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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辉银讲，房子是2002年元月7号租的，水电加在一起每月是73元。他算命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现在也很少去了，房租主要是靠两个孩子每天在外讨要的钱来维持。孩子很听话，每天讨来钱都悉数交给他来打理，这样算起来每月还能有些节余。遇到阴雨雪天气，“一家人”就只好呆在家里面。
平时帮孩子洗衣服、做饭，这些活李辉银都包揽了下来。他说两个孩子特别能吃，每天要吃六七顿，除了在外面讨的饭，回来还要好好吃一顿。
条件虽然简陋，但李辉银和两个孩子相处得还比较快乐、和谐。两个孩子看起来并不怎么畏惧“阿爸”，倒是总吩咐“阿爸”干这干那。李辉银也乐得听他们指挥。
李辉银说，现在他已经把舒胜利、舒家华当作自己的孩子了，孩子也认他这个“阿爸”，他们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据李辉银讲，在武汉，像他这样由不同的流浪汉、流浪儿组合起来的家庭并不少见，出门在外都需要有个依靠和照料，有缘分的碰到一起共租一处就成立简单的“新家庭”了。
我问有没有孩子父亲的消息。没想李辉银说，其实两个孩子的父母都还健在，当初因为父亲喜欢打孩子，母亲也怕他父亲，跑到深圳打工去了，孩子们才偷偷跑到武汉来的。他知道这些事后，曾经送两个孩子回去过一次，但没过多久两个孩子又被父亲打出来了。家里除了父亲，还有一个老奶奶，但两个孩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回去了。
李辉银说，他也不想回家，家里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前些天他还和家里通电话，那边让他回去，他不想回，说农村太苦，没有出头之日。虽然说现在在城里的生活也不是他想要的，但总比在家里强。
李辉银现在每天必看报纸，说不看大脑就跟不上时代需要。他每天去卖报人手里借一份看，看完之后还给他，只花2毛钱，比花5毛钱买一份要节省3毛钱。
说起最担心的事，李辉银说最怕被公安部门收容。有一次两个孩子被公安人员抓走了，他去收容所找两个孩子时，对方让他交10元钱，他交了。他说要带两个孩子走，对方要收300元。后来，他趁干警不备，偷偷地带孩子从后门逃走了。从此以后，他只要见着戴大沿帽的公安人员，心里就会紧张。
我想，难怪最初认识大毛、二毛时，他们总问我是不是公安局派来的。
谈到孩子们的前途，李辉银露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孩子们毕竟渐渐大了，向人讨钱会有羞辱感，这不是长久之计。他说准备在2003年里试试做点小生意，卖卖报纸什么的，看能不能多攒点钱。等有了足够的钱，他就让两个孩子去学一门技术。
“有了技术，就不愁没有饭吃了，而且，比伸手向别人讨钱要强得多！”李辉银这样筹划着两个孩子的未来。
第八章 “吴神经”的灰色恋情
1、那男人长相还有几分清秀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乞丐模样的男人站在路边，对着墙角撒尿。
——他盘腿坐在地上，裙摆似的裤子裆前大开，生殖器暴露无遗。
——1年前的夜晚，他露宿街头时被一个40多岁的同类“强奸”，至今还与两名乞丐保持着关系。
——只要一见到那个“女疯子”，吴小帅便会定住脚步，站得远远的，柔情蜜意地看那个女人。
那男人长相还有几分清秀
2002年11月中旬，我开始转移流浪的根据地。此前，我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汉口以及武昌的中心城区。11月10日这一天，我沿贯通武昌东西的主干道武珞路、珞喻路一直东行，来到相对偏僻的关山、关西一带。
按照武汉城区的经济规划，这一片属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人才的同时，这片曾地僻人稀的地区近几年也成为外来人口急剧膨胀的城市增长带。城市的外沿在这里逐渐向外扩散，快速的经济发展也使为数众多的流浪汉、乞丐选择在这里落脚和谋生。
沿鲁巷广场向南，在长长的民院路两旁，时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手拎大袋子、在垃圾筒里翻来覆去寻找可拾物的流浪汉。路边未竣工的建筑工地上，偶尔也能瞥到一两个、甚至是三五成群的貌似流浪者、乞讨者的身影——那些闲置的裸露着钢筋水泥的建筑物，最容易成为他们临时的“家”。
大概是下午1时左右，在紧挨马路的一处建筑物旁边，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看到一个乞丐模样的男子正站在那里，对着墙角撒尿。我不失时机地掏出相机，在离他很近的位置偷拍，他竟毫无知觉，在那里站了有半分钟左右。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像没看到人一样表情木讷。这是一个40岁上下的男子，灰蓬蓬的头发，上身穿一件满是油渍和污垢的厚西服，前襟敞开着，露着肚皮；下身穿一条像裙摆一样散开的裤子，同样结着厚厚的灰尘。用“衣衫褴褛”、“衣不蔽体”来形容他的穿着打扮再恰当不过了。
尽管穿得很邋遢，但那男人长相还有几分清秀。“你好啊！”我冲他笑着打招呼。他还是没有反应，躬下腰去提他放在地上的一大堆包裹，搭在肩上径直往前走。
我跟在后面不停和他讲话，他始终像没听见一样，自顾往前走。走到一个垃圾筒旁边，他停下脚步，翻开筒盖，在里面寻找起来。
垃圾筒里有一个矿泉水瓶，我示意他捡起来，对捡渣子的乞丐来说，那正是他们要寻找的目标。然而他并不理会，似乎要找的并不是这个。筒里还有一次性的塑料碗，他也并没有掏出来，这使我感觉有些奇怪。
好半天，他从垃圾筒底层抠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还有两小块残剩的圆形蛋糕。他如获至宝的样子，脸上荡起笑容，夹起其中一块盯了半天，放进嘴里慢慢嚼咽起来。
我跟在他的后面，沿着长长的民院路继续南行。他给了我一种很怪的感觉，一是对我的存在视若无睹，没有敌意也没有一丝想与我交流的意思，只顾做他自己的事情；二是几乎每个垃圾筒他都要翻一遍，但并不捡那些可以卖钱的东西，只捡能吃的食物，另外还捡那些丢掷在地上的“烟屁股”。他的异常表现，引起了我的兴趣。
走到中南民族大学附近，在路边一处堆放有沙土的地方，他停下来，放下手中和肩上的包裹，盘腿坐在地上。然后从手提袋里撕了一小块报纸，放在腿上，把刚才在地上捡的五六个“烟屁股”一个个撕开，将里面残剩的烟丝小心地抖落在那方纸片上。
那是一种自制卷烟的办法！很多有烟瘾的流浪汉和乞丐都惯用这种手法“自制香烟”，充分开发“烟屁股”的剩余价值，免去了买烟的开销。
我从袋子里掏出一盒“红金龙”，抽出一根递给他。他用手接住，很小心地塞进上衣内层的口袋，却继续卷他的烟。烟卷好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次性的火机，打着点上，然后很舒服地抽起来。
我坐在他的旁边。也许是刚才那根烟发挥了效用，他开始和我讲话了：“你干嘛不抽？”
听他口音，是南方人。
我摆摆手，说我不会抽烟。又问他为什么不抽我给的烟。他摇摇头，用一种低得几乎听不清的语调嘟囔了两句，我认真地听才听明白，大致意思是说我给的烟劲太大，抽不习惯。
他竟然穿成这样
看他抽“自制香烟”的样子很特别，我又从包里掏出照相机，示意给他拍张像。他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相机镜头，似乎想看镜头里面藏着什么。
他突然拉开上衣前襟，露出松垮的肚皮，挺着胸咿咿呀呀地问我。我把耳朵凑上去，才听清楚他是在问我：相机能不能透视，能不能拍到心？
他的问话把我搞懵了。我意识到他的思维可能不太正常。我说这是相机，拍照片用的，不是医院里的透视镜。他好像没听明白我的话，继续嘟囔着说：“用你那东西照一照，看我的心有没有问题？”
他继续把上衣拉开，整个肚皮都露出来了。看着他分开的两条腿，这时我才惊奇地发现——
他竟然没穿内裤！
他盘腿坐在地上，那条裙摆似的裤子裆前大开，生殖器暴露无遗。
我赶忙示意他拉上裤子。他低头看了看，并无吃惊的表情，只是将两边的裤裆往中间合了合，遮住男人的要害部位。
我和他开起玩笑，说：“你这么大男人，怎么一点羞耻感都没有。”
他听懂了，这回说话还比较清晰：“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你一直跟着我，是不是想打我的坏主意？”
他的话弄得我莫名其妙，我问是什么意思。他突然大声说：“不用装了，你一开始跟着我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了！”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我问他。
“你想跟我搞那个事情啦！”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愈发听不懂了，问他“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他手一摆，很烦的样子：“算了，不想说就算了，反正我心里明白就行了！”
我在想，他是不是指“同性恋”。难道他以为我是想和他搞同性恋？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我更加怀疑他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乞丐。
然而，他讲起话来有时又似乎很有条理。我问他叫什么，哪里人，他都能很清楚地说出来。
他说他叫吴小帅，还给我在地上写他的名字。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生日，是1958年10月17日。家住广西云贵县两江镇，曾在云贵县化工厂工作过一年半，大约两年前来到武汉。他说他先在合肥乞讨，后来被人抓起来，用车遣送到安庆，不知怎的又被送到了武汉。在武汉，以乞讨和捡吃的为生。
他讲话断断续续，有时思路很正常，有时说的话又前后矛盾，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一会儿说家里有老婆有孩子，一会儿又说跟老婆已经离了婚，孩子跟了老婆过。他很神秘地告诉我，他犯了法，但具体犯的是什么法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在合肥的时候，有人告诉他，“最高人民法院”有事找他，让他去。他就找到法院，法院却又不要他；他又找公安局，公安局也不要他。后来他就跑了，跑的目的又是“为了躲避法院和公安局”。
我问他既然以捡垃圾为生，为什么不捡矿泉水瓶子、塑料碗，那些东西可以卖钱的。他的解释是：“我要是捡了谁的东西，谁就会倒霉的。不是我不愿意捡，而是不能够捡！”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支支吾吾说了一大堆，我怎么也没能听明白。
我意识到，至少他有轻微的神经错乱，可以说出以前的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的逻辑关系自己也模糊不清。他讲的话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很难做出判断。
2、“同性恋”的夜晚
吴小帅指着前方告诉我，他就住在离中南民族大学不远的一栋闲置的建筑楼房里。有时他一个人住，有时两三个人一起住。我说，晚上我去和你搭伙住吧。他眯着眼把我看了半天，才说，你要想住就住好了。
我们往前走，我提出帮他拿一个袋子。他说不用，他的袋子里装有“很宝贵的东西”。其实袋子里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堆已经发黄了的废报纸而已。我说这些报纸有什么宝贝的，他说那些报纸跟了他很多年，他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