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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磕头男子站起身来，朝附近的人行天桥上走去，和天桥上另一个中年男子嘀咕了几句后，就径直向天桥的另一端走去。而那个中年男子则来到刚才矮个男子磕头乞讨的位置，伏下身双手拄地，使劲地磕起头来。
原来，他们是在“交接班”！
此时，我基本将他们的“生存之道”摸清楚了：一个或两个外乡的中年男子带着小孩来到武汉，让小孩装病，睡在地上的被子里，自己则跪着不停磕头，给人们一种孩子病了，急需用钱的假象，以博取人们的同情。而过路的人要么是同情躺在地上的孩子，要么单看磕头者磕头的频率，就很容易生出恻隐之情，动起怜悯之心，慷慨解囊相助了——这的确是很“毒辣”、很管用的一招！
我走上前去，逗那个躺在地上的小男孩玩。他并不害羞，还冲我挤眉弄眼的。我指着旁边磕头的男子悄悄地问：“小朋友，告诉我，他是不是你爸爸？”小男孩冲我摇了摇头。我瞧了瞧中年男子，又瞧了瞧小男孩，发现他们长得的确不太像。我又问：“刚才在这儿磕头的那个人是你爸爸吗？”他再次摇了摇头。
这就奇怪了。磕头的两个男子如果都不是小孩的爸爸的话，那么孩子的爸爸又在哪里？孩子和磕头的男人又是怎样的关系？我正准备继续问那小男孩话，旁边磕头的男子突然回过头，冲那小男孩喊了一句，并对他做了一个手势，然后我再怎么问小男孩，他也什么都不说了。
我起身，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继续观察。一个在此发广告单的年轻小伙子凑上来说：“你是记者吧？我看了你半天了。”然后他告诉我，他每天在这儿发广告单，也几乎每天都看到这两个中年男子换班在这里磕头乞讨。“别看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你猜他们一天能讨多少钱？”说着，那小伙子冲我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帮他们算过，天气好的话，他们一天至少要讨三百块钱！”
三百块？我有些不敢相信。那小伙子神情肯定，并且颇为羡慕地说：“哪一天我要能放下面子，我也跪着磕头去，比发传单强多了，发传单一个月也才挣几百块钱呢！”
小伙子所言可能有些夸大，但从我观察来看，磕头男子的“收入”的确可观，隔不一段时间他面前的瓷碗便会被钞票装满，磕头男子则不时地将钞票塞进上衣的口袋里。在我所接触到的乞丐类型中，磕头的乞丐应该算得上是最“挣钱”的一类了。
约下午5时，那男子起身收拾好钱物，牵着小男孩远去。我决定跟踪。但显然被那男子发现了，拐过几条街道后，就再也觅不到他们的踪影了。
3、跟踪
从前几次与磕头乞丐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之所以不能与他们靠近，是自己的扮相还不太像一个乞丐。因此，为了能获得他们的信任，我把自己打扮得更“乞丐”了。
2002年11月10日，晚上8点多，我在汉口的航空路十字路口又碰到一个磕头的年轻人。他二十多岁，长得比较清瘦，很精明的样子，伏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旁边的地上也躺着一个小男孩。
这天晚上的风比较大，路上行人很少。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看到他的“收入”并不好，大概只有几元钱“入账”。大约1小时以后，一个獐头鼠目、头发蓬乱的50多岁的男子来到他的跟前，与他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通话。那瘦个子站起来，双手抱臂四处转悠，不时与旁边的商贩搭讪。小孩也站起身来，呆呆地站立一旁。突然，青年男子卷起地上的被子，塞进蛇皮袋后，然后牵着小孩，和那50多岁的男子一起朝青年路方向走去了。
我尾随他们而行。走到航空路公交车站点，他们停下来等车。一辆38路公汽开过来，他们上了车，我也跟着上去了。
车上很空。50多岁的男子和小男孩坐在一排两人的座位上，瘦个子则单独坐在他们后面一排。旁边的一个座位空着，我干脆坐了上去。
小男孩一声不吭，呆呆地坐着。我揣测着他和旁边这两个大人的关系。从长相看，他们都不太像。那50多岁的男子偶尔回过头和瘦个子说一两句话，听口音，很像是安徽一带的。
车一直开到终点站，他们三人才慢腾腾地站起身来下车。
我跟在他们身后，一下车，便装作外地人向那个瘦个子打听，问他附近有没有住宿的地方，既便宜又卫生？那瘦个子看了看我，并没起戒心，说：“金家墩的××招待所很便宜，5块钱一个晚上。”
我说我是外地的，对这一带不熟，请求他们带我去。那瘦个子说，跟他们一起走就行了，他们就住在这家招待所。
我一听，喜出望外。然后进一步跟瘦个子套近乎：“师傅，你贵姓呀？”
瘦个子头也不抬，很干脆地说：“姓张。”随后，我又问那个年纪大些的男子，他说姓陈。闲聊中得知，他们都是安徽淮北人，张姓男子今年27岁，陈姓男子看起来50多岁的样子，实际年龄却只有47岁。
我指着小孩问瘦个子：“这是你的儿子吗？”
张说：“不是，是老陈的。”
老陈的？老陈今年快50岁了，而这孩子只六七岁的样子，我调侃地对老陈说：“看来你是晚生贵子，老来得福哦！”
老陈瞅了瘦个子一眼，说：“瞎说什么！”然后对我说，孩子今年6岁，不愿意上学，我到武汉打工，他非要跟着一块来。
看老陈和小张挤眉弄眼的样子，我隐约地感到，孩子也不是老陈的。而且一路上，老陈和孩子并不亲密。如果不是他的，那又是谁的呢？
思忖间，我们已经走到了汉口火车站东边的金家墩。这一带因为靠近火车站，小型旅社、招待所众多，大概有20多家。到了小张所说的××招待所，在登记处，他指着我向老板打招呼：“这是我的老乡，便宜一点。”看样子，老板与他很熟。老板对我说，和小张他们一样，一个晚上收5元钱。开完票，小张有些炫耀地对我说：“我们在这一块住了半年多了，家家旅社的老板我都熟。我们一起有三四十人呢，现在很多都走了。”
安顿好房间，我跑出来找到老陈和小张，说请他们到附近的小餐馆吃炒菜，我人生地不熟，很荣幸碰到他们，希望和他们交个朋友，吃顿饭算是“见面礼”。
两人也不客气，带着孩子和我一起出门找了家小餐馆。小张说炒菜贵，他坚持点了三盘炒粉。
吃饭时，我问小张的工作。他只是故作神秘地说自己在帮别人打工，做一种技术活，至于什么技术活，他说要保密，薪水很低，每月也就800元钱，除去吃喝、住店，没多少节余。他说，半年前刚来武汉时，他曾在一家医院康护中心做过康护员，一个月540元钱，因为薪水实在太低，他才改做“技术活”的。
为了试探小孩到底是不是老陈的，我对老陈说：“您应该送孩子去上学，耽误了他可是一辈子的事。”
老陈干笑了一下，没有做声。一直没有开口的小孩却说话了：“我不想上学，我要在这里玩。”
趁小张和老陈倒茶的间隙，我俯下身套小孩的话：“你一天可以赚多少钱呀，小朋友？”
“我不晓得，他们把钱给我的爸爸和妈妈。”那孩子天真地说。
果然！孩子不是老陈的。我接着问：“那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孩子刚想回答，看看小张和老陈已经回来，就闭嘴不做声了。
4、“冤家”路窄
吃完炒粉，小张和老陈并没有回到招待所，而是朝另一条巷子里走去。我问他们去哪儿，小张说去另外一家旅社，看他的另外几个老乡。我说你有多少老乡在这里，他说现在不多了，只有十几个。我说闲着无事，跟他们一起去看看。
小张带着我们走进了附近的一家旅社。在里面一个房间的床上，躺着两个人，我抬头仔细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
那两个男子中的一个，分明就是一个星期前在佳丽广场前跪着磕头乞讨的胖中年男子！我一愣，想回避来不及了。干脆镇定下来，装作不认识他，与他们两个人打招呼、递烟、点火。
我一坐下来，那胖中年男子就对我开了口：“老板，我认识你，你好厉害的。”语调完全不像初次遇到时的孱弱，吐词清晰且话语犀利。
我还是装作莫名其妙地问：“你叫我老板？我想你认错人了。我是打工的，不是老板。”
胖中年男子说自己绝对没有记错，他对我有深刻的印象，并说出了“佳丽广场”四个字。他一再强调，对我们做“记者”的很敏感，所以我不用装糊涂了。房间内其他人一听我是“记者”，都不再做声，只听着我们两个讲话。
我问胖中年男子贵姓，他说既然我了解了他们的很多事情，并“打”到了他们的老巢，姓什么就没有必要知道了。然后他很伤感地讲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两年前，他花3000多元钱，买了一个四川子（方言，指四川女人），可那个子生了一个小孩后就跑了。家里田地很窄（少），收的粮食不够吃饭的，上有几十岁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出来搞几个钱怎么办？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谁愿意不要人格，在街头作践自己呢？这且不说，跪着磕头非常累，每天膝盖都跪肿了，腰也很酸疼，头经常痛。尽管这样，为了生活，只得忍受着身体的折磨。
房间内只有他一个人在倾诉，我们都默默地听着。他说完这些，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每天都看报，我晓得很多法律方面的事。我们只是讨几个生活费，并没有犯法。我并不怕你曝光，你想报道就报道呐！”
我知道此时跟他解释我是不是记者，为什么要跟踪他们意义都不大了。我说，你们讨钱并没有犯法，不错，但以小孩子为借口欺骗别人，这种做法就不对了。在法律上，这就属于诈骗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男子不语。
我问：“那些孩子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胖中年男子回答：“反正我们也准备离开了，武汉现在不好混，说给你听也无所谓。我们许多人带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要向他们家长交10元钱的租金。”他边说边露出一副轻蔑的笑：“这些城市人一个个都是傻×嘛，哄了他们还不知道！”
原来如此！难怪这些孩子和大人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缺少一种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原来他们是被人利用来骗钱的一种道具！
胖中年男子还说，武汉市几乎所有磕头的乞丐其实都是他们一伙的，都来自安徽淮北，最鼎盛时曾有三四十人，白天分头“工作”，夜晚就都回到这一片居住地。这段时间因为武汉要召开“两会”，且快到年关，对他们的管理严起来了，有一部分人已经转移到其他城市去了。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磕头帮”内部约定，凡有人打听他们是哪里的，就都统一口径说是河南的。他们还分工协作，将武汉人流集中的地区分成片，每个片划给不同的人，以免内部产生“冲突”。
谈起收入，胖中年男子也不掩饰，说每个人、每天的“收入”都不等，好的话一天可以搞几百元钱，差的话只能搞几十元钱。这一“行”，相对于其他的乞讨形式而言，他承认是属于“高收入”的一类。
“但我们也很辛苦，每天磕完头后，脖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