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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我们喜出望外。
“当然。去哪儿？”他把我们塞进驾驶室里，发动了汽车。
“白塔。”见他疑惑不解的样子，我们一齐指着远处那白色的塔影解释说，“喏，就是那儿，那不是白色的塔吗？”
小伙子笑了：“那是什么白塔？走近了你们就知道了！”
汽车开动了。那重重叠叠、连绵不尽的山峦第一次在我们眼里像有灵性似地活动了起来。白塔也开始在一道道山脊后时隐时现地移动着，真的像白帆一样慢慢地浮动起来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白塔完全消失了。但我们知道，它离我们更近了。
在一个岔路口，汽车停住了。“到了，小兄弟们，看你们的白塔去吧！”
我们扑通扑通跳下车，兴高采烈地朝他指的方向跑去。忽然，想到了什么，又跑了回来，一直跑到车前。
“叔叔，那个满脸胡子的，也开这辆汽车的，怎么不开了？”
笑嘻嘻的小伙子不笑了，他抚摸着方向盘：“你们认识他？”
“对，他老不让我们乘车，他没你好！”
小伙子慢慢地摇下挡风玻璃，看着远处，低声说：“他已经不在了。”
“哪里去了？”我们仍旧不理解。
“就是不在了。”
我们突然明白过来，浑身打了个冷战：“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听人说，他的车正路过这儿，有辆车油箱着了火。暗，就在那边，油箱若是一爆炸，整个井场，还有你们的白塔就完了。于是他跳上那辆着火的车，把车开走了。”小伙子说得极简单，简单得让我们接受不了。
“那后来呢？”
“后来？又不是讲故事，还有什么后来呢。”
“那，那他不是变成英雄了吗？”
小伙子说了句什么，但我们谁也没听清。因为发动机又响起来了。因为我们都在很吃力地想着这个我们所无法接受的事实。
车什么时候开走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们慢慢地沿着岔路走进去。路是沙石铺成的，几道深深的车辙在路面上平行着，交叉着。哪两道车辙是他留下的？一定是最深最深的吧！路旁的树林里，有一只小鸟在悄声悄气地鸣啭着。
沉默着走了一段路。唉，什么话不能骂，偏骂那两句！
两旁的树越来越稀了。接着，又出现一个个黄帆布的房子。不会儿，那座白色的塔无遮无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呵，这原来是一座蒙着帆布的铁架子。有许多人戴着奇怪的铁帽子在围着它忙碌着。它是因为一个那样的人死去了，才安然地留存下来的。
它到底是什么？
哦，钻井。哪里地下有宝物，哪里就有它。
它也不是白色的。它上面有很多泥，还有很多油迹。不如我们所想象的洁白，也不如我们想象的神秘。它不是塔，不是白色的塔。
淡淡的雾从周围的树林里升起来，我们踏着车辙一步步往回走，不知怎么，我们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后面严肃地注视着我们。
回过头去，只见那井架高高地、庄严地矗立在树林中。衬着玫瑰色的天空，它又成了一座白色的塔。
“是白塔。”你说。
“是真的白塔。”我也说。
白色的塔在大山深处矗立着。
唉，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可我们都还记着它。
遥遥黄河源
作者：陈丽
陈丽 1936年出生。上海人。著有小说集《陌生的来客》，散文集《爱的花束》等。
两千多公里路程，梦幻般地甩在身后了。
路晔，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背着行囊怯生生地出了车站。
高原的风干燥、凉爽，天空碧蓝，云儿比中原盛开的棉花还要软柔、洁白。又是一个天地，别有一番异乡风味。
迎面扑来一阵高亢的吆喝声：“羊肉串！羊肉串！”“酸奶！两毛一碗！”“奶茶，奶茶，不香不要钱！”在这片异乡口音中摹地响起熟悉的乡音：“捞面条，蒜汁捞面条！”听起来分外亲切，路晔不知不觉循声来到摊子前。他一开口，卖蒜面的老汉就听出来是老乡，忙使铁笊篱捞了冒尖一海碗面条，浇上半勺香油蒜汁，外加一大勺鸡蛋卤。
“学生？”老汉把面端到跟前，打量着他身上带肩饰的制服。“嗯。”香辣的蒜汁弄得他满头冒汗，嘴里塞了一大块鸡蛋，只好连连点头。“过暑假？有亲戚在这儿？”“哦，嗯。”老汉揉了揉眼睛：“我那儿在老家，几年没来了，个头怕跟你差不离……”
平平常常的吃食摊旁，平平常常的陌生人间的搭讪，路晔听了却怦然心动：哦，哪个父亲不思念自己的儿子？要是自己的父亲也……他不敢再想下去，胡乱扒了几口，付了钱，就离去了。
他没有歇脚，接着登上西去的长途汽车，投身到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一连两天，汽车都行进在如绿绒毯似的浅草地上。黄河水在深深的沟壑里像游龙般地穿行。天空偶尔掠过一群褐色的斑头雁、洁白的鸥鸟。不时可见死马和死牦牛留下的骨架，黑洞洞的眼窝骇人地直视苍穹。牧民们都搬到巴颜喀喇山下的夏窝子草场去了，草原上竟连一座帐篷也见不到。荒漠得令人感到悲凉。
狭窄的车箱里弥漫一股令人作呕的膻味。几个身披羊皮大氅的藏族大叔，赤裸着酱红色的胳膊，不时从怀里掏出一瓶白酒，咕咚喝上一大口，又掏出熟羊腿，用洁白发亮的门牙，嚓地撕下带血的肉，津津有味地嚼着。路晔侧过脸，从眼角窥视他们，其中一位留着两撇俏皮胡子的大叔举起羊脚，龇着白牙，用生硬的汉话招呼：“喂，小弗（伙）子，来一块！”一见他捂住鼻子直摇头，他们毫不见怪，反而朗声大笑。瞧他们一个个脸膛黑红发亮，颧骨和嘴唇因高原强烈紫外线照射呈暗紫色。那一阵阵膻味就是从羊皮大氅里散发出来的。他想象不出自己的父亲几十年来如何生活在他们中间，如何生活在这一片荒漠的草原上。
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摸了一下，那儿放着临行前母亲交给的一封信。就凭着这封亲笔信，他只身一人到黄河源头去寻找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父亲会认出自己吗？会不会把自己当一个陌生人拒之于门外？他不免有点惶恐不安起来。这时汽车已经驶到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脑袋顿时嗡嗡作响，胸口憋闷得喘不过气来。他赶紧把手按在母亲的亲笔信上，好像那是一贴护身符，能保佑自己一路平安，事事如意。临行前母亲那委婉的话音又一次在耳边响起来：“小晔，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快满十八岁了，也该去见他一次。就是不看在我的份上，也要看在亲骨肉份上，不会过于亏待你的。”
父亲，到底是什么模样儿什么脾性？和继父是同样的人吗？继父平易近人，待自己也还不错，可惜，三年前去世了。他和妈妈权且挪到姥爷家，和大舅、二舅家合住一院。起先还好，渐渐地矛盾出现了。大舅母提出各家自安电表，免得电费分摊不均。安了电表，矛盾暂时缓和。可是厨房公用，只好每家各拉一个灯头，谁家进来做晚饭洗碗，开谁家的电灯。有时三家同时做饭，六平方米的小厨房里三盏电灯同时大放光华。一次，自己家的灯泡坏了，大舅母做好饭，离去时毫不留情面，啪喀拉灭了自家的电灯。他正帮母亲熬小豆粥，一时黑灯瞎火，粥汤溢了满锅台，慌乱之中又拉亮了二舅母家的灯。想不到二舅母正好进来，哼的冷笑一声：“怪不得这么费电！”几天之后，大舅母又说厨房碗柜里的卤牛肉不翼而飞，僻僻叭叭拍打儿子的屁股：“是不是你偷吃啦？”从这天起，大舅母、二舅母家的碗柜上添了两把锁。三家亲骨肉之间，为了一盏灯、一块肉，常常闹得不愉快，到后来竟弄得像乌眼鸡一般。
也许正因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中，母亲才萌发了要自己千里寻父的主意吧！
十七年来和父亲惟一的联系，就是每月去邮局领取从黄河源头寄来的二十元抚养费。再有五个月，自己满十八周岁，和父亲的惟一联系，按照法律的规定将一刀两断。从此，永无见面的可能。也许，有朝一日，父亲退休回到中原定居，两人即使对面相遇，也如同路人，想起来多么可怕而可悲。
不管他曾经对待母亲怎样薄情，毕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啊！再说他在高原工作了二十多年，已快到退休之年。像大多数支边干部一样，会用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在老家盖上一幢新居，举家迁回。到那时，再去认父，岂不为时太晚。母亲说得对，在满十八岁之前，父亲对自己仍负有一部分抚育的责任，他不能任长子在亲友们令人屈辱的眼光中生活下去……
汽车颠簸着吼叫着吃力地朝山坡上爬去。空气越来越稀薄，有几个外地来的游人已经将氧气袋的粉红色软管塞进鼻孔，面色苍白地靠在椅子背上。一阵眩晕攫住了他，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得不把头倚在靠背上，张大嘴，贪婪地吞吸着氧气。
汽车终于越过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峡口，缓缓地驶近一片碧蓝的海子，一面面海子犹如翡翠，映着天上的白云。几座黑色的帐篷落在海子旁。几个藏民在这下车，路晔也想跟下去透透气。他觉得肺叶仿佛因为吸不够新鲜氧气而萎缩了，紧紧贴到肋肢上，心也抽缩成一团，随时都会沉下去。“会不会……”听说有的人因为缺氧产生高原反应，会窒息而死。啊，我才十七岁，还不能死。我要找到父亲，从草原上带回去新的希望，要让妈妈和弟弟生活得好一些，从此不再寄人篱下。
他摇摇晃晃刚跨出车门，眼前翡翠般的海子，鲜花盛开的草原，轻柔如棉絮的白云，突然像风车似的旋转起来。他一头栽倒在草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苏醒过来。一股浓郁的香味在四周飘散，一阵低语在耳边响着。
“门巴！”
“哦，他醒了！”
一双如母亲般柔软的手将自己扶了起来。他睁开眼，一片白蒙蒙的雾气，什么也看不清。原来是一杯凑近嘴边的奶茶，一个穿着紧身棉袄的女人和一个穿一身藏袍的老妈妈，正欣喜地瞅着自己。
她们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透过茶炊冒出的水汽，瞥见一个留有俏皮胡子的藏族大叔正倚在门口冲着自己乐哩，不就是那个在车上大啃羊腿的大叔吗？难道是在他的家里吗？凭借刚刚恢复的体力，他双臂一撑，坐了起来。原来他在一顶拱形的帐篷底下。
“尕娃，门巴救了你！”胡子大叔朝他挤了挤眼，“休息，我去给你打野兔！”
路晔喝了奶茶，浑身舒畅，向门巴道了谢就要走。
“不行，刚吸了两袋氧气，脱离了危险，怎么能走？躺下，快躺下。”
说话的就是被人称作门巴的女子。她脸色黝黑，颧骨和嘴皮紫红，像个土生土长的高原人。但一开口，声音柔和悦耳。她的汉话怎么说得这样流利？他胡乱猜想着。半天过去了，他实在忍不住了，跳起来，原地旋了几个圈儿，微微显出唇髭的嘴角挂着狡黠的微笑：“门巴，瞧，我全好了。放我上路，我还要到鄂陵湖的黄河口去，我有地图，有指南针，我能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