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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行人摩肩接踵，游行似的浩荡地走着。在华侨饭店帝边，她看见了她的姐姐和阿婆，她跳上饭店的石阶，躲在廊柱後面。看她们两人停在“翠文斋”食品店门口，商量要买什么东西。她将她们看得那么清楚，好像她们是面对面地站着。阿婆紧紧地抿着嘴，目光苛求而坚定，姐姐漠然和平，怎么都行的样子。显然是阿婆要买一件东西，待要买时又犹豫了，犹豫了一阵还是要买。米尼站在华侨饭店门前高大的石头廊柱後面，心里充满了咫尺天涯的感觉。她们最终离开了“翠文斋”，继续向东走，从她面前走过，消失在如潮的人群里面。米尼觉得自己和她们是永远地分离了。她走下宽阔的石阶，去继续她流浪般的寻找。
这时候，她并不知道，从此她流浪的生涯就开始了。
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阿康没有回来，他的父母却从宁波回来了。
王安忆《米尼》
阿康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吃粉笔灰的。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得了肺病，就退职了。其实，生病只是表面的理由，深处还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原因。那就是，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的情景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有人拿来一叠表格，你一张，我一张地填写了起来，他也填写了一张。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没有头脑，没有政治主见，喜欢热闹，有许多人做的事情，他也就不拒绝做一做，否则就觉得自己很孤立。四九年以後，渐渐地，这却成了他的心病。这心病在後来的历次运动中，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每一次运动来临，他就要自我斗争一次：是去向领导交代，还是不交代？他想，当年在一起填表的人都已离散，有的少年夭折，还有的出洋後再没回来。当时有许多人在，未必能记得有一个唐亦生也填了这表（唐亦生是他的名字）。可是万一呢？他不相信会有什么事情是万一也不会发生的。这些年来，他为人做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夜深人静时，他无数次地憧憬着那一日的情景能够重演一遍：当表格送来的时候，他恰恰走开了，去上厕所，或者去洗一块手绢。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阿康的母亲。在那胆战心惊的白昼或是黑夜，他们压低了喉咙，反复讨论着：是不是要去领导处交代。他们一会儿说去，一会儿又说不去；有时他说去，她说不去；有时则她说去，他说不去。有几次，他们实在捱不过漫漫长夜，就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向领导坦白。可是天亮的时候，他们心里稍稍豁朗了一些，心想：也许这些并没有什么，就打消了念头。还有几次，是白天里同事们的言谈举止使他们起了疑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像过街的老鼠。然而到了夜晚，他们躲在他们小小的三层阁上，黑暗隐匿了他们，使他们松了一口气。有时候，她鼓励他不要害怕，有时候是他鼓励她不要害怕，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相比较而言，她的神经稍稍比他坚强，而他的精神几临崩溃，上班于他渐渐成为不可推卸的苦役，尤其是经过了星期天的休息而来临的星期一早晨，他甚至会出现心跳气短的病状。他变得疑神疑鬼，对谁也不相信。他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节日还是平时，都没有客人上门。他们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深深地蜗居在这日益朽烂的三层阁上，时刻都会觉得灾难就要临头。到了六○年，他终於得病，提出退职休养，完全从社会上退身出来。他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带回来油条和豆浆，打发女人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自己在家读几页“史记”之类的古书，再练几笔大字，写过的字纸都很认真地烧掉，然後就烧午饭。午饭後，他睡一个小时的午觉，再去马路对面弄堂口报栏看报。他看报看得很仔细，连电影广告也不漏过，看报总是要花去他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看完报後，太阳都有些偏西，烧晚饭的时间到了。晚上，孩子在灯下做功课，女人在灯下批作业，他在一边喝茶抽烟，心里充满了安谧的情感。隔壁隐隐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有时是歌唱，有时是新闻，听得不太真切。可是有了这点声音，他也满足了。他们家里没有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容易使人联想起“短波”和“敌台”这一类事情。为了防止人们对他们所能生出的一切怀疑，他们甚至连房门都敞开着，直到晚上睡觉才关上。他们对左邻右舍总是客气而恭敬，担任一些琐碎而麻烦的义务，比如收交水电费，参加每星期四的里弄大扫除。然而对於那些和文字有关的工作，比如出黑板报或者读报，他总是婉言拒绝。他表现得不积极却也不消极，样样事情做到正好使别人不太能够想起他。
在他最初的退职的日子里，他还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教导他的孩子。以他多年的教学经验，只要是一个智力中等的孩子，就可在他的辅导下顺利考上一个较好的中学，再考上一个说得过去的高中，以至考上大学。他既具有教育的学问，又颇懂得考试的窍门。在学校里，他以他做人第一的准则，将这一切才能藏而不露，只做到中庸为止。而对自己的孩子，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到了此时，他似乎才第一次认真地注意起自己的孩子，孩子已经十三岁了。
阿康从小长得格外清秀，白皙的瓜子脸，黑漆漆修长的眉毛，眼睛的形状像女孩子，大家都叫他“小姑娘”。这时候，人们都不会想到，日後“小姑娘”这个名字将会是很响亮的。他不仅长相清秀，还有一种特别整洁的习惯。在那个年代里，许多孩子都还需要穿有补丁的衣服，在长个子的年龄里，裤脚管常常是接了一截甚至几截。即使穿了这样的衣服，阿康依然是整整齐齐的。脖子上的红领巾也绝不和所有的男孩甚至女孩那样，皱皱巴巴，咸菜似的一根，尖角则被他们在沈思默想时咬噬得破烂不堪。他的领巾就好像熨过一样的平整，书包和课本也是乾乾净净的，很博得老师的喜爱。曾经有一度，老师想将他培养成班级里的干部，由他负责一些纪律的管理。可是逐渐的，老师开始放弃这个想法了。她感觉到，这个孩子远不是像他表面上那么听话的。有一次，她临时有事须走开一下，就让阿康领导一下晨读。当她回来的时候，孩子们正在朗朗读书。而她却感觉到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激动的情绪。她是一个有着二十年教龄的小学教师，熟知学生们的每一点心理。她觉得他们读书读得过份的响亮和起劲，连最最捣蛋的学生也像一个三好生一样在勤奋地朗读。这读书声中含有一种阴谋得逞的兴高采烈的意味，这一切均逃不过她的眼睛。下课後，她将阿康叫到办公室里，问他，在老师走开後，教室里的秩序怎样。阿康说，很好。老师又问了一遍，并且流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阿康依然说，很好。他坦然而天真地看着老师，却令她觉得这眼光中有一种不诚实的东西。她想要揭穿他，就说：老师其实并没有走远；他却说：老师既然知道了什么，为什么要问我。老师不防备会有这一答，不由一怔，心里缓缓地想：这个孩子真不简单啊。她最终也不知道在这个早晨，教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对於这孩子的好感和信任，却在这个早晨消失殆尽。後来她很多次发现，在每一种捣蛋事件中，其实都有着他的幕後，而她又总是捉不住他。他显得老实和诚恳，并且保护同学，不肯做一点卑鄙的事情。如去问他什么，他总是说：我不知道。而老师明明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却没有一点办法好叫他承认。当老师发现自己原来是在和一个孩子斗法，心里很不是味道。为了纠正这样的想法，她曾经去做过一次认真的家访，她想：她是一名教育者啊！
她是在晚饭以後大约七点锺的时候去的，他已经上床睡觉了。父亲在喝茶，母亲则批改着一摞学生的作文，这时就放下作业，去小房间把他叫起来。他穿了毛衣走出来，站在老师面前。老师说：怎么这样早就睡了？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睡了。老师就说：没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看看书，读读报纸，预习一下明日的功课，或者帮助爸爸妈妈做做家务。他回答说，好的，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微微垂着头，眼睛无神，又不像是困倦。他坐在一张方凳上，手搭着膝盖。一盏二十五支光的电灯在他头顶昏暗地照耀，他清秀的脸上布了一些阴影。他趁人不意的时候，就转动着眼珠去看老师，又看自己的父母，显得惶惑而不安。老师暗暗惊讶道：这孩子怎么变了？她觉得孩子父母倒都是通情达理的人，因同是搞教育的，谈得就很契合。他们先是谈了些别的，然後才将话题转到孩子身上。他们共同地肯定了这个孩子的优点，接着，父母们就主动提及了他的缺点。他们认为，孩子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是懒散，对什么都缺乏积极的态度。他们简直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他最感兴趣的，他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说到这里，他们就转过脸，很温和地问孩子：“你说说看，什么是你最喜爱的？”他不回答，只是微笑。这一霎那，他十分像一个美丽的痴呆儿。老师很遗憾他们父母没有提到“诚实”这个问题，於是她旁敲侧击地问道：平时下午他几点锺回家。父母回答说，一放学就回了家。回了家做什么呢？老师又问。回家总是做作业，父母说，他倒是不出去闯祸的，可就是太疏懒了。老师最终也无法提出“诚实”的问题，因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事情，仅是她的感觉。当她走出他家时，心想：这一对父母都是好人，可是却不够了解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们父母的了解是比她更深刻了一层的。
当父亲准备对阿康进行课外的辅导时，他才发现，在完成学校作业以後，是没有一点时间再做别的了。阿康将学校布置的功课做得很仔细很缓慢，用去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假如催迫过急，他便会生病，脸蛋烧得红红的，以至连学校的功课也无法完成还要缺课一天。这一天，他就一直躺在床上，吃着父亲调好的糖开水和面条，让母亲把洗脸水端到床前漱洗。他躺在床上，也不睡着，脑子里想着一些谁也不知道的念头。假日的时候，父亲想教他练练大字，他很顺从地提起笔，由了父亲的指点，一笔一划地写，没有一点错，却全无塑造的可能。父亲首先失去了信心，孩子便趁机搁下了笔。他或者教他读几首诗词，而他也永远弄不懂其中的意思，答非所问。父亲隐隐感觉到，其中似有一些小小的险恶的用心，却又捉不住把柄，只得随他去。在儿子躺着生病，不知想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这孩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和孩子相隔得很远，他们谁也不了解谁。他默默地想着这些，直到黄昏。这样的黄昏是最最令他哀伤的了，他觉得自己四十多岁的生命都已经枯竭了，已是夕阳西下。
孩子躺在床上，心里却是快乐的，他想：他把他们这些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