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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了，我的小说不想对社会是非做判断，也不想对历史是非做判断，不仅是不想，更是觉得不能。不相信任何判断。我的小说里是写了不少杀人的场面，我写了这些人杀了那些人，又写了那些人杀了这些人，我写了在这些以人血涂写的历史中的人的悲凉处境；我想或许在这处境的表达中，可以看见人，可以看见中国人精神和情感的历程。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他们并非是作为英雄而死的，他们只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死在历史之中了。他们不这样死，也会那样死。只是这世世代代永无逃脱的死，这死的意义的世世代代的丧失让我深感人之为人的悲哀。
李京生没有死，李京生远离祖国和家乡所看到的，也还是亲人的丧失和死亡。他在接到那份姑母的死亡通知单之前，已经眼睁睁地看见了自己这个亲人的丧失。这“丧失”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比死亡来得还要彻底。我不知道我对李京生这个人物有什么明确的“用意”。
他也只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当中的一个，有所不同的是，在所有别人已有的悲哀之外，他更有一种离根的漂流之苦。他所丧失的，他所感受的，更是一个中国人面对世界时更为广意的丧失和感受。
一个作家写完了小说之后，再来给自己的人物做解释是件很拙劣的事情，他肯定是越说越糊涂，所以还是别说了。
8．你认为文学应当如何表现（中国的）历史？
答：这又是一个不宜于回答的问题。我想，有一万个作家，就有一万个表达历史的形式和方法。不过在这我倒是可以谈谈我对历史这两个字的理解。历史是什么？对历史最简单的界定就是：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既然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只有依靠记忆来留住它。不
管是把它刻在石碑上，还是写在书本上，还是存在电脑里，都是记忆方式的变种和扩大。尤其当你面对着图书馆的书山字海，面对着计算机不可限量的天文式的储存，你不能不对人类的记忆功能叹为观止。即便如此，人类所留下来的还仅仅是一部残缺不全缺章短页的历史。这并非人们不去记忆，而是人们根本就没有完全记忆历史的能力。最近，我看了几本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录。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完全相同的经历，每个人回想起来的时候，有的充满了青春的浪漫，有的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和批判，有的伤感满怀不堪回首。有的依然认为那是理想的英勇实践。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知青，所以我才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同样一段历史，当它被人们记忆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千差万别黑白难辨。所以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更不相信文学可以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不愿去做这徒劳的努力。我知道那个井底下的月亮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捞不上来的。因为我放弃了那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便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在其中，我徜佯徘徊．长歌当哭，我以我的文字组成我的小说，我又被我的文字组成血肉难分的真实的我。
行文至此，忽觉心事浩茫。深深感到，与陶潜先生“欲辨已忘言”的情怀绝然不同的文字操作者的苦衷。你的表达惟有求诸于文字，你的表达又不得不束缚于文字。这就是为文者的宿命。有时就想，陶渊明在“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中舍弃语言，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苦炼中穷尽语言，都是为了把那根束缚的缰绳扯到极点。他们各自在自己“舍弃”与“穷尽”的文字之旅中，走到了生命的极限，也表达了生命的极限。有他们在前面，既给后来者留下了路标，也给后来者留下了难以翻越的高山。但我们必须去翻越，我们只有去翻越，我们只有在艰苦的翻越中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留下自己生命的足迹。
忽然间，在你的询问之下写了这么多的话，到底是否真的把心底的感受全都表达了，亦或表达的是否全是“真”的？我不敢肯定。
——既如此又何必喋喋六千言？想想也真可笑。
就让我们先谈这么多吧，如果再不停止，这篇文章就会太长了。谢谢你对我的小说倾注了这么大的热情和关心。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太原家中
①粱丽芳博士L缸long LeIlIlg．女，加拿大亚尔伯达大学Univermtyd Alber~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正在进行一项囊括百名作家的“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评介计划”，最近刚刚出版了（从红卫兵到作家）一书，书中对有代表性的“知青”作家做出评介并刊出采访问答。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