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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电车公司一直是老大难的企业。
也许他的履历很简单，一张白纸，没有包袱。他出生在沈阳市郊，父母都不显贵，像那个年代的青年们一样，1968年下乡，1969年当兵，1974年转业回到沈阳，到公用局系统开车，从最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来，后来当了汽车三厂的副厂长；也许他年轻气盛、不安现状，想干事业，1978年他考入辽宁大学经济系，专攻企业管理，1982年毕业时，他是带着毕业论文《城市公共交通联合化的探讨———关于组建沈阳市客运总公司的建议》，到沈阳市公用局报到的。他被分配到企业整顿办公室工作，不久，任局运营处副处长。
因此，无论是基层的实践经验，还是文化理论、专业知识，夏任凡都具备了条件，可以胜任公司领导重任。
他更可贵的是有年轻人那不因循守旧、勇于改革的锐气。当时许多记者与他探讨对改革的认识时，他经常不用准备，张口就来，出语惊人：“有人认为，改革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整几个人儿、立几条规矩儿、分几个钱儿，三板斧是要砍的，不砍就没有办法杀出一条血路。但那只不过是整顿经济秩序。而改革是全面恢复经济规律的本来面目，是彻底解放生产力。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企业现代化管理迈进，那就是从提高企业素质入手，一步一步，把企业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当时确实是震撼人心，令人耳目一新、久久难忘。
夏任凡主持电车公司工作后，确实大刀阔斧、勇于开拓。他与公司领导班子一道，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力推行包括工资制度、干部制度、领导体制、经营方式、机构设施、医疗制度等6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并取得了实效。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当时，沈阳市电车公司与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相比，三项经济指标顺位前移，分别居第一、第二、第三位。作为国家允许亏损，并给予补贴的企业，这是令人不敢想的。尤其令人不敢想的是，1984年电车公司还赢利164万元。
夏任凡不凡的改革业绩，在这个被新闻单位极为关注的城市里，在大大小小新闻单位的轮番轰炸下，他顶着改革的硝烟出名了。
1984年金秋10月，当北方的高粱晒米、苹果红脸的时候，夏任凡作为共青团中央推荐的8省市14名改革青年积极分子，光荣地赴京介绍经验，并受到了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
过去，沈阳市电车公司这个老企业，一直被视为扶不起的“阿斗”，“老大难”的单位。短短的一年内，电车公司不仅得到省、市以上领导部门奖授的各种奖状、锦旗51件，而且企业领导人也被请到北京，请到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介绍经验，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大喜事。
在北京期间，由于夏任凡在这14名青年积极分子中，不惧场面，敢于发表观点，备受大学生的青睐。许多大学争抢着邀请他去作关于企业改革的演讲。他在北大作报告时，正处于改革之初，大学生们迫切需要了解改革的走向、了解改革的实践，尤其想通过这些崭露头角的青年改革者，了解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实情况。由于他观点新颖，讲话不断被师生们热烈的掌声打断。一时间，夏任凡的演讲洛阳纸贵，他成了香饽饽，被一些高校争来争去。
因此，他每场讲完之后，大学生们还不依不饶，一个接一个地往台上递纸条，提出各式各样
的问题，夏任凡显得颇有大将风度，来者不拒、侃侃而谈、从容不迫、对答如流，不时引发
一阵阵笑声。
他的不凡表现，预示着夏任凡作为一颗新星，已经在改革大潮中冉冉升起了。
流星燃烧，画出一道“迷人”光彩当夏任凡名声大振，红透京城之时，实际上，在这之前，换句话说从他上台那天起，他的麻烦与问题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他红的时候，那些揭发他问题的上访信更显眼。而那时中共沈阳市委不得不派出调查组，着手对他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微妙的态度”，并没有影响1985年1月，夏任凡作为全国百名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再一次进京参加表彰大会；还因为市企业整顿办公室和交通局组成的班子，在电车公司“六好企业咨询诊断”评语中，肯定了电车公司领导人是（群众）期望的领导者。
然而，时间到了1985年4月，短短的三个月后，市交通局党委又派出了整党联络组，进驻电车公司，再一次对夏任凡进行调查，并发动干部、群众对他进行评议。伴随着评议的问题越来越多，4个月后，夏任凡被免去经理职务。
当然，对于夏任凡这样一个有影响的青年改革家，这样一个牵扯到改革的敏感人物，撤销他的职务决不仅仅是市交通局的意见，那是必须经过市委同意的。市委同意撤销他的职务，当然也不是相信了一些匿名信的望风捕影，一些老干部的愤怒叫骂，更不是因为群众反映他爱“吹牛”、“大胆”这些鸡毛蒜皮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夏任凡确实存在着当时认为思想作风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有根有据、比较具体的。
夏任凡作为电车公司党政一把手经理兼党委书记，作为团中央树立起来的青年改革典型，作为一个众目睽睽、名噪华夏的青年改革家被免去职务了。这无疑又一次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当时能摆到桌面上、能构成问题的，不过是三条“事出有因”的罪状。“私涨”一级工资；“公款”购一身西服；带着老婆游山玩水等问题。进而又被查出了违背中央有关政策、违背财经纪律的问题。
头一条罪状，夏任凡为自己私涨一级工资：起因是电车公司1984年下半年对传统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取消了公司副科级以上干部奖金，实行职务浮动工资或职务补贴的结构性职能工资制。经过上级批准，沈电发〔1984〕二十九号文件规定，职务工资的标准是：
“正、副科长按17～19级干部标准；党委书记、副书记，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按14～16级标准。”
这样夏任凡按规定选择了中间，拿了124元，相当于15级工资标准。
1984年7月，他外出开会，办公室的同志考虑到他是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文件又有14级的说法，以及又掺杂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想法，便又给他上浮了一级工资。这样他每月可拿138元，相当于14级干部工资，仍然没有超出文件规定的标准。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2）
夏任凡回来后，不够重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默许了这次浮动工资。事实上他只领了两个月工资，充其量也不过十几元钱，而且，当他一听到群众有些风声，立即拿掉了这级工资，并在党政联席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第二条罪状是“衣服风波”。起因是为了提高电车公司服务小姐们的自信心，夏任凡曾在大会上向全体职工宣布：我们电车公司的场服，一定要比“空中小姐”的漂亮。对此，职工们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但是正当他们积极张罗之时，国家下发了“禁止动用公款乱发服装”的文件。夏任凡心里并不愿意停下，失信于民。但作为一个党员，他还是执行了国家的决定，在全公司停止了做服装。此时基层有三个单位已经定做了羽绒服，他便默许了此事，并要求合理收费。这样，1492件羽绒服便成为他违背中央政策的主要依据。无独有偶，不久，他要到北京参加“十大青年改革家”大会，他身边的人说，夏经理到北京去开会，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公司的光荣，作为一个改革者，我们的经理不能显得太寒酸了，要穿得有点时代气息。在大家的一片呼喊声中，夏任凡才买了一套能体现“时代气息”的西服。现在这个小插曲听起来挺感人的，也不足为奇，因为连打工仔也穿西服。可在色彩单调、国服中山装一统天下时，你敢穿西服，无疑像早春开的“梅花”，很“扎眼”。也招惹来许多关注的目光。而用几百元去买“行头”，也不该是他这个工薪族干部可以承受的。后来，这笔钱便以文艺队演出服之名，在财务报销了。这还了得？使人们气愤的倒不是公款买西服，而是一个堂堂的改革者弄虚作假、中饱私囊！第三罪状是夏任凡借公差之机，带着老婆游山玩水。夏任凡对这件事的解释是：1985年7月，我要乘轿车到长春市
出差，当时我爱人的母亲刚刚去世，心情非常不好，当她听说我到长春出差，非要跟着去看姑母。我是年轻干部，考虑到别人会议论，心里犹豫不决。可是最后还是架不住老婆的哀怨目光，把她带去了。对于夏任凡的这番解释，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情与谅解，但是那些被他改革措施改掉与触怒的人，这岂不成了否定与攻击他的口实？
还有关于他违背财经纪律的问题，记者也作了深入调查。那是他下属的服务公司经理到广东出差，在与广州某单位洽谈业务时，买了一些香烟，并招待了一顿冷餐，花去人民币228元。回到沈阳后，夏任凡大笔一挥，这笔开支在服务公司报销了。现在看来一级工资、一件西服、一次借光旅游，是微乎其微、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用这些东西攻击人有点“高射炮打蚊子”———荒唐可笑。但是不要忘记改革初期，老百姓的观念还停留在“理想的社会主义王国”里，他们眼睛里掺不得一点沙子，尤其是对于夏任凡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名职工的大型企业领导者、红极一时的年轻新闻人物，希望他完美无缺，自然要求比较苛刻。
于是，在市委、市交通局调查组、整党联络小组多次进出电车公司的调查中；在发动干部、群众反复的评议声中；在上级扣压下写夏任凡的新闻与报告文学的态度中，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上级领导对夏任凡的态度。1985年8月，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改革舞台上，只表现两年的夏任凡被免职了，夏任凡下台了。
痛定思痛、舆论救了夏任凡。
夏任凡下台了，这使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终于有了一个结局。那无止无休的争议，似乎也该寿终正寝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虽然像一颗流星，但在中国改革的天空上，却留下了一道耀眼迷人的光彩。围绕他的争论没有停止，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非功过问题了。他反倒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潭水，荡起了一圈又一圈巨大的涟漪。
那些日子，记者只要来到电车公司，无论走到哪个下属单位，都会被工人围住，工人们旗帜鲜明地为他抱打不平：
“老夏这个人胆大，人家叫他’夏大胆’，不胆大行么？不胆大能打破大锅饭么？能按本事多劳多得么？再说了，艺高人胆大，我就赞赏他。”
“咱工人和他没有多少接触，但他搞改革，国家得好处，企业得发展，工人得实惠，我们都投赞成票，要不，每次他开会，礼堂都坐得满满的。”
“哎呀，什么犯错误，咱工人不明白？还不是咱们搞好了，别人瞅着眼红，犯红眼病呗！过去咱们不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