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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的勾当。是谁教坏了她们？她们以后的路会怎样走？这些问题一直叩击着我的心扉。
两个女孩最终没能跟踪下去，因为觉得没有必要了，其背后的内幕和“万军”大同小异，无非是乞讨的主体不同而已。在这个都市行乞群落里，骗人的手法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一种新式乞讨方法出来后，往往会以很快的速度广泛传播开。如这种披麻戴孝、手捧遗像式的乞讨方式，10月份之前在武汉还比较少见，但出现了第一个“万军”之后，只要这种方式能够奏效，不出一个月，再走在闹市区，走在乞讨者比较集中的地带，你就会看到第二个、第三个装扮、道具都如出一辙的“万军”。
我曾经问过一个跪着戴孝的“学生”，许多人知道你们是骗人的，你们为什么还要跪立街头？他无所谓地说，是的，很多人明知道我们是“冒牌货”，但还是要施舍，可能他们认为自己在行善积德吧。据他讲，武汉街头长期靠此手段行骗的“学生”至少有20人，年龄都在20岁以下，很少有两人是同一个地方的。
听了他的介绍，我的心情很复杂。对这些年轻的“学生乞丐”，该不该施以同情，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扶危济困是一种美德，但明知是骗人仍然无原则地施以同情，虽然给了对方物质上所需要的帮助，但对其骗人的行径和心理，无疑是一种纵容。
第十六章 200多人的“乞丐村”
1、200多人的“乞丐村”
——在武汉的贺家墩，租住在这里的乞丐和流浪汉竟有200多人！
——乞讨成了他们致富的门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回家，都带着彩电、影碟机，有的还配上了手机。
——据村干部估计，甘肃岷县农村人到城市乞讨的粗略数字至少有1000多人！
“母子”式的乞讨者
在我体验流浪生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两次奇遇令人难忘。一次是在本书第十章写到的，和安徽“磕头帮”里一位中年男人在旅馆里的邂逅。再一次就是下面将要写到的和一对甘肃母子的邂逅。两次邂逅都证明着，都市里的许多乞丐都以团体的形式存在着——如果你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地点，看到两个乞丐从乞讨方式到行装打扮都极其相似，那么或许他们就是一伙的。
那是2002年11月下旬一个周六的晚上，在汉口江汉路与中山大道岔口处的人行天桥上，我曾看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怀抱一个小孩坐在台阶上乞讨。两人的打扮很特别，妇女头戴一顶已经显出旧颜色的草绿色大沿帽；孩子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头上也戴一顶帽子，上面绣着大团的红花，两边还各吊一串红须坠子，很像哪个少数民族的服饰装扮。妇女低着头，但目光漂移，打量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口中并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塑料碗很长地向行人伸过去。
看女人的模样，很年轻也很健康，并不能引起行人的同情。倒是怀中的孩子，显出病恹恹的神态，缩在那里一动不动。本来以为这是一对很普通的母子乞讨者，我并没太留意，但走到天桥的另一侧，竟发现在另外的两个台阶上，也分别坐着两对和她们穿着打扮几乎一模一样的母子。这让我感到惊异！这三对母子显然是一伙的，她们分工明确，各路“人马”分守一侧天桥。这么多的母亲和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从她们的长相、装扮看，似乎来自哪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个有着独特风俗的省份。并且她们在这个天桥上乞讨的时间不长，因为我时时路过那里，像这种衣着打扮的乞丐以前没有看到过。我问一个怀抱小孩的妇女：“你们是哪个地方的人？”
她盯着我看了足有半分钟，大概看我的打扮并不像“施主”，没有回答。我索性和她并排坐在一起，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丢在她的碗里，这一次她开口了，说她是从甘肃来的。
然而任我再问其他什么问题，她都使劲摇头，甚至把头偏向一边，还说“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劲地催我走。
实在从她口里问不出什么，我于是起身到天桥另一端两对母子那里，她们的态度如出一辙，问什么都不理睬。但听口音，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是一伙的，也的确像甘肃一带的口音。
一连串疑问扣击着我：这些“母子式”的乞讨者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大的群体？她们从哪里来？或者说是怎么聚合到一起的？但很显然，这些东西暂时不可能从她们口里“挖”出来，我便假装“撤退”。我一走下天桥，桥上几个妇女马上集合到一处，对着我指指点点起来。
我在天桥附近晃悠悠转到晚上10点多，一直到她们“收班”。看着她们走下天桥，我便尾随其后跟着，但还是被她们发现了。她们停下来看我，我知道跟踪已经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了，只好掉头自己走了。
接下来几天，我又在汉口的六渡桥天桥、武汉广场、中山公园、同济医院等处看到装束打扮和那几个妇女小孩非常相像的乞讨者，一问都是“甘肃”的。这愈发让我惊讶：如果她们都是一个团伙，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2、巧遇“甘肃母子”
12月中旬一个细雨飘飞的下午，我再次转到汉口火车站的广场前。流浪的初期，我曾在这附近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对这一带还比较熟。
天空中飘着雨丝，广场的地面湿漉漉的，但这里的人气还是吸引着不少的乞丐。
三个10岁上下的小乞丐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们的着装似曾相识：头戴绣花的遮耳帽，上穿蓝色袄子，下穿蓝色裤子，很像是甘肃那帮乞丐的打扮。在一个月以前，我还在这一带流浪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几个小孩子，显然他们是新来的。
三个小男孩个子都差不多高，有两个长得很像，可能是兄弟俩。他们站在候车大厅的门口，遇到刚赶到车站广场的乘客，便上前拦住讨钱。若对方不给，他们或拉住衣角，或跪在地上抱住对方的腿，迫使对方掏出钱来。许多乘客急于赶车，被他们拉得烦不过，也就掏了钱包，给个1元2元的了事。我观察了一下，他们的“收入”不错，一个多小时，每人讨了不少于20元钱。
我上前拉住其中一个，用普通话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为什么没有上学？”
小男孩上下打量着我，转动了一下眼珠，也用一口普通话回答我：“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然后迅速跑开了。我于是去找另外两个男孩，他们也同样对我躲躲闪闪。
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三个男孩才收手，一起朝汉口火车站对面的贺家墩走去。贺家墩是一个民房区，辖区内招待所、餐馆众多，同时外来租房者也较多。三个男孩一路走一路跳，逗逗打打地穿过一排招待所，走进一条很窄的巷子。走过巷子，拐过两片楼房，最后闪进了一栋五层高的居民楼。
我跟到楼下，抬头向上观望了一阵。正准备上楼，又看见几个牵小孩的大人，朝这栋楼的方向走过来。夹在中间的一个妇女，正是上次在江汉路人行天桥上看到的那个30多岁的女人，身旁的小孩子依然戴着那顶绣花朵的“民族帽”。当时的我又是一阵“天助我也”的惊呼。
——这下，撞到她们的老窝里来了！
3、“甘肃帮”住了一栋楼
我隐在一边，看他们说说笑笑地进了楼。
在楼下观察了一会儿，我也上了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门开着，房间里可以看见三张床，摆放得比较整齐，床上的被絮也放置得有条有理。这与我以前所见大多数流浪者、乞丐租住的房间有很大差别。三个中年男子正在里面煮饭，我敲了敲一侧的房门。
我佯称是租房子的，问这栋楼还有没有空房出租。他们中一位男子告诉我，房东不住这里，租房子要找房东。我正要继续问房东住在哪里，另一位男子开腔了，说大兄弟你不用找了，这里楼上楼下基本上人都住满了，没有空房可以出租。
我装作很遗憾的样子，并没有出去。他们对一位陌生人的造访似乎也并不介意，继续忙他们的事。我问其中一位中年男子：“请问你们是哪里人？”
那男子正在用纸包烟卷，他停下手中的活，很热情地回答道：“甘肃。你是哪儿的？”
我说我是本省的，刚流落到武汉，在外面睡街头太冷，想租个便宜的房子住，顺便问在这里租房子每月需要多少钱？
中年男子告诉我，他们这个房间住了三家人，大人5个，小孩4个。房租每月100元，包水电费。
我故作惊讶地问：“一间房住9个人？你们是干什么的？”那男子笑笑说：“我们是捡破烂讨饭的，100元钱房租我们还嫌贵哩。楼上还有住十几个人的。”
“楼上住的，也和你们是一起的吗？”
那男子说话倒爽快，他告诉我，这栋楼里住了几十人，大部分都是他们一个县的，只是乡镇不同而已。我问是哪个县，他回答道：“甘肃岷县。”
我们聊得越来越多。那男子告诉我，他叫张俊杰，是甘肃省岷县中寨乡乌洼村一社人，他们那儿靠种小米和土豆过日子，平时就吃土豆和面条。田地很窄，一个人才四分地，今年庄稼遭冰雹袭击，没有吃的，无奈才带着老婆和孩子出来乞讨。才来个把月，老婆和小孩乞讨还没有回来，乞讨的“收入”很差，一天才弄个二三十元钱。自己白天给人擦皮鞋，“收入”更差，只能搞三四元钱。他们准备乞讨到2003年4月份种庄稼时再回家。来时大人和小孩车费用了400多元，恐怕到时候车费都“赚”不回来。说着，张俊杰还拿出擦皮鞋的工具给我看。
张俊杰把自己的生活讲得很惨，他说因为乞讨不到钱，只好烧柴了，柴是到处捡的。但我看他的生活过得并不差，从他买的菜看，甚为“丰盛”，有包菜、土豆、芹菜等花色菜，还有肉、鸡蛋等“上档次”的菜，完全不像我以前接触到的乞丐，吃的非常寒酸。
我继续一层一层探访，走到一个开着门的房间，恰巧看到火车站广场前遇到的那三个小男孩，正在和一个中年男子坐在床沿边数钱。看到我，一个男孩急忙跳下床跑过来关门。等我好不容易把门敲开，三个男孩像箭一样“嗖”地从门缝里溜了出去。
屋里的那个男子坐在床沿，表情尴尬地望着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来租房子的，下午在汉口火车站前见到过那三个孩子，没想这么巧在这里又碰上了。那男子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
不过他还算热情，搬了张凳子让我坐。他说他姓李，也是来自甘肃岷县农村。至于那三个小男孩，他说是他的孩子。
孩子的父亲说，三兄弟出生后，家庭负担陡增，负担不起他们上学，只好一个个离开了学校，一个孩子读了二年级，两个孩子一年级都没有上完。这两年，庄稼又遭冰雹砸了，吃饭都很困难，乞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说，武汉市对抱腿讨钱的小孩管得很严，以前在武汉广场附近有许多这类孩子，后来都被收容遣送回家了。孩子的父亲显得有些担心，说他们到武汉来还不到1年，有些事情不太清楚。今年刚开始到武汉来时，三个孩子只是伸手向人讨钱，可别人施舍得很少。一个老乡告诉他，让孩子们采用抱腿的方式，也许讨的钱会多一些。果然，抱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