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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在这儿用不着看时间，时间过得太慢，要计算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愁死的。永别了，我亲爱的小雷米，再吻我一次吧！你是个好孩子，你得记住：要永远做个好孩子。”
我记得他当时大概拉着我的手一直把我送到出口处。以后发生的一切和我们之间还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全记不清楚，因为我当时的思想太紊乱、太激动了。
每当我重新回忆这次离别的情景时。能记起来的，只是那天我来到街心时候时那种痴呆和沮丧的感觉。
我在牢门口一定站了很久，因为拿不定主意是向右还是向左走更好。要不是我的手在口袋里偶然碰到了一个又圆又硬的东西，我或许会一直待到天黑的。
我无意地摸了摸这件东西。那是我的一只表！
悲伤、不安和忧虑顿时全忘记了，我只想到我有了一只表，一只属于我的表，一只放在口袋里可以看时间的表。于是我把它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想看看是什么时候了：十二点。对于我来说，十二点，十点，或者下午两点，都无关紧要。不过，现在正是十二点，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我说不上来。是的，啊，中午，已是中午了，我能知道现在是中午，那是我的表告诉我的。啊，这只表来得正是时候！我仿佛觉得它是一位密友，我可以向它请教，我可以和它谈心。
“我的表朋友，现在几点钟了？”“十二点，我亲爱的雷米。”“啊，十二点了，我该想着点儿，还有一大堆事情呢，对吗？”“当然啰。”“多亏你提醒了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没有你，我会把要办的事忘掉的。”“有我呢，你不会忘掉什么的。”
除了卡比，我又有了一只表，现在不怕找不到人说话了。
“我的表！”这三个字多带劲！我过去多么盼望有只表，然而我是当然永远也不会有表的！可现在，就在我的口袋里，正装着一只表，它正在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老爹说过，这只表走得不怎么准。其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能走就行。如果需要象老爹说的那样，用大拇指去按它一下，那我就按它一下；需要使劲按，我就使劲按，甚至多按几丁也行，我是不会舍不得的。要是这么那么按还不行，那我就亲手把它拆开，啊，这一下就更有意思了，我会看到那里面装着的是些什么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在使它这样不停地走动的。我会严格地管教它，叫它只能规规矩矩的听我的话。
我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没有发现卡比也和我一样兴奋，它牵动我的裤腿，还发出一阵阵尖叫，叫声越来越大，使我从梦中醒了过来。
“卡比，你要什么？”
它看着我。但我心神不宁，没法猜透它的心思。几秒钟后，它爬到我身上，用前肢摸我的口袋，那个藏有表的口袋。
卡比是想知道时间，以便向“贵宾”们报告，象它和维泰利斯一起演戏时那样。
我给它看表，它端详了很久，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高兴地摇动着尾巴叫了十二声。啊！它没有忘记！用这只表，我们又可以好好挣钱了！现在我又多了一招，这一招，我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这一切均发生在牢门对面的大街上，有人好奇地看看我们，有的甚至停下了脚步。
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真想立即演出一场，可是对警察的恐惧使我只得放弃这个念头。
再说，时间已经接近中午，该是我上路的时候了。
往前走！
我向牢房看了最后一眼。永别了，牢狱！那可怜的老爹被禁闭在大墙后面，而我却可以自由地到我想去的地方去。我牵着卡比上路了。
对我的职业最有用的一样东西是一张法国地图。我知道这种东西都是在摆满了绿色的旧书箱的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区①出售的。我决定去买一张，于是我向塞纳河畔走去。
① 即巴黎拉丁区圣米歇尔广场南边的旧书摊区，该区沿塞纳河两岸长达数公里。
路过卡罗赛尔广场时，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杜伊勒利宫的大自鸣钟上，我忽然想起应该看看我的表是不是同这只大自鸣钟走得一样，按理说，它们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我的表是中午十二点半，而大自鸣钟是下午一点。是哪一只走得准呢？我真想拨一下我的表，可是反过来一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的表——我那漂亮而又可爱的表——走慢了。很可能倒是皇宫的钟走得快了。于是，我将表重新放进口袋，对自己说，你在什么时候读干什么，只有你自己的时间才是最合适、最正确的。
要找到一张地图是需要花些时间的，尤其是我需要的那一种，也就是说，一种裱糊在布上的折叠式地图，它的价钱不应该超过二十个苏，因为这对于我已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最后我终于在一个书摊上找到了我要的东西，它的颜色虽然已经发黄，但书商只要了我七十五生丁。
现在我可以离开巴黎了，我决定立刻就离开。
我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经过意大利门走枫丹白露这一条，或者经过蒙特鲁日走奥尔良那一条；走哪一条对我都无所谓，我只是偶然选定了走枫丹白露这一条。
我来到了摩弗达街，街名是我刚从蓝色的路牌上见到的，于是它引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伽罗福里、马西亚、里卡尔多、盖子用挂锁锁着的锅子和皮鞭的抽打，最后还有我可怜而又善良的师傅维泰利斯，他因不愿把我租给卢尔辛街上的戏班头而死去。
当我走到圣梅达尔教堂时，感到一阵惊异，从一个背靠在教堂墙上的孩子身上，我似乎认出了他就是小马西亚。一点也没有错，有着同马西亚一样的大脑袋，水汪汪的眼睛，富于表情的嘴唇，神态是同样的温顺，样子是同样的可笑。可是有点奇怪，要真是小马西亚，他为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长高。
我向他走去，对他仔细地看了又看。再也不用怀疑了，确实是他，他也认出了我，惨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您吗？”他问，“在我进医院之前，您曾和白胡子老头到伽罗福里那儿去过。哎哟！那天我的头实在疼得要命。”
“伽罗福里还是您的师傅吗？”
马西亚在回答之前，往周围看了一眼，小声说：
“他坐班房了。他被捕，是因为他太狠毒，打死了奥尔朗多。”
一听说伽罗福里在蹲监牢，我不觉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平生第一次想到：那些使我感到如此恐怖的监狱原来也是有它们的用场的。
“孩子们呢？”我问。
“喔，我不知道，伽罗福里被捕时我不在场。我出院后，伽罗福里见我不经打，一打就病，就想把我扔掉，他以两年为期、先收租金的条件把我租给了加索马戏团。您知道加索马戏团吗？不知道？喔，那个团不大，是个小团，不过好歹是个马戏团。他们要搞柔体表演，需要一个孩子，伽罗福里便把我租给了加索老爹。我在他那里一直待到上星期一。现在我的头又长大了一点儿，因而不能再钻箱子了，而且我很怕疼，所以他们把我辞退了。我是从马戏团驻地吉索尔来的，要找伽罗福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房门关得紧紧的。我刚才对您说的，都是邻居告诉我的。伽罗福里坐牢了，我只好来到这里，天知道我现在该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干些什么才好。”
“您为什么没有回吉索尔去？”
“因为我从吉索尔出发徒步来巴黎的那天，马戏团到鲁昂去了。我怎么能去鲁昂呢？路太远，我又没有路费。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连一口饭还没有吃过。”
我并不宽裕，但不让这可怜的孩子活活饿死的几个钱我还是有的。当年我流浪到图卢兹郊外挨饿时的情景，同现在马西亚的遭遇多么相似，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一片面包，我不知道会多么感激他。
“您不要走开。”我对他说。
我快步跑向在马路转角处的面包店。很快我就带着一个大圆面包回来了，我把面包送给他，他一手接过去，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完了。
“现在，”我问他，“您想干些什么？”
“天知道。”
“总得设法干点事。”
“您刚才跟我说话时，我正想去把小提琴卖掉。要不是舍不得的话，我早把它卖掉啦。我的提琴，它就是我的欢乐和安慰，每当我伤心的时候，我便独自找个地方，为自己演奏。我就仿佛在天空中看见无数美好的东西，象走马灯似的，比梦幻中的还要迷人。”
“您干吗不在街头拉提琴呢？”
“拉过，可人家不给我钱。”
我是尝够了观众只看戏不摸口袋的滋味的。
“您呢？”马西亚问，“您现在干些什么？”
我的头脑中忽然出现了一种幼稚的、想吹吹牛的想法。
“我是戏班主。”我回答说。
我说的是事实，因为我有一个由卡比和我组成的戏班，不过这个事实又几乎同欺骗差不多。
“喔！您是否愿意……”马西亚问。
“什么？”
“让我加入您的戏班。”
于是，我只好把老实话说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整个戏班。”我指着卡比说。
“依我说，没有什么关系，加上我就是两个了。啊，我恳求您，请您不要嫌弃我。要不然您说我去干什么好呢？我只有等着饿死了。”
饿死！听到这种喊声的人，对于饿死是个什么样子，它是什么味道，人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去感觉它的。至于我，它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响是：我懂得饿死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干活，”马西亚继续说，“首先，我会拉小提琴；另外，我会做柔体动作，会跳绳、钻圈和唱歌。您看吧，您要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将成为您的仆人，我服从您，我不向您伸手要钱，只要有饭吃就行。我要是干得不好，您尽可以打我。我们就一言为定吧。我要向您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请您千万不要打我的头，这也一言为定好不好？伽罗福里老打我的头，现在我的头最怕疼。”
听着马西亚这样的苦求，我差点儿要哭了。怎么好开口对他讲，我不能收他进戏班呢？饿死！跟着我不同样也要饿死吗？
我只好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但他不愿意听下去。
“不。”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饿死，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谁有了吃的，大家分享。”
他的话一下子使我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定：我现在不是有吃的吗？我应当帮助他。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对他说。
他立刻握住我的手吻了又吻。他的举动在轻轻地捣碎我的心，眼泪慢慢地湿润了我的眼睛。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不过您不是仆人而是伙伴。”
我把竖琴的背带往肩上一持。
“往前走！”我对他说。
一刻钟之后，我们走出了巴黎。
三月里的干燥的寒风已经吹干了道路，现在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