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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是不应该在我父亲面前讲出来的，他从来容不得别人的意见，他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不能商量也不能反驳。
第二天早上，带卡比遛过步，给它吃饱喝足、相信它什么也不缺之后，我亲手把它挂在要它看守的车子的车轴上；然后，我就和马西亚奔向赛马场。
我们一到那里就开始演奏，一刻不停地一直演奏到晚上。我的手指尖都疼得好象有千万根针在往里面扎一样；马西亚吹短号吹到后来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尽管如此，还得一直演奏下去。看到博勃和他的伙伴们的演出劲头还很足，丝毫没有松劲厌倦的样子，我们也就只好和他们一样豁出命去干了。到了晚上，我以为总该歇息了；不，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帐篷又来到了一个大木板棚的下面；技巧表演和音乐演奏又重新开始，而且表演得更激烈因而演奏得也只好更兴奋。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半夜才停止。如果说我当时还能用我的竖琴奏出一点声音来的话，那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演奏的是些什么，而马西亚也当然不比我好多少。博勃曾宣布“这是最后一个节目”不下二十次，我们重新表演也不下二十次。
如果说我们是累了，那比我们付出了更多气力的博勃他们就完全筋疲力竭了，因而他们在表演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当场失手的尴尬场面，其中最不幸的一次，是那根供他们表演用的大木杆在倒下的时候正好打在马西亚的脚上，以致马西亚当时疼得尖叫了起来；我以为他的脚骨一定被压碎了，幸亏还好，伤得不算重，只是受了挫伤，皮肉绽开了，骨头并没有砸断，不过马西亚已经不能走动了。
于是决定把马西亚留在博勃的车里过夜，我一个人回大橡树客店去。难道我不应该回去看一看德里斯科尔一家，了解一下他们第二天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吗？
“你别去，”马西亚一连对我说了好几遍，“我们明天一起回去。”
“明天回去是不是太晚了呢？我们回去了一个人也找不到怎么办呢？”
“那更好，那样我们就自由了。”
“我要是想离开德里斯科尔一家，也不该这样离开；再说，你以为他们不会很快就重新找到我们吗？凭你这两条腿，你能跑到哪儿去呢？”
“那好吧，如果你要去，我们明天去！但今天晚上别去，我害怕。”
“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为你担心。”
“让我走吧，我向你保证，我明天一定回来。”
“要是他们拦住你不放呢？”
“为了不让他们拦住我，我把竖琴给你留下，我总该回来找我的竖琴吧。”
不管马西亚害怕些什么，我还是上路了，我一点儿也不怕。
我怕谁？怕什么？别人能向我这样一个穷鬼要什么呢？
但是，如果说在我心中感觉不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恐惧的话。至少我是非常紧张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孤身一人走夜路，没有了卡比，没有了马西亚，我感到了一种孤独感。我感到这种孤独感在向我逼近，使我一听到那种只有夜间才有的神秘的、异样的声音，就感到慌张不安，甚至那注视着我的苍白的月亮也使我深深地感到忧伤。
尽管累，我还是走得很快，终于到了大橡树客店。我白白地寻找了一阵我们的车子，哪里也没有找到。我看到的只是两三辆可怜的布篷手推车、一个大板棚和两辆带篷的四轮马车。当我走近一辆马车的时候，从里面发出几只猛兽的叫声。德里斯科尔家的颜色锃亮的漂亮的车子却无影无踪。
我在客店周围转了一圈，看见窗户上面的那几块楣窗玻璃上还有着亮光，我想店里的人都还没有睡，就敲了敲门。是我头天看见的那个脸色阴沉的老板自己给我开的门，他的手提灯照亮了我的脸部，我发觉他认出了我。可是，他不但不让我进去，反而把灯放在背后；他朝周围看了又看，听了又听，足足有几秒钟之久。
“你们的车子走了！”他说，“你父亲嘱咐你赶紧到‘路易斯’去找他，要走一整夜呢。祝你一路平安！”
他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劈面把门关上了。
自从来到英国之后，我学了不少英语，我是能够听懂这一个短句的，但是有一个字，一个最重要的字的意思我没听真：“路易斯”。老板说的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其实这是因为我不知道“路易斯”是英语“刘易斯”的发音，而“刘易斯”是我早就在地图上看见过的一个城市的名字。
再说，即使我知道刘易斯在哪里，我也不能丢下马西亚不管就立刻赶到那个地方去。哪怕再疲劳，也应该先回到赛马场去。
我又开始往回走。一个半钟头以后，我已经爬进博勃的车子里，躺在马西亚身边的一堆麦秸上了。我只用几句话向马西亚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只一会儿工夫我就累得睡死过去了。
几个小时的睡眠恢复了我的体力。早晨一醒来，我就准备去那个地方，但这还要看看马西亚的脚能不能跟我一块儿走才能决定。但马西亚还睡得很香，没有醒。
走出车子，我径直朝我的朋友博勃走去，他比我起得还要早，正在那里生火。他趴在地上，对着一口锅底下的火种使劲吹着。我正看着他，忽然似乎认出了卡比，它被一个警察带着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
我十分惊奇，站在那里发呆，心想达到底是怎么回事。卡比认出了我，使劲挣脱了警察手里的绳子，几跳就跑到了我的身边；再一跳就跳进了我的怀里。
警察走了过来。
“这狗是您的，对吗？”他问我．
“是的。”
“那好，您被逮捕了。”
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警察说的话和警察的动作使博勃站了起来，他向前移动了几步。
“您为什么要抓这个孩子？”他问。
“您是他的哥哥吗？”
“不，是他的朋友。”
“昨天夜里，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用梯子从一扇窗户钻进了圣乔治教堂，他们随身带了这条狗，让它在万一有人来的时候好给他们报信；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它给他们报了信。他们慌慌张张跳窗逃跑的时候，来不及把这条报信狗带着一起走。我们是在教堂里发现它的。我想，用这条狗肯定可以找到小偷；可不就透着了一个。现在那个父亲在哪儿？”
我不知道这是问博勃还是问我，我没有回答，我已经懵了。
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发生的事情了，至少我已经猜着了。并不是为了看守什么车辆，而是因为卡比听觉灵敏，可以在他们行窃时候给他们放哨，所以才要我把它留给他们的。还有，他们也不光是为了好玩，才去大橡树客店过夜的，他们是想让车子连夜就出城；毫无疑问，这都是他们早已策划好的。要说车子没有在这家客店停留，那是因为行窃已被发觉，必须尽快逃走。
但我应该想到的，不是那些作案的人，而是我自己。看来他们是谁并没有关系，因为我无需指控他们，也能为自己辩护。我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只要讲清我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就行了。
我的头脑正在这样那样作出一些推理的时候，马西亚听到了警察的说话声。或者是听到了围着警察看热闹的人的吵闹声，他走出车子，一瘸一拐地跑到我跟前。
“请您跟他解释，我不是罪犯，”我对博勃说，“我和您一起待到凌晨一点，然后我就去大橡树客店，在那里我和老板说过话，又马上回到了这里。”
博勃把我的话翻译给警察听，正相反，警察并没有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显出相信的样子。
“贼是在一点一刻的时候钻进教堂的。”他说，“这孩子是一点或一点缺几分的时候从这儿出发的，这是方才他自己说的。那他就有可能在一点一刻的时候和那些偷窃的人一起在教堂里。”
“从这里到城里需要比一刻钟更多的时间。”博勃说。
“啊！可以跑着去嘛。”警察反驳说，“再说谁给我证明他是一点钟出发的？”
“我证明！”博勃喊了起来。
“啊，您吗？”警察说，“该看看您的证词有多大价值。”
博勃发火了。
“请注意，我是英国公民。”博勃庄重地说。
警察只是耸了耸肩。
“您要是侮辱我，”博勃说，“我就向泰晤士报写文章。”
“在等着读您文章的时候，我先把这孩子带走，让他到法官面前去解释吧。”
马西亚扑向我的怀里，我以为他要拥抱我，然而马西亚在用感情来安慰我之前，先用实用的话来叮嘱我。
“你要鼓起勇气，”他对着我的耳朵说，“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于是，他紧紧地拥抱了我。
“你把卡比留下。”我用法语对马西亚说。
警察听得懂我的话。
“不，不！”他说，“这条狗我留下了。它为我找到了这一个；它还会帮我找到别的那几个。”
这是我第二次被警察拘捕，但是这一次我蒙受的耻辱，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切的苦楚，是远远超过了以往那一次的。因为这一次的问题同那次由奶牛事件引起的愚蠢可笑的指控完全不同。就算我在这场官司中以清白无辜而被释放，难道我能毫无痛苦地看着那几个所谓是我的同谋犯的人被法庭判刑吗？
我由警察押着，通过了那道围着看热闹的人墙。这里的人并没有对着我吆喝或者做出威胁的样子，也没有谁尾随我们，这同我在法国遇上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农民，几乎全是些从战争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他们是些江湖艺人、小酒店老板、波希米亚人和一些邋遢的、有时也向人乞讨施舍的流浪汉。
关押我的监牢，一点也不象我以前见过的堆了洋葱头的可笑的牢房，而是一所真正的牢狱，它有一个用粗铁条做栅栏的窗户。这个窗户，你只要看它一眼，就休想再萌越狱逃跑的念头。牢房的全部陈设是一条板凳和一张吊床。
我倒在板凳上，感到疲惫不堪；我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摧垮了。我在板凳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杂乱无章地思索着自己的遭遇，但我的头脑已经麻木迟钝，不可能再把两种思想连贯在一起、有条不紊地从这一种转到另一种。
现实是何等可怕，未来又是多么叫人寒心！
马西亚对我说“你要鼓起勇气，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但象马西亚那样一个孩子能干得了什么？如果博勃愿意帮马西亚，象他那样的人又能做些什么？
当你被投进了监狱，你的头脑里就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固执地一刻也不肯离开你的思想，那就是想尽办法要从监狱里跑出来。
马西亚和博勃将怎样才能不抛弃我，怎样才能尽力帮我的忙，怎样才能把我从这间牢房里救出去？
我朝窗户走去，然后把窗子打开，试探性地摸了摸那些粗大的铁条，它们是交叉着从外面把窗口堵死的；铁条的下端被牢牢地砌在石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