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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上帝对这个烂仔也是太残忍了，他再坏，充其量不过是败家仔。他回来后，跑到县医院做检查，拿到化验单一看，说是癌症晚期。他崩溃了，不敢对我们说，跑到小酒馆喝酒，喝得颠三倒四，拿了把匕首去找曾经在看守所打过他的公安。他哪里是膀阔腰圆的公安的对手？被人家一记擒拿拧断手臂，逮起来。我们跑过去问他咋要做这样的傻事。他就哭，说，反正自己没几天好活了。我们不相信，他拿出那张化验单。我接过单子。字迹龙飞凤舞，一个癌字我是认识的，可得癌的人多半是上了年纪的人，建国才二十二岁呀。我疑疑惑惑地把单子拿到医院一问，才知道是医生填错单子。就这样，建国被判了七年。
你，我的生命之树，我心灵之树，我的梦中之树。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真是活腻了，真是想死，真是不想坚持了。我不是女强人，我是个脆弱的女人。我不断地阅读你的作品，反来覆去读，从中汲取活下去的勇气与力量。若没有你陪伴我，我可能早完蛋了，自我结束了。我在你书中哭，在你书中笑，被你的柔情打动，被你的深刻惊醒，被你绝望的坚持到底的态度感动。我在向你诉说我的命运。你愿意听吗？你如果觉得烦，就把这封信删掉。可我现在仍然忍不住想说，要说。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憎恨自己。
我父亲以前做过队长，因为贫农出身，解放前在地主家做长工，后来又参加红军，又打过日本，根正苗红。小时候我参加过几次村里的忆苦思甜大会，吃过那些没放盐煮的野菜，还听我大伯娘声泪俱下地在大会上讲旧社会的苦难历史和新社会的幸福，看着父亲领着大家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父亲在文革时保了不少人。上面下来的人叫他揭发，被揭发有罪的人要被打死。父亲一口咬定他们无罪。不久，父亲因为阶级立场不坚定，被撤消队长职务。一队队的红卫兵拿着小红旗从我家门前经过，一路高呼着打倒我爸的口号。父亲只是叹气。
这些年，曾经受过我爸恩惠的人，有的发达了，有的做了村干，常常欺负我们家，甚至扣押县里发下来的救济物资。我二哥找他们算帐，说从前我爸救了你爸的命，现在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我们家了。他们呷着酒也不理。
一个叫吴强仁的，他家是富农。不知他偷了队里的什么东西，结果被抓起来批斗会。村里好多男人都参加了。女人们在外面从窗户看，吴强仁的两个女儿也在外面看。吴强仁一个劲地喊冤，接着被打倒在地，像一个皮球一样被大家踢来踢去。众人还不断地高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吴强仁不老实交待，我们坚决斗争他！”打昏之后，几个人把他拖出来，拖下台阶，拖到河边，在人们平常洗菜舀水的地方，扔下去。吴强仁的两个女儿始终站在那里呜呜地痛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时我父亲已经不是队长，没人听他的。但看着不忍，偷偷把吴强仁捞起来，看见他口鼻前还有一口热气，没敢惊动别人，摸黑背到村后的山洞，藏起来，送饭送菜，救下他一条命。可就是这样的活命之恩，吴强仁也忘掉了。他后来做木头生意发了财，成了我们村最有钱的人，还盖起三层楼。我家火灾那年，我妈跑去向他借点钱，他说手头紧，周转不过来。气得我父亲直骂自己瞎了眼。
还有一个寡妇。当年她老公得传染病死的时候，亲戚没一个人敢靠近。我父亲和另一个人从医院把尸体抬回来，抬进棺材。在生活中也是颇多照应。可有一次，我二姐偷了队里几根玉米棒，被她揭发了。这个烂女人，自己偷那么多次，人家看她可怜不揭发她，她倒揭发起别人。害得我二姐吃断肠草，幸好被人救下。
不提外人。
我大姐夫是文革时来到我家做上门女婿的，因为我家这块贫农的牌子，才得以活命。他家是地主出身，祖上有人考中过进士。他爸爸在反右的时候被抓去坐牢，文革时死在监狱里，到底是病死还是被打死，至今还是一团谜。二十多年来他们一直未能找到他的尸骨，只得在家中立一块牌位。姐夫的二哥被造反派抓着了，被押到山洞，用麻绳吊起来拷打，打死后丢在山洞，后来家里四处寻访，访出结果，捡回尸骨。
大姐夫不会种田，却学会一门砌石的手艺，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小工头，还挺有钱的。可我大姐死后，他也懒得理我们，又另娶了老婆，还在县里放出风声，冤枉大姐把他赚来的钱都贴补娘家了，直至他逐渐衰败后，才又搭下脸与我们说话。大姐夫的几个孩子都不成材。老大高中没考上，托关系当了兵，复员后在县里跑短途客运，却迷上足彩，一年到头赌足球，结果欠下七万元的赌债，去年差点给人杀了。大姐夫老泪纵横，跪在地上，央求我救他，我到处找朋友借了两万元才救了他的命。
这样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越说越寒心。
夫君与我是大学同学。我结婚得早。我第一次上门时，婆婆就这样对我说，到国庆节，你们来家里办喜酒好吗？不要让你的爸爸妈妈知道。
婆婆是不想出一分钱彩礼。我气得半死。我知道，所谓“彩礼”，就是男性对女性这种财产的购买，是男家为了补偿女家抚养女儿而给女方的象征性经济补偿。但衍变至今，它已包涵了更多的社会意义。一个不要彩礼嫁女儿的人家是要被人看不起的。而他们家又不是拿不出这点钱，地有二十几亩，一年还可养十几头猪、四五十只鸡，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事实上，在我与夫君结婚后，他们还花了一万多元钱起房子——这在当时每月二百元工资的我看来，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夫君安慰我，说，日子是我们俩的日子。而我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得开明大度。父亲说，我们是穷人，没有什么给女儿，提那些做甚？人家不嫌弃要我们的女儿也就行了。
我与夫君结婚，婆婆最后给了五百块钱。我对夫君说，“回家叫你爸妈杀头猪，拿去拜拜我那些叔伯婶娘吧，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侄女结婚了。”夫君说那是当然的事。我这个笨猪等来等去，也没见肉来，最后自己只得上街买肉。
人啊，真是命好才好。如果命不好，人再好也没有什么好结果。我这样的父母却得了这样的亲家。公婆的吝啬一点也不比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逊色。婚后，我夫君和朋友合伙做一回林木种子生意，结果败了，本钱是借家里面的一千元。公公几次写信来叫我夫君还钱。夫君找不到钱，叫我到单位上去借。我几乎要哭了。我夫君还是不是他儿子？
我生儿子那一年，婆婆来侍候我坐月子。坐月子是要吃鸡的。夫君心疼我。他经常要到乡下出差，早出晚归，便买来了十几只鸡，吩咐他母亲一天杀一只。婆婆倒是每天都杀了，可每天都要拣出几块最好的鸡肉，留给她在县城中学读的两个女儿。我都没法启齿对夫君提及此事。摊上这样爱女儿不疼媳妇的婆婆只能无话可说。我对婆家本来也不抱什么指望。我娘家受火灾那年，我妈走南走北去向亲戚讨米，只有这个亲家一粒也没给，尽管他们家有很多的玉米，但要留来养他们的猪。更难过的是，那一年，公公还写信给我夫君，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兄弟姐妹四个，每年都要各给我和你妈三百元做养老费。天啊，这个老头是怕我把他儿子的钱都拿回家去起房子了，所以来这么一招。夫君是家中的老大，两个妹妹都住在我家读书，不交伙食费，还有一个更小点的弟弟在村小念书。他们从哪里能找得出钱？想想都啼笑皆非。
我和夫君发气，三年也不去婆家。后来他们村上的人来对我说，你家婆哭得眼睛肿了，你今年回去看看她吧。我心一软，又去了。结果大年三十晚，夫君发烧了。我婆婆就说，这是因为你三十晚总不在家烧香，祖宗对你有意见。
我听到这话难过死了。
从那以后，我娘家有什么困难我几乎不和夫君说，没钱也不问他，宁可和朋友借。夫君的亲戚也都与我娘家的兄弟姐妹一样，个个变着法子吸他的血。夫君与我的性格差不多，不是一路人，不在屋檐下。每天为了应付那些来借钱的来找饭吃的来医病的没完没了的亲戚，我们俩是竭尽了心力。可这样反而惯出毛病。我大哥患有严重的痣疮，每年大流血两次，最少要花600百元，有一年住院输血花了近3000元。我送他到医院治疗，因为没有钱，只能在门诊要药打针，晚上回我家睡。我家住六楼，我背他上楼。我都感觉要累死了。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一天我可能会比他们先死的。他们虽然有病，但他们哪里体会得到服侍病人的累？大哥虽然命不好，但比我幸福，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死。
前天，我大哥问我，小妹，你几时退休啊？我说还有十七八年呢。他就说以后你退休了，我就去跟你住。我听了这话差点晕倒。我说，那时我老了，哪背得动你上六楼？他说我能上的，我可以扶着栏杆慢慢上。他们都想要我服侍他们到老，可是有谁知道我的感受？我高中的校长，夫人得了脑血栓。他退休后一直在家侍候老婆，端屎端尿。但六年之后，校长却先倒在他夫人的床前再也没有起来。他有几个儿子，有几个媳妇，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不能来照顾老人。校长死后不到几个月，他夫人跟着走了。没有人能像校长一样侍候她。
人是复杂的，是球体、圆锥体、圆柱体、不透明的正六面体。这是你说的。我明白。
我在国家某林业刊物发表论文时，认识一位编辑老乡，叫罗民，家里很穷很苦。我曾经去那个村搞扶贫。房子矮矮小小，破破烂烂，摇摇欲坠，且建在高高的石山之上，走的都是羊肠小道，让人感觉头昏。
我很感激罗民。我的同事在省级林业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要交版面费300元，审稿费100元，还要请有关人员吃饭。我一个在大学当老师的同学，在某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一篇要3000元。有的刊物甚至要1万元。相比之下我太幸运了，因为罗民的帮助，我得以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连续发表几篇论文，没花一分钱，还得了稿费。
但我一直没见过罗民的样子。今年三月，我听人说，他来接父亲上北京玩。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