚她4年，1995年出来打工。当时广东新会市招工，我进了新会市一家私人制衣厂，是个黑店，每天只给我们20多元工钱，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人累得快断气了！偷偷写了信给姐姐。当姐姐从深圳赶来救我时，我一看到她，就哭了。那时，姐姐也很艰难，她患妇科病刚刚出院。离开新会，我和姐姐住在一起，白天出门拼命找工作。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楼的招工启事，按照地址找到宝安的福涌镇上。老板是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仔，他带着我穿大街走小巷，走了很远。我一路上在嘀咕，酒楼那么远吗？
他将摩托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告诉我，这家商店也是他的，要我进去帮他收拾一下。你要在人家手里讨碗饭吃，人家要你帮忙你能不去吗？我随他走进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食杂店，他突然转身紧紧抱住我。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坏了，用脚死死地踩住他的脚，刚刚挣脱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他敢靠拢我，要过来，我肯定要戳过去的。四川妹子这么刚烈的性格，把他吓坏了，不得不跑出门去。
这以后，我又去下沙一家工厂打工。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我受不了这种污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天哪，他是老板的亲戚啊！维护尊严的代价是我再一次滚蛋。我觉得，男人对我，都是有企图的。我不知道，现在男人怎么变得这样贼心贼胆贱骨头啊！
1996年下半年，我不想再去那些烂地方打工，就在一间设在皇岗口岸附近的发廊当洗头妹。在发廊里，我觉得，很少有男人的目光像剥光我衣服那样停留在我身上，因为发廊里漂亮小姐太多了，她们一个个巴不得男人的眼光停在她们身上。她们一招一式总想勾引那些来洗头的男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港客。
当然，也有许多男人给我留电话，约我喝茶，我从未出去过。每次收到他们的名片，我
随即塞到包里去。我是不想卖肉的。1996年腊月二十九上午，我打辆摩托车准备赶到发廊上晚班。为了在年前多赚几个钱，我没打算回家过春节。不料，摩托车仔不小心，和一辆的士撞了车，我头被撞破了，流了一地的血，被路人送到医院。
下午我醒过来时，头上给缝了十多针。医院说要我交1000元费用。我吓死了。姐姐在年前赶回四川过年去了，我找谁要钱呢？举目无亲，谁会来救我？我翻出包里的港人名片，给他们电话，打了一大通电话，只有一个港佬来给我交钱。他已经51岁了，虽然是个货柜车司机，但穿戴时髦，整齐干净，与大部分司机不太一样，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他帮我办理好了一切出院手续，然后，打了一辆的士，送我回到和姐姐租住的房子里。临走的时候，他略一停顿，将一叠人民币塞在我的手里，还叮嘱我定时去医院检查。等他走了，我数了数，他给了我1000元钱！
那一年除夕，孤零零的一个人，捧着他的钱，想起他对我的好处，心中除了感激，还是
感激。好人哪！什么时候再能看见他，我一定好好地对他说声：多谢！
阿银再次遇见那个救助她的香港佬时，已经是那年的元
宵节之后。那天，有个发廊妹在西餐厅请阿银吃饭，当她走进大堂时，只觉得眼睛一亮：原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的那颗生命中的星辰，此刻，正和一大帮子人也在西餐厅吃饭。直到这时，她才晓得他叫阿原。
萍水相逢，偶然间阿原看见她也很高兴，客气地请她坐一块吃点东西。阿原和朋友临走前，还特意绕到她的餐桌旁告诉她，他们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希望她饭后也去坐坐，大家聊一聊。在那里，阿原请她喝咖啡，还让店家播放了一首麦当娜的《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阿银第一次听到这首好听的英文歌，心情有些荡漾，偷偷地瞥了他一眼，阿原竟然有点害羞。其实，阿银的脸红得更加厉害。
两人聊到下午2时30分，阿银不得不去发廊上班。凌晨2时后，阿原来接阿银下班，两人去罗湖区海鲜街吃海鲜。她胃口好，心情更好，一直吃到4点钟，阿原又一次掏出1000元给阿银。阿银坚辞不受，阿原说：“记得看医生哦！年轻轻的女仔，要懂得保养自己。”
出门一年多，除了姐姐之外，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阿银当时眼眶就红了。
说起自己的生活，阿银很满足：
“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现在租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140
0元，水电费300多元。他每个月一般给我5000至6000元。他是那种直率的人，有什么就说，从不吞吞吐吐。多收了钱，就多给我，少收就少给。有时，他没钱给，还从我这里拿钱用嘞！
我跟他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他一直劝我学点什么东西。最早时，他买过一部电子
琴给我，要100元一堂课，我嫌贵不愿去，结果他以为我不愿意学电子琴，就自作主张又买了一台钢琴给我，我一直觉得太贵了。但是，钢琴买回来了，花那么大的价钱，我不认真学行吗？
他打算给我买台电脑，让我学习打字，上网。他是个负责的男人，总想替我规划好未来。他在那边是有妻儿的，他越替我规划未来，我越想到他可能会走，为了走得放心才这样安排我的后半生。未来究竟怎么样？谁又能知道呢？
假如有一天，他像我姐姐的老公那样消失了，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的。我和他在一起，
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有句话叫不期望天长地久，但愿一朝拥有吗？这段日子，我是幸福的，我永远感激他。他要走的话，肯定有自己的苦衷，而我会继续我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不想开一点，怎么办呢？”
女记者相亲见“老爸”
这是新型移民城市特有的现象：进入2月以来，回内地老家过年的游子一拨拨回到深圳，回到暂时栖身之地。村内的主干街道上，一扫春节前的寂寥与清冷，开始晃动着越来越多的青春鲜亮的女孩子身影。不远处，落马州过境大桥上，一辆又一辆货柜车穿梭往来于深圳与香港两地。
2月9日，在麻将馆认识的同乡阿春来找我，她准备给我介绍一个香港人。这以前，阿婷“老公”要帮我找一个香港男人的话，还没来得及兑现。我决定按阿春的安排先去“相亲”
。阿春认为，一个内地女仔“嫁”给香港人一般只有两种形式：自由“恋爱”和经人介绍。自由“恋爱”指自己在打工过程中，或是在坐台的过程中结识港人，尔后或主动进攻或被动接受。经人介绍则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同事介绍，阿春就是西餐厅女同事给介绍的；另一种是同乡牵线，一个女孩子“嫁”给香港人，再将家乡的同乡或邻居女孩介绍给这个香港人的同事或朋友。这种经过同乡牵线而成功的“婚姻”在村内占的比例最大。2月10日上午10点半，阿春带我去一家西餐厅。我和阿春刚走进西餐厅，阿春老公就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他身旁有一位香港人，是“老爸”（广东话叫“老痘”）级的人物，满脸爬满微微细细的皱纹。头发倒是十分茂盛，因为是临时染过，在发茬处有明显的半寸长的灰麻色白发。
相互寒暄后，阿春有意拉着老公上街玩，剩下我和“老爸”一同饮茶。
“你系边度人？”“老爸”问。揣摩他那张一说话就满嘴皱纹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