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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
鸡儿看完抬起头，看见兔子米粒般细细白白的牙齿咬着下嘴唇，恨恨羞羞的样子，待她松开牙齿嘴唇更红了，像一枚雨中的花蕾。鸡儿知道她演出时精心地涂上口红也没这么好看，鸡儿盯着兔子的红嘴唇，几乎有些嫉妒了，就故意激她说，你不想去不去就是了，何苦气成这样？
你没看他说“我真想……”
真想什么，真想什么？说呀，说呀！
鸡儿，鸡儿，你发瘟啦？你要死啦！
一个恼，一个乐，俩人扭打成一团。
完了鸡儿认真地说，可是刘飞约你啊，去不去你要想清楚。
刘飞是高年级的“文曲星”，文章经常在各级作文竞赛中获奖，校报的显著位置也常常刊登他的诗歌散文。兔子偏爱文科，作文写得不错，对“文曲星”很崇拜，所以鸡儿叫她想清楚。
其实兔子早就想清楚了，她不能去，不是不愿是不能，她对这事有几分向往也有几分惧怕。她是早读时在屉子里发现这封信的，整整一天，她时而欢欣时而悒郁，时而激动时而沮丧，她让这两种对立的情绪弄得魂不守舍，她就知道她不能去了。
后来，鸡儿通过七弯八拐的途径打听到，那天“文曲星”足足等了四个小时，他沉痛地说，这是他第一次等人，也是最后一次。
兔子听了也不由沧桑起来，将嘴唇咬得越发鲜艳夺目。
赣生望着一江黄浊的水发愁。
发大水不能合桥，不能合桥兔子和鸡儿就不能来——赣生从她们的交谈中知道了她们的名字，他很奇怪，怎么城里人也跟乡下人一样狗儿猫儿地叫。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赣生喜欢看见她们。过桥的人来去匆匆，只有这两个女孩且说且走，消消停停，她们的清纯与亮丽使这座古旧灰黯的桥有了一些鲜活的气息。
有时她们不走，掏出小手绢坐在赣生的小木屋不远的桥沿上，两条腿吊下去，晃悠晃悠的。赣生就去窗口钓鱼，这样就能听到她们的谈话，但赣生对她们的谈话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她们谈的多是学校的事，赣生没上过学，对这些没有任何经验。但有一次他听到她们谈到了小木屋，说要在后窗边挂一串风铃就好了。赣生冥思苦想了很久，他不知道什么是风铃。
这话是兔子说的。兔子看着这间小木屋，突然想起了她看过的一篇小说《白屋》，那间小小的白屋是在海边，女主人在窗外挂了一串风铃。叮铃铃，清亮的风铃声随着海风四处飘洒。
鸡儿听了就冲着赣生喊，喂，喂！她们都不知道他叫赣生。赣生知道是在喊他，但他装着没听见，专心致志地钓鱼。是聋子？他听见鸡儿说。不，是瘫子，赣生在心里说，他害怕跟她们搭话，他觉得自己跟她们是多么的不一样。但他愿意这样远远地羡慕她们、欣赏她们，同时还敏感地防范她们。
现在已有五天没合桥了，大水总也不退。赣生没法钓鱼，也没法看见她们。
鸡儿的名字是她妈妈叫出来的。她本来叫肖云吉，她妈叫她吉儿。她妈是外地人，念“吉”为“鸡”，“吉儿”就成了“鸡儿”。有一天，不知因为什么事她妈来学校找她。当时，正值课间，她妈见了她老远就叫“鸡儿”，让几个调皮的男生听见了，“鸡儿”因此流传开去。
鸡儿喜欢吃豆腐脑，每天早上，“卖豆腐脑哎——”的悠长的叫卖声飘进巷子时，鸡儿必拿了一只碗站在门口等着。
卖豆腐脑的女人很丑，又黑又瘦，白森森的牙齿时时刻刻暴露在嘴唇外表。但她做出来的豆腐脑却是极其漂亮的，又白又嫩，口感极好，鸡儿每天都要吃两大碗。
鸡儿最怕发大水，发大水合不了桥她就吃不上豆腐脑。卖豆腐脑的女人住江对岸。
兔子早上来约鸡儿上学，看见鸡儿瘟瘟的，知道她又没吃上豆腐脑，就笑他，你怎么像花儿离不开阳光、苗儿离不开雨露一样。鸡儿说都五天啦，很委屈的样子。
兔子才想起，是有五天没合桥了。早就想约鸡儿去浮桥了，最近老觉得心里闷闷的，像是憋了许多话，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可说，没什么可说也想去浮桥，也许去了就有说不完的话了。
到了第七天，“卖豆腐脑哎——”的叫卖声才响彻整条巷子。鸡儿拿了碗冲出去，觉得七天不见，这丑女人竟跟她的豆腐脑一样美丽了。
傍晚，兔子来约鸡儿去浮桥。
出了小巷就是大街，原来这条街比较僻静，右边是一些机关单位，左边是一排茂密的法国梧桐，到了夏天就为人们摇曳着一段非常诗意的浓荫。现在梧桐树不见了，做了一排店面，那些机关单位也将楼下的一层租给别人做店面，两边店面装潢得十分豪华新潮。酒吧、舞厅、衣行、餐馆……一家连一家，霓虹灯张狂耀眼，港台歌星的歌声此起彼伏。每每从这条街上走过，兔子和鸡儿都有一点点失落，一点点新奇，她们睁大眼睛望着那些高档华贵的装饰、精巧别致的陈设，望着那些出出进进神态沉醉、衣着新潮考究的红男绿女，望着那家伙的背影——那家伙真帅，头发黑亮，身材高大，双肩平稳坚实，他斜靠在一辆亮锃锃的高级轿车上。这时，一个矮胖的家伙朝轿车走来，很帅的家伙为他打开车门，矮胖的家伙钻了进去，很帅的家伙也钻了进去，轿车一溜烟消失在灯火阑珊的尽头。
兔子和鸡儿继续往前走，但脸上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层什么东西，像是出乎意料地看了不该或不愿看的东西又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我什么也没看见。
走了一会儿，鸡儿憋不住了，迟疑地说：“那家伙好像是何老师。”
“谁？”兔子明知故问。
鸡儿看穿了也就没吭声。
又走了一段，鸡儿突然愤愤不平地说：“真是岂有此理，那矮子没长手呀！”
兔子马上接上去：“就是，你看他钻进车子的那样子，像只大狗熊！”
又没话了。
走了一段，鸡儿又忍不住了，说：“那家伙也是，怎么替那种人开车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就是，”兔子也不屑地撤撇嘴说，“你看他替人家开车门的样子，像只长臂猿。”
“不是长臂猿，是何老师，他去了一家中日合资公司。”鸡儿很快地说，她终于绕不过去了。
从刚才的情形来看，何老师果然没病，他去了一家合资企业（那矮胖的家伙定是日本老板无疑）——这鸡儿早就听说了，但她一直没告诉兔子。况且她自己也不愿相信。兔子的英语成绩垮得很厉害，她对来代课的那个胖墩墩的老太太表现出一种天然的反感，她说她简直无法忍受她故意捏细嗓子的装腔作势的朗读和她那企鹅式的步态。
其实兔子对何老师的去向早有所闻，所以这个事实没有给她太大的震惊。她只觉得心里有一件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碎了，像水中一轮皎美的月亮被一粒小石子击碎了它的光华。
“听说在合资公司干一千多块一个月呢，你看他那身西装，啧啧……”鸡儿还将嘴巴咂得山响。
兔子依旧无言，默默地走，将嘴唇咬得鲜红鲜红。
鸡儿也终于安静了。
走着走着，兔子突然站住了，看着鸡儿说：“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他不该瞒我们。”
“就是。”鸡儿附和。
“什么？”
“他不该瞒我们他还会日语。”
兔子笑了，红艳艳的嘴唇裂成一朵花，她把手伸给鸡儿。
两个女孩手拉手平静地穿过闹市，四周的繁华和喧嚣渐渐萧条沉寂下去。
远远看见小木屋的窗前围了一些人，窗口上方挂了一张牌子：“售票处”。过桥要买票？鸡儿这才想起早上的豆腐脑涨价了，那丑女人说过桥要钱，这钱当然得摊在豆腐脑里。当时鸡儿正馋得慌，并未介意，现在看见过桥还要钱，不由愤愤的，现在怎么什么都要钱！
而且她们看清了，是聋子在卖票——她们一直确认赣生是聋子。赣生也看见了她们，他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等她们，他知道她们会来的。他想好了，如果她们来，他就不要她们买票，票钱用他的零花钱垫上，爸不会知道的。以前爸从没给过他零花钱，现在他替爸卖票，爸说卖票的钱乡里要提一部分，也让赣生每天提一毛，其实赣生根本不需要钱花，也无处花。但赣生高兴，他心里有个秘密爸是不知道的，他要把这些钱存起买串风铃挂在窗边，他已经顾名思义地猜出了风铃是什么东西……，可他走不了，叫谁去买呢？他没有朋友，这桥上就他一家，叫爸去是不可能的，对了，就叫兔子和鸡儿去买，她们会答应他的。可是赣生不知道她们一直认为他是聋子，如果他突然开口说话，准会吓她们一跳。
在一旁看了一会，兔子拉了鸡儿一把说，走吧。鸡儿说我带钱了。兔子说不过了，好没意思。鸡儿愣了愣，看见兔子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顿时也觉得浑身懒洋洋的提不起劲。真是的，好没意思。
她们转身走了，不知道那扇小木窗里有一双很深很黑很失望很愧疚的眼睛。
以后想到要去北宋浮桥，就想到要买票，就觉得好没意思，就心灰意懒下来。再以后，渐渐地忙了起来，忙一个现在的好分数，忙一个将来的好前途，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挥霍。慢慢地也就将那座桥忘了。
鸡儿后来没再见过卖豆腐脑的丑女人，丑女人说过桥要钱，还不如就在江那边卖，便宜一些也能卖掉，还省把力气。而且鸡儿妈也不让鸡儿再喝豆腐脑，说没什么营养，现在学习紧了，得注意身体，就给鸡儿订了一份牛奶。鸡儿就天天早上喝牛奶。
又来了个拍电影的，拍的是几十年前发生在水边的穷苦人家的故事。导演不仅看上了北宋浮桥，还看上了小木屋。就同赣生爸商量能不能借小木屋拍几场戏。赣生爸想到上次那个让人踢了几脚赚了十块钱的人，就微微有些脸红说，“可是可以，就是……”“二十块。”导演竖起两根手指说。赣生爸点头成交了。
导演选了个角度，眯眼打量着小木屋，小木屋的简朴与颓旧令他十分满意，但窗边那串风铃对影片的内容来说太奢侈、太浪漫了。导演过去要将它摘下来。别动！赣生喝了一声。脸涨得通红。爸瞪了他一眼说，人家出了钱的。赣生无奈地垂下眼。
导演将风铃摘下来递给赣生。赣生拎在手里叮铃铃地晃了几下然后一松手，那风铃就清脆地呻吟了一声掉进了江里，一眨眼就不见了，不知是沉了还是让水冲走了。
洋蛐蛐
作者：董宏猷
董宏猷 1950年出生。湖北咸宁人。著有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小说集《湖畔静悄悄》，报告文学《长江旋风》等。
他，十岁。某市私立学校小学四年级学生。在这所远在市郊、学生全部住宿的“贵族学校”里，不少学生都配有“Call机”（寻呼机），有的还配有“手机”（移动电话）。今天，他的Call机突然不见了，一直到睡觉前，还没有找到……
“（口瞿）（口瞿）……”是什么在床头细声细气地叫了，像草丛中的蛐蛐儿在夏夜里轻轻吟唱，又像是他的Call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