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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仑和南德把我推开，安妮处处捉弄我，最后只剩下小卡特一人了。她只有三岁，年纪太小，还不懂得和她的哥哥姐姐们结成一伙。她随意让我亲吻，首先是因为我让卡比给她表演各种把戏；其次是因为他们把卡比还给我以后，我常常给她带回些糖果、糕点和橘子之类的吃头。这些东西是在演出时候由小观众们送给我们的。孩子们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那是给狗吃的。”用橘子喂狗可以说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们，因为这些橘子可以使我获得卡特小姐的好感。
当我下船踏上英国国土的时候，我的心中对我的家庭充满了那么多的温存的爱意；而现在，全家中只有小卡特一人允许我爱她。祖父老是在我走近他的时候朝我身边怒气冲冲地吐唾沫；父亲只是在每天晚上跟我算帐要钱的时候才理我；母亲大部分的时间不在家里；阿仑、南德和安妮仇视我；只有当我的口袋里塞满了糖果的时候，卡特才让我亲亲她。
我象从高处掉了下来，一跤跌进了万丈深渊。
尽管我起初否定了马西亚的假设，然而在一个人独自伤心地寻思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也开始对自己说：如果我真的是这个家庭的孩子，他们给予我的应当是另外一种感情，而不该是现在的这种冷漠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们不应该对我这样无情。
马西亚看到我整天愁眉苦脸，便猜透了我的心事，他常常装作自言自语的样子，对我说；
“我很好奇，真想早点看到巴伯兰妈妈的回信。”
为了取这封“留局待领”的回信，我们改变了每天的路线，不再经西史密斯运动场去霍尔本，而是直接朝着邮政总局走去。也不知扑了多少次空，我们最后终于收到了这封期待已久的复信。
邮政总局决不是读信的好地方。我们走进了附近的一条小街，在这条小街中间有一条小夹道，我们走进这条小夹道后便停了下来。我先让自己的心平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巴伯兰妈妈的回信，这封信自然是由夏凡侬的本堂神父代写的。
我亲爱的小雷米：
我对你信中告诉我的那些情况，感到惊骇和愤慨。因为按照我那可怜的巴伯兰在勃勒得依街把你捡回来以后所经常说的那些话来看；从我和那个找你的人交谈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你的父母的财产状况是富裕的，甚至是极其富裕的。
我的这种想法可以从巴伯兰把你带到夏凡侬时你穿戴的样式上得到确证；因为你当时身上穿的是只有富家婴孩才穿得起的婴儿衣服。你要我向你描述当时裹着你的襁褓的样子，这对我是很容易做到的；考虑到当人家来向我讨还孩子的时候，这些婴儿穿的衣服对辨认是有用处的；我又始终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因此，我把它们一直很好地保存到现在。
首先应当说的是，你没有什么襁褓。我过去曾经对你提到过襁褓，那是习惯上的说法，因为按照我们本地的习惯，婴儿总是包在襁褓里的；但是，你当时并不是用襁褓包着的，你穿的是衣服，你并没有襁褓。
那时穿在你身上的几件衣服是：一只花边软帽，由于它太精致、太漂亮，因而一眼看去就能知道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你身上穿的是件在领子和袖口上都镶着花边的细布内衣；此外，还有法兰绒尿布，白羊毛小袜子，用白毛线结的、带着小丝带的小鞋子，一件白色法兰绒小长袍和一件带着风帽的白色开司米小大衣；风帽的衬里是绸的，外面绣了漂亮的花。
你被抱回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所用的那块布的尿布，并不是你原来的尿布，那是因为你原来的那块叫你尿湿了，有人在警察局长那里给你换上了一块布的；原来的那块法兰绒尿布现在我也保存着。
最后还得补充一句：这些东西都没有标记，法兰绒尿布和内衣上原来大概都是绣着标志的；按照通常的习惯，标志是绣在衣角上的，但是人们发现在你的内衣上和尿布上，都有一只角被剪掉了，这说明有人耍尽了手腕，想使调查无法进行。
我亲爱的雷米，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一切，如果什么时候你需要这些东西，你只要写信告诉我，我给你寄去。
我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不能再送给我那些你答应过要送的礼物而难过。在我看来，那头用你省下来的面包钱为我买下的奶牛，已经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最美好的礼物。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奶牛总是那么健壮，产奶量一点也不减。全靠了这头奶牛，我现在生活得很自在。每每看到它，我就想起你，也想起你的小同伴马西亚。
给我写信吧，我将高兴地听到你的消息，我希望都是些好消息。象你这样一个温顺可爱的孩子，怎么可能到了家里反而感觉不到幸福呢？这个家里的人不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吗？他们为什么不象你应该得到的那样来疼爱你呢？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我热情地亲吻你。
你的乳母巴伯兰寡妇
信的结尾使我很伤心。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她始终待我这么好！她疼爱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当象她一样疼爱我！
“真是位好大妈，”马西亚说，“她没有忘记我，不过，即使她把我忘了，我也会感谢她写来了这么详细的口信。德里斯科尔老板把你当时被偷走时穿的衣服一件一件讲出来的时候，他是不应该说错的。”
“说不定他忘记了。”
“别那么说。既然只有衣服才是找到孩子的标记，那怎么可能记不起孩子失踪时穿的衣服呢？”
“在我父亲回答之前，你最好不要作什么假设。”
“我没有作假设，是你说他可能忘记了。”
“好吧，等着瞧吧！”
向我父亲询问我被人从他家里偷走时穿的是什么衣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假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天真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对他有怀疑的用意，所以我变得胆怯和犹豫不决了。
有一天，因为下了一场冰冷的雨，我们比平日回来得早些，于是我鼓足勇气，在同我父亲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个使我忧虑、苦恼的问题。
我还刚开个头，才只说了一两句话，父亲的眼睛便把我死死地盯住了。他肯定是想从我的眼睛里搜寻出一些东西来。平时只要我偶尔在谈话中刺痛了他，他也总是用这样的目光盯着我看的。然而这一回，我顶住了他的目光，比我希望在这一时刻所应有的表现还要坚毅得多、沉着得多。
我相信父亲已经被我激怒了，他决不会让这件事情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不安地瞧了一眼马西亚，他正在听我们说话，但又装出一副并不在听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要让马西亚自己明白，他要我冒这样的危险是何等愚蠢。但是，我判断错了，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的一脸怒容很快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微笑，微笑中固然夹杂着冷酷无情和不怀好意的神气，然而微笑总归还是微笑。
“我们能够把你找口来，靠的就是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向人说明你被偷走时所穿的小衣服；花边小软帽啦，镶花边的小内衣啦，尿布、法兰线长袍、羊毛袜子、毛线小鞋子、白色开司米绣花连风帽小大衣啦，等等。我一直对绣在你小内衣上的‘弗·德’这个记号寄于很大的希望；‘弗·德’是弗朗西斯·德里斯科尔的缩写，也就是你的姓名的缩写；但是这个姓名编写被偷走你的女人剪掉了。这个女人很细心，希望别人永远找不到你。我不得不向人出示你的洗礼证书，这证件是我在我们本堂区的教堂内抄录下来的；我出示过以后，人们又把它还给了我，现在仍由我妥善地保存着。”
说完，他用一种在他身上罕见的殷勤在抽屉里翻寻起来，从里边很快抽出一张盖了几枚图章的大纸。他把那张纸递给了我。
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问道：
“要是您同意，就让马西亚给我翻译一下。”
“好。”
马西亚总算好歹把它翻译了出来，那上面写着，我生于八月二日星期四，是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格朗热的儿子。
我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然而马西亚并不满足。晚上，当我们回到大车以后，他弯下腰，象他平常有什么秘密要对我说的时候那样，悄悄地对着我的耳朵说：
“话倒是说得天衣无缝，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我的问题。为什么小商贩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格朗热有钱为他们的孩子购买花边帽、镶花边内衣和绣花羊毛大衣？小商小贩不会这么阔气。”
“正因为他们是做买卖的，所以他们买衣服比别人便宜。”
马西亚摇摇头，轻轻地“嘘”了一声，又一次贴着我的耳朵说：
“你愿意让我告诉你一个在我脑袋里刚出现的想法吗？你不是德里斯科尔老板的儿子，而是德里斯科尔老板偷来的孩子！”
我想反驳，可是马西亚已上床去睡觉了。
第十七章 阿瑟的叔父詹姆士·米利根先生
我要是处在马西亚的地位，也会象他一样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但是这种想象方面的自由，对他来说是允许的；换上了我，却是不许可的。
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的那个人是我的父亲，而在马西亚眼里，这个人只不过是德里斯科尔老板。
所以当我的思想跟在马西亚的后面，也放开四蹄，向前奔驰的时候，我就急忙把它收回来，用手牢牢地按住它。
对德里斯科尔老板这个人，马西亚可以在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外国人。但是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应该尊敬的父亲。
我也承认，在我的家庭里，在我的身边，确实有着不少离奇的现象；但我不能用同马西亚一样的观点去对它们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我没有这个自由。
马西亚可以怀疑；而我呢，怀疑是不许可的。
当马西亚把他的怀疑告诉我的时候，我应该不让他再说下去，这是我的责任。
我也真是这样做的，不过马西亚是个有自己头脑的人，我常常想战胜他的固执己见的态度，可是我总是做不到。
所以我就对自己说，你不妨也听听他提出的问题嘛！
为什么阿伦、南德、安妮和卡特都是黄头发，而只有我不是？
为什么在德里斯科尔的家庭里，除了不懂事的卡特外，我竟成了象癫皮狗似的叫人人都讨厌了呢？
他们并不富裕，怎么能让孩子穿上镶花边的衣服呢？
对于这些“为什么”和“怎么”，我只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回答，这个回答本身也同样是“为什么”。
“假如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德里斯科尔一家为什么要寻找我？他们为什么要把钱送给巴伯兰、格莱斯和伽雷？”
这正是马西亚应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