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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手段。父皇数十年的经营为他的一次次大手笔打下了基础，而他的才华又足以使他把一次次表演进行得有声有色。当然，除了制造阴谋和战争，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国家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至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他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委靡不振的孙子们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群蛆虫。明代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
只有像朱棣这样，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心理，把权力的奥秘捉摸得通透的人，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并且姿态潇洒。
看２００５《当代》小说
邓菡彬
一、长篇小说：新人崭露头角，名家略输风骚
有人感慨当代小说已失去动力，以致劣作泛滥。但我觉得，许多作品之所以无法取得好的成就，还是因为它们与活生生的生命日渐疏离，徒然走向技巧化、工匠化（无论是走形式创新的路子，还是走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自断其通路，自窄其格局，缺乏生命的痛感和质感。与此相反，《当代》所推出的不少作品，比如今年第１、２期的两个长篇《桥溪庄》（王华）、《苦楝树》（楚荷），虽然其作者都可以称得上是文坛上的“新人＂，经验尚浅，在技巧上显得粗糙一些，但是由于发自真切的生活体验，反而能够呈现出鲜活的姿态。
与去年《当代》上刊载的、同是写国企和工人的重头小说《那儿》一样，《苦楝树》主角也是工人，而非站在风尖浪口的改革家。小说写得极有质感，将工厂生活的血肉肌理呈现出来。在小说中，工厂绝不仅仅是工人打工挣钱的地方，而是他们生活的家园；工人也绝不是可以随意换算成金钱的低级劳动力，而是工厂的主人，至少是其中的一分子——这种感觉是社会主义大厂文化给他们的，因而他们如小说中的苦楝树一样，失去特定土壤就会枯萎。也许《苦楝树》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繁荣和大厂文化有某种“怀旧式美化＂，但它确实有足够的细节来支撑它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足以使我们相信，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起码是看到了一个方面的“真实＂。它将工厂的垮掉归罪于闭门造车急躁务进的“改革家＂们物质主义的算盘，把那种支撑一代人和一代事业的精神力量活生生地阉割掉了。小说没有明确提出批判。与《那儿》相比，它少一点左翼知识分子的锋芒，而是多一点善良的平民式的对生活的朴素理解——它以非常朴素的笔法，写出了工人们的失落和伤痛，写出了对物质和精神双重家园之被毁灭、被抹杀的心痛和惋惜。在各种社会发展方案争论不下、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关注底层的作家未必能给“说法＂、找出路，但这种大面积存在的真切伤痛，却正是文学该表达的。
《桥溪庄》写的是当代农村的苦难，小说的焦点也不在于对现实层面苦难的描绘，而在于对人心灵内伤的揭示。因为工厂的污染，桥溪庄的男子都患上了不育症，使得所有对幸福的追求都变成绝望。小说把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写得悱恻、哀伤，那种溶化于深情的苦难让人心痛，也让人无法逃避地意识到：对农村资源不计成本的掠夺，也许可以免除一时饥寒之苦，但对农民生活造成的潜在损害和对其生气活力的剥夺，却是各种统计数据无法显示的。
这两部长篇都出于“基层作者＂之手，发现、发表这样的作品，想必费了《当代》编辑不少苦功。这种从基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的传统已被不少杂志编辑放弃，正如“下生活”的传统已经被不少“成熟作家”放弃。“基层作者＂在观念意识和艺术训练上往往多有不足，这两部长篇或寒俭或青涩，在语言和结构上都有缺憾，《桥溪庄》尤显单薄。但是，它们提供的现实生活的新质，却是寻求“美学脱身术＂的“成熟作家＂们没有发现、无力表达的。
相比之下，名家作品只有阿来的小长篇《天火》（第３期）具有较强冲击力。阿来的这篇新作开始正面进入历史，书写川西北藏区的历史在当代的变迁。相对于《尘埃落定》的唯美传奇性，《天火》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现实介入性。阿来终于尘埃落定，由空灵飘忽变得可触可感，但在鲜明的同时也显出了其思想观念某种程度上的单纯。比如，对于藏族文化的理解，阿来似有本质化的倾向，在他笔下，藏区生活原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自足的、美好的、人性的，而外来文明则是疯狂的、侵犯性的、“大一统＂的、毁灭性的。山火烧毁机村，仿佛象征着藏区小村那种蒙昧与神奇相混合的生活，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当代历史的激烈动荡之中。如果说当年阶级翻身的主流叙述具有严重的遮蔽性，这样“再翻过来＂的叙述也难免“单面化＂。不过，如此庞大的命题，使作者的艺术才华也充分地显示出来：写天火之狂足见其驾驭能力，写“心火＂之狂足见其分寸耐心。让人再次惊叹阿来的笔力。
其他名家作品，史铁生的长篇《我的丁一之旅》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虽然保持了作家一贯的某些特色，但显得较平。
此外，还有杨志军的《藏獒》。其单行本销售业绩大有赶超《狼图腾》之势。可以看出，它的“中心思想＂也和时下流行的“狼文化＂和“狼崇拜＂？芽？着一股劲儿：“狼一生都在损害别人，不管它损害的理由多么正当，藏獒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尽管它的帮助是卑下而屈辱的。＂这种观点或许更得人心，但小说语言和细节都存在问题，作为消费读物尚可，却难以撑起小说想要表现的刚健气派和宏大主题。
二、中篇小说：黑键白键，采阴采阳
本年度《当代》的中篇分为两类：一类重心在“怎么写＂，于艺术形式颇有用心；一类重心在“写什么＂，主要满足于讲故事的乐趣。然而两类小说都各有成败，恰如本年两个中篇的题目——黑键白键，采阴采阳。王大进的《葬礼》堪称佳构。它以一个农村老妪的葬礼为切入点，环环相扣，勾绘出一幅当代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世情图卷，多而不杂，纷而不乱。就细节而论，不免还有平庸之处，但其结构清朗，章法有度，亦足以掩其疏，立其骨。一个小型《红楼梦》式的乡村大家族各色人物、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层层充分铺垫之后，所有矛盾集中在一天爆发，众多动作、言语，纷而出之，而极有层次。很见叙述功力。小说写出当代乡村的精神现状：真情缺失，利欲熏心，谈不上什么信仰，即使是迷信，也是为了利益的保全或者扩张。作者只直陈其事，并无明确批判意图，虽然不乏隐忧。不过，“葬礼＂本身强大的象征意味，使生命的自然与人世的浮嚣相对照，读者自可从中发其未述之意，达其未详之思。
韩少功的《报告政府》，大幅度地疏离了作者早已熟稔的那种带有知识分子审视目光的文风，大胆采用第一人称，把作品的叙述口吻，降到主人公的水平。不惜使文字显得粗糙。以此达到“以轻写重＂的效果——犯人看牢狱生活，不像旁人看来那样满目残酷。略带油滑的文字，让故事很轻松地被讲述出来。残酷则被藏在这镜子反射的光线之中。相应，出狱后“现在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美好生活＂的开始。通过这种对照，可以发现小说关注的重心其实不是“监狱＂的残酷，而是在整个社会中都可能存在的残酷。这座监狱乃是一个社会隐喻。“报告政府＂的标题，颇耐咀嚼。不过，作为一个韩少功小说的偏爱者，因为有对他以往小说的许多阅读经验，作品表达不够充分的地方，我也能够领会。这篇小说实际达到的水平与它想要实现的创新，大概还有些距离。
钟求是的《未完成的夏天》文字构思均十分精致，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极端年代里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亲人爱人之间看似莫名的彼此侵害，等等。《当代》的“编者按＂认为小说特色在于“不动声色写残酷＂。的确，作者把“不动声色＂维持得很好，不管是开始的日常情节还是后来的极端化情节，都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姿态在。不过，小说后半部，情节的极端化却让读者有突兀之感。对精神进行摧折屠戮，已经足够；又把肉体拿来损毁消灭，反而多余。也许，倘若来自日常，又消隐于日常，让生活在表面上依旧，只留下深深的内伤，反而更能体现“不动声色写残酷＂。
姚鄂梅的《白键与黑键》以一个小孩子白键的视角展开，笔调不算紧凑，模仿少年视角也有“不像＂之处，但行文很机智。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写得有声有色。若是以成人视角来写，必然要对白键报以同情，但小说则少有酸楚，多带揶揄，时不时加一点小大人式的酷评——妙就妙在是小大人，这些对世事人生的理解，成熟里带着些稚嫩，仿佛新炒的茶叶，明知只经得起一遍水，也还是爱其清香。在白键的世界之外，隐隐然是父亲黑键的世界，只通过白键的眼睛写出一角，但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些断章来想象其生活的复杂暧昧。除以上几篇，其余还有一些作品在形式上也有其探索，但成效欠佳。如丁伯刚《有人将归》、夏天敏《土里的鱼》等，都不及作者去年发表的某些作品。
另一类小说以丰富的生活体验见长。这类小说有很多篇，但多流于讲故事——即便有的故事讲得还算精彩。兼有较高文学意味的，并不多见。
文学新人张静的《采阴采阳》，充分使用女性视角对生活进行发掘，充满了女性对生活的敏感体验。“我＂与叶子之间那种如胶如漆而又若即若离的关系，“好像超出了友谊＂，但又并非同性之间简单的渴慕和爱恋，而是更带着人物的自恋自怜。也正因为这情愫微妙复杂一至于斯，“我＂、叶子，以及为了陪衬这两朵红花而出场的两片“绿叶＂之间的四角关系，也才充满了种种动荡。高潮部分的一些文字，故事、情绪、笔致几乎合而为一，感染力很足。但遗憾的是叙述完全匍匐于人物，不仅未能有所超拔或者间离，而且似乎沉溺于这匍匐。作家除了敏感和文采，还是应该使文字对生活有其穿透力。也许正是这个缺点，导致小说的结尾无法可施，突兀落俗。
同是写“北漂＂生活，徐则臣的《三人行》也很有张力。一个北大博士生，一个北大食堂厨师、业余诗人，一个独自闯荡北京的女子，赁屋而居彼此为邻——相交之处是他们现在的生活，不相交之处是他们以往的生活；他们寄希望于“此处＂，但他们在“此处＂是无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