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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一直没见过罗民的样子。今年三月，我听人说，他来接父亲上北京玩。我想请他喝茶，可他来去匆匆。后来，我听说，罗民是回来找他女儿的。罗民在家乡念高中时就结婚了。家中没劳力，父母就给他娶了一个媳妇来帮家里做工，生下一个女儿。罗民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后，家人就对那女人不太好了。媳妇很有自知之明，带着孩子悄悄走了。有人说她是被人拐卖了。我估计不大可能。我感谢罗民，但希望罗民找不到她们母女俩。如果找到了也不要把女儿带走，留下一点钱就好了，把孩子留下，让那个母亲的生命有个依托。这个可怜的女子当初嫁来时，应该想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天的，但为了那点所谓的爱——她与罗民是青梅竹马的玩伴，仍嫁过来，帮他们家做了几年长工。现在罗民远走高飞了，她却无容身之地。
茫茫宇宙，由矛盾构筑。我头脑是如此简单，根本难以做出判断，无法理解那些不透明的几何体，无法理解那些情感高尚，行为卑鄙的人——他们能一边把修筑堤坝的钱塞入腰包，一边为因洪水泛滥失家园的乡民哀叹，还匿名捐助失学儿童。
我是普通人，普通人一般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生活准则都来自于书本与社会，活得相对粗糙而简单。书本告诉我，烧杀掠抢损人利己是恶，助弱济困救死扶伤是善。可为何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我在与你写信，电视里的早间新闻在播放新闻：印尼发生强烈地震死亡3700多人；山西大同市左云县发生特大煤矿透水事故……井下被困十天的57名矿工仍生死不明。十天，十天了啊，还有希望生还吗？
除了哭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所有挖矿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不是不知道挖矿危险。每年发生那么多的矿难，死那么多人，但他们还是睁着眼跳黄河。为了生活，他们豁出命。看看那些黑心矿主和工人们订的合同，一份随意写在稿纸上的“采煤承包合同书”。“乙方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任何人员、牲畜、车辆运输……等一切事故，伤亡全部由乙方负责承担，甲方不担负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黑心矿主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藐视生命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不要说给矿工配备防护用品、自救器，连矿灯也是矿工自己购置、自己充电。
这是好多拥着千万身家开着法拉利跑车的矿老板们洗不脱的原罪。
我一个堂弟，去年幸运地考上了省师范大学，在坐班车去学校报到的路上发生车祸，不幸夭折。车上死了四人。其中三名是单位上的干部。他们的家属最后各领到四万元赔偿金。我在家里种田的堂叔只拿到一万块。这说明什么？说明农民的命比干部的贱！
我一直在喋喋不休。你看烦了吗？
我的灵魂，我的信仰。你让我耸起肩胛，走进了内心的惊涛骇浪。
我是农民的孩子。你也是。我知道你能理解我。理解我的愚蠢、浅陋、自私与虚荣。你的目光早已洞悉人性的幽微处。你写的大都是人们不敢写的或没有勇气面对的，你在人们熟视无睹处揭示了恒古不变的真理，你于平淡的生活中发现那惊心动魄的美。你就像天上的神。
我只能向你诉说，许多话都是我无法对身边人提及的，哪怕是我爱的夫君——如果有来生，我只做他的情人，这样我就不用去他的家了，不用面对他那些讨厌的弟妹，让婚姻见鬼去吧。
在很多个夜里，我常梦见自己站在悬崖绝壁之缘，脚下是万丈深渊，感觉非常恐怖。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县里的盘山公路。山高得可怕。离天三尺三。可能是因为我窘困的生活，没有希望，没有明天，只有无休止的挣扎，在各种漩涡中挣扎。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医生，有朝一日穿着白大褂，穿梭于病房之间，救死扶伤，为那些像我父母一样穷苦的人治病。高考那年，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填了好多医科大学，还来了个不服从分配，但分数都没上本科线，名落孙山，被全家人大骂一场，我也悔恨不已。之后父母决定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二年，我从最冷门的农学院填起，结果很快被录取了，而分数低于我的同学上了医学院，因为他是第一志愿。拿到通知书时，我心中不知是悲是喜，但家里人高兴了，毕竟是大学啊，而且我是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全县排名第九，理科女子第一。那时上大学不用多少钱。如果换到九十年代，我绝对上不了大学，考上了也上不起，因为收费那么高。想想自己也还是幸运。
现在，我是一个基层林业工作者。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十多年来，一直在林业技术站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1996年获工程师职务资格，1999年任技术站副站长。干林业这一行必须能吃苦耐劳，工作得上山，不上山就无法得到真实的情况。作为女性，从事林业技术工作，又有许多不便。
1998年，我在某林场搞绿化达标调查，走迷了路，大片大片的绿在眼前身后跳来跳去，跳得阴风惨惨，骨头都冷掉了。四下荒无人烟，听得见自己的心跳。这心脏随着渐渐落下去的夜色，越跳越急，像要从嘴里跳出来。嘴里发干。身体被巨大的恐惧拎在半空中。鸟从林子里飞出，嘎嘎叫着，翅膀是黑色的。我那时脑袋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它们是不是来给我送葬的？
跌跌撞撞地往山下爬，还不断地翻跟头，翻成泥猴儿。等到了山脚，天完全黑了，听着潺潺水声，沿着小溪摸索前进，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看见一束灯光，以为是上帝的光，连滚带爬过去，敲响门，说清来意，人家打开门。是一户瑶族，里面只有四个光棍男人，就鼓不起勇气提出借宿的要求。他们就是把我吃了，也没人知道。在这样的深山老林中，更多的是苦难、贫穷，甚至是残忍的愚昧。我退出去，在这户人家屋后蹲了一晚。我当时的衣裤全破了，手足间还有鲜血渗出。心里那个害怕，不是我笨拙的文字所能形容，恨不得第二天就回家去种田，再也不干这劳什子的林业。睁着眼睛熬到天亮，又冷又饿，还好，什么事也没有。回到家里，大病一场。
可以这样说，我有较强的敬业精神、责任心和责任感。从不和领导摆困难、讲条件。总是埋头苦干，踏踏实实。我想自己算一个诚实正直、心地善良的人。我有较好的文化基础，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具有十多年的林业工作实践，熟悉业务，能熟练掌握有关林业调查及规划设计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步骤。文字表达能力还算出色。也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可我以及像我这样的人又得到了什么？
2003年，改革说来就来，说要竟聘上岗。林业局是第一个试点单位。那时，我在搞退耕还林的各种材料、森林卫星遥撼调查、生态公益林试点调查……工作一堆接着一堆压下来，技术站的同志忙得都喘不过气。我们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竟聘材料，每天忧心如焚。
竞聘前，局长给大家吃定心丸，说，你们技术站不要慌，安心工作，无论竞得上与否，你们都不会被放到乡下去的。
话说得那么硬，我们坚信无比，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懵了。
技术站有四个人打发到乡下。此外，局里不擅于搞人际关系的几个人，包括局里的高工，还被竞到编制外面。取而代之是后勤的那批扫地的、送报纸的。他们不是某领导的七大姨，就是另一领导的八大姑。局大院炸了锅，有人破口大骂，有人哭哭啼啼……有人自杀了。服毒，是财务室的小刘，但没有死，被救起来了。因为是我和一个同事救了她，我们也因此成了局长的敌人。不久，组织部转来了一封著名为“林业局职工”的匿名信。这封信真实而准确地把竞聘的整个过程描绘出来，并陈述了种种不公正的结果，写得很诚恳、很沉重，也很悲伤。好多人都落泪了。
几天后，分管林业的副县长来了，组织部的部长也来了。副县长第一个发言，他讲了一个邻人偷斧的典故。大家都莫名其妙，他是在告诉我们不要乱怀疑。这话对局长说还差不多。因为他现在正在怀疑很多人，他不知道是谁给组织部写了这封信。或许副县长是在敲山震虎。
接着局长当着全体职工和县领导的面，开始念起那封信。每念完一段他就停下来问大家一句“是这样的吗？”会场里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念到最后，局长沉痛地说，“同志们啊，大家为什么不说话呢？有问题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啊。不要有事就给上级写信啊。你看看，现在不都拿回来了吗？这是程序啊。不过在这里，在县领导面前，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不论是谁写了这封信，我都不会追究他，不会打击报复的……”
这人真是无耻！
然后组织部长拿出省人事改革的文件给大家念，再滔滔不绝地讲起人事改革的重要性，好像今天开会的目的是在动员全体职工搞竞聘。他是在逃避问题。这个荒唐的部长，群众给你写举报信，你收到材料不进行调查，却把材料直接交给被告，让他以此来向群众兴师问罪，还好意思在这大谈改革的重要性！
很快，第一张小字报贴满县城的大街小巷。全城沸腾。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小字报的内容说的是局办公室的许主任。竞聘上岗的所有方案都是他一手操作的。还有许主任的情人，一个不学无术、无所事事却极端傲慢不可一世的女人。公安局来了人。林业局所有的人都被传去问话。最后有四个怀疑对象被抓起来了，被审讯了四天，不给睡觉，其中有人还被抄了家。那些要被下岗的人和即将被放到乡下的人被忽略了。县里从上到下都在找出这位匿名信的作者与那位贴小字报的人。也许他们是同一个人。
十多天后，第二张小字报又出来了，这一回揭发的是局长。县城再次爆炸。人们争相传阅。林业局绝大多数职工都轮流被公安局、检察院、组织部和局长传去问话，一次，两次，三次……一片恐怖。省法制报的记者来了，但大门在他们面前严严实实地闭上，并有专人盯梢。每名职工都被反复交待，不得与他们接触，若有违反规定者，一律开除。
官司打了近一年，最后不了了之。我的技术站副站长一职也被一位领导的亲戚所取代。
那个自杀的小刘最后被放到乡下某林站。这是幸运的。局长是想置她于死地。她在财务室上班，手上有他们的把柄。她进了三次牢房。她老家在隔壁县，和老公是同班同学。她家公以前是林业局的老秘书，所以她改行从邻县中学调进林业局，先在林政办，后调到财务室，都是好部门。她是个很和蔼很有礼貌之人，在财务收取“两金”，无论上下班，无论节假日，也不论是晚上，只要有老板来开票，她都热忱服务，工作尽职尽责。
可是小刘命不好。在竞聘前的四个月，她一个人深夜在办公室看书。木材公司的一个职工闯进屋调戏她。因为都是天天见面之人，她不敢喊，与他扭打。当时她老公看到她十二点还没回家，又看到办公室的灯是亮的，下来找她，走到办公室时听到里面有响动，一脚把门踢开。那男人这才松手，连连说对不起，跑回家把门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