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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吊斗的煤车的隆隆滚动声；在提升井里，你能听到罐笼起吊时同罐 道摩擦的声音；但最响的是装在第二水平上的蒸汽机的巨大吼声②。
① 采区：亦称采煤区。一个采区包括好几个工作面以及和这些工作面相连的巷道。
② 蒸汽机按常理都在井上，不在井下；但在两个水平之间，由于煤层构造复杂，有时也从上面的水平向下面的水平打一口“暗井”，供提升煤车用。这时就在上面的水平安装蒸汽机，用以开动绞车。但这种情况即使在旧式采煤方法中也属罕见。
井下最奇怪的地方是那种叫作“上山眼”③的巷道，在那里，人们按煤层倾斜角在斜坡上向上开采，半裸的矿工只能跪着或者侧卧着刨煤，煤块从“上山眼”顺坡落到水平的底板，再从那里被推运到提升井下面。
③ 原文的词是“上升巷”，即我国煤矿术语中的“上山眼”；其倾斜角向下的，称“下山眼”。
这就是人们在井下工作一天的情景，不过并不是天天都这样，因为也有发生事故的日子。亚历克西到达瓦尔斯两星期后，他亲身经历了一次瓦斯爆炸事故，险些丢了性命。瓦斯是煤层中自然生成的一种气体，一接触火苗立刻就会爆炸。没有比这种爆炸更可怕的了，人们只能把它同一个装满火药的火药桶的爆炸相比。只要矿灯或火柴的火苗碰上了瓦斯，那么巷道里有着瓦斯的地方，也就是所有的巷道，包括提升井和通风井，都会顿时发生爆炸和由爆炸引起的熊熊大火，它摧毁一切，连地面上的通风井井口的房顶也会被掀掉，爆炸和大火在井下引起的高温，可以把煤块烧成焦炭。
六个星期前的一次瓦斯爆炸，使十二个矿工丧生，其中一个矿工的遗孀成了疯子。我明白，亚历克西说的这个疯子，就是我在这天下午碰到的带着孩子寻找“萌凉的道路”的那个女人。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故，人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井下不准吸烟，工程师们经常下井检查，让矿工们对着他们的鼻子吹气，看谁违反了禁令；人们使用了达维灯，它是由一位伟大的英国学者达维发明的，灯芯被一种织得很细的金属布罩了起来，不让火苗窜到罩子的外面去，矿灯的灯芯在易爆的气体中燃烧发亮，却不会在它的外面引起爆炸。
这天下午，我一到瓦尔斯，就对煤矿产生了好奇心，现在听了亚历克西的这一番描述，我的好奇心更大了，很想下井看看。
第二天，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加斯巴尔大叔提了出来，他回答说不可能，因为只有在里面干活的人才能下去。
“如果你想当个矿工，”他笑着解释说，“那倒是很容易的，而且你那好奇心也就可从满足了。再说，矿工的活儿也不比其它的活儿坏。你不是害怕雷雨吗？这活儿对你正合适。总之，这比四处流浪卖艺要好得多。你留在亚历克西这里吧。孩子，咱们一言为定怎么样？我们也可以为马西亚找个活儿，当然不是去吹短号。”
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留在瓦尔斯，我有着别的事情要做，我还有着别的目的，我不能整天在特鲁耶尔矿的第二水平或第三水平上推车。
那么我只好放弃下井看看的念头了。我以为在我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亚历克西给我详细讲述的和加斯巴尔大叔好歹也给我介绍过的一些事情外，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了。然而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终于直接从最大的恐怖、最吓人的惊慌中，懂得了、也感觉到了矿工们会遭受到的危险。
第三章 推车工
干矿工这一行，依我看，丝毫无损于健康。一个矿工，除开由于长期缺乏空气和阳光而会患上贫血等疾病外，他可以象住在空气新鲜的乡下的农民一样健康。在不受恶劣气候的侵袭，在避雨、避寒、进高温等方面，他甚至比农民还要优越。
对矿工来说，严重的危险是矿井塌顶、瓦斯爆炸和水灾。当然，由工作上的粗心和不熟练所造成的事故也是危险的。
在我预定要离开瓦尔斯的前一天，亚历克西带着一只受伤的手回来了，正是由于操作不熟练，他的右手被一大块煤压着了，半个手指头砸坏了，整只手青肿得很可怕。
公司的医生来看了他的伤势，给他包扎过以后说，这是挫伤，不甚要紧，青肿会消退，手指头会长好，但必须休息。
加斯巴尔大叔是个不生气、不发愁、听天由命的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叫他一反平时随和的常态，那就是不让他工作。
一听说亚历克西要歇好几天，他便大声嚷了起来：“要歇那么多天，那谁来推他的车？”的确没有临时可以代替亚历克西的人。如果干脆换掉他，另外从外面再找一个，那倒是可以的，但仅仅从井下的伙伴中找个人来替几天工，那是找不到人的。井下人手太紧，至少童工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想试试给亚历克西找个临时替工，当晚他就出去着实奔忙了一阵，他回来了，没有找到。
于是他开始怨天尤人地抱怨起来。他真是愁死了，因为他自己也只好歇工了，而他的钱袋很可能是不允许他歇工的。
我看到了这一切，心里明白他烦恼的原因，我感到在这种情况我应当用自己的方式去报答他这些天来对我们如此好心的款待，这已几乎是我的一种责任，我便问他推车这个活是不是很难。
“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只要在铁轨上推推车就行。”
“煤车沉吗？”
“不太沉，连亚历克西都推得动。”
“对了。既然亚历克西推得动，那我也推得动。”
“你，一个孩子？”
他放声笑了起来，但很快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当然啰，如果你愿意，你是能推的。”
“我愿意，因为这样就可以帮你的忙了。”
“你是个好孩子。就这样说定了，你明天和我一道下井。这倒是真的，你帮了我的忙，但对你自己可能也是有用的。你要是对干这个活有了兴趣，那可比走江湖要好得多。你在井下也用不着害怕狼。”
我下了井，马西亚干什么好呢？我不能让他成为加斯巴尔大叔的负担。
我问他肯不肯一个人带着卡比在附近演点节目，他立刻就答应了。
“我太高兴了，我要一个人为你挣钱买头奶牛。”
自从我们一起生活三个月以来，马西亚一直都在户外活动，他早已不再是那个背靠着圣梅达尔教堂、看来快要饿死的孱弱和忧伤的可怜孩子了；尤其已经完全不象我在伽罗福里的阁楼上第一次看到他时的那副样子，当时他病容满面，发育不良，守着滚沸的汤锅，不时用双手捧着疼痛的脑袋。
他的头痛病已经好了，也不再整天害怕整天发愁了，身体也长结实了。卢尔辛街的阁楼使他变得那样苦恼，阳光和新鲜空气给了他健康的身体，也给了他欢乐。
在我们一起流浪卖艺的日子里，他是个开心人，爱笑，他看什么都好，玩什么都高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使他高兴半天，他把坏的也都看成是好的。没有了他，叫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不是多少次都被疲乏和忧伤压倒过吗？
我们两人间的这种差异，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气质、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的出身和种族的不同而造成的。
他是意大利人，生性无忧无虑，和蔼亲切，遇上难事，容易迁就屈从，这种不发脾气、不反抗的随遇而安的性格，是我的国家的秉性好斗的人所没有的。
“那么什么国家是你的祖国？你有祖国吗？”有人会这样问我。
这个问题以后总会有答案的。我现在只是说，马西亚和我之间虽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相处得却非常和好，甚至在我要他用功学习音乐课和阅读课时也是这样。说实在的，他的音乐课一直进展得很顺利，但阅读课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可能会产生别扭的，因为我既没有教书先生所具有的那种耐心，也没有宽宏大量的胸襟。但事实上这种别扭从未产生过，因为即使在我完全不讲道理的时候，马西亚也从不发火。顺便说一下，我那不讲道理的时候是绝不止一次的。
事情就这样定了，在我第二天下井干活的时候，马西亚去演奏音乐和表演喜剧，以增加我们两个人的财产。我向卡比解释了我的安排，它好象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亚历克西的工作服给了我。
我最后一次叮嘱了马西亚和卡比，要我的这两个伙伴在他们第一次独立作战中多加小心。嘱咐完毕，我就跟着加斯巴尔大叔走向矿井。
“注意！”大叔把矿灯交到我手里时说，“踩着我的脚跟走。从木梯上下去的时候，在还没有踩稳下一个梯级前，千万不能挪动脚步踩空。”
我们向着巷道的深处走去，他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跟。
“你要是在梯子上滑倒的话，”他继续说，“你一定要想法抓住点什么，决不能让自己一个劲儿滑下去。下面又深又硬。”
我用不着听这些嘱咐就已经够害怕了，当人们离开阳光进入黑暗，离开地面进入地下的时候，总难免要感到提心吊胆的。我本能地回转身去向后看看，发现我们已经在巷道里前进得很深了，那个在漆黑的、长长的巷道口外面的天空，看去成了个不大的白色的圆球，它象一个远离我们的、悬挂在没有星星的昏暗的天上的月亮。
我对自己这种本能的刹那间的恐惧心理感到可耻，立刻赶上了走在前面的加斯巴尔大叔的脚步。
“台阶！”他提醒我。
我朝下面看去，眼前是一个漆黑的洞穴，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有着一些隐约摇曳的亮光，它们在向前飘浮移动，开头还大一点，后来渐渐缩小；越走越远，越远越小，最后几乎成了豆子般大小的火星。这些都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先下井的工人的矿灯，他们交谈的声音象低沉的耳语，由迎面吹来的暖气流送进我们的耳朵。气流中有着一股我从未嗅到过的气味，好象是乙醚和汽油的混合物。
下了台阶便是梯子，梯子之后又是另一个台阶。
“现在到了第一水平。”他说。
我们是在一个拱形的巷道里。笔直的墙是用砖砌的，拱顶有一人多高，但有的地方要猫着腰才能通过，那是因为拱顶变低或者地面升高的缘故。
“这是岩层的压力。”大叔对我说，“因为上面有的地方已被开采过，有着空穴；如果岩层本身不坚固的话，当它承受的压力太大时，它就会下陷，这就有可能造成塌顶，把矿井砸坏。”
第一水平的底面上铺着铁轨，边上流着一条小溪。
“这都是岩层里渗出来的水，这条小溪同别处巷道里的井下水汇合在一起，流进一个渗井，抽水机每天从这个渗井抽一千或一千二百方水送进蒂汶纳河。机器一停，矿井马上就会被水淹没。再说，我们现在正是在蒂汶纳河底下。”
我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