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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根本谈不上诺贝尔给他面子。
实际上是他给诺贝尔面子。
这并非我的意见。这是世界物理学界和科学史学界的意见。这些难得佩服别人的大腕儿认为，爱因斯坦至少应当获五次诺贝尔奖：光电效应、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激光理论，个个都是大号诺奖级别。他还至少应当获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
事实上，由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来评审他能否获奖，这本身就多少有点可笑。
皇家科学院院长话音还未落地，所有记者已经冲出房门开始疯狂寻找：
爱因斯坦在哪里？哪里？
谁能第一个找到他做专访，谁第二天就能在新闻界成名成腕儿。
史书记载，爱因斯坦未给任何一个欧洲记者这个机会。
他根本不在欧洲。１２月１０日颁奖典礼上，也是德国驻瑞典大使代他领的奖。
爱因斯坦于１９２２年８月８日携第二任太太罗爱莎绕游亚欧，这天正在驶往上海的海上。他于１１月１３日从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那里得知自己获奖。
上海贵为中国开风气之先的第一商埠，可上海记者当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爱因斯坦获奖的意义，虽然他们对爱因斯坦的发言评价颇高：“他说起话来声音温柔，根本没有经常能够在德语中听到的刺耳的音调。”（《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１０版。）
爱因斯坦对上海的评价，就深刻得多了：“中国人的勤劳是他们外表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们对生活和儿童福利要求十分低微。他们比印度人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负担沉重，男人女人天天敲石子，日工资五分钱。看上去，他们鲁钝得不理解他们的命运之可怕……这个城市鲜明地体现了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差别，这差别让人十分理解近年来的革命事件（即五四运动——作者注）。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这个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与他们国家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遭受着残酷的虐待，所受的待遇真是牛马不如。”（摘自爱因斯坦女婿Ｒ．凯塞（Ｋａｙｓｅｒ）以笔名Ａ．赖塞（Ｒｅｉｓｅｒ）所写的《爱因斯坦传》。）
让所有那些鼓吹“殖民促进社会文明”的“精英”都来！让这些孙子都来！让他们看看这样的文字！
虽然诺贝尔奖获得者个个都是本领域翘楚，但世界人民通常对他们都所知甚少。他们通常都在获奖之后才终于一夜成名天下知。
爱因斯坦是个例外。他在获奖之前很久就已经一夜成名天下知了。
他的那一夜，不在１９２２年的斯德哥尔摩，而在三年前的伦敦。
爱因斯坦的远见卓识领先于他的时代如此之远，以至于连他的拥护者也很难用当时的技术来验证相对论的真伪。事实上，直到２１世纪，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们还在孜孜不倦地求证（或试图证伪）他的理论。
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一个英国人证明了相对论。
该英国人是剑桥大学天文台长爱丁顿。后来广义相对论发表时，《纽约时报》宣布“全世界只有１２个人懂广义相对论”，意思是该东东曲高和寡。爱因斯坦对此的回应是：世界上可能只有１２个人懂相对论，但世界上却有几十亿人借此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过了几天，《纽约时报》记者告知爱丁顿一个更加极端的论断：“地球上只有三个半人理解相对论。”爱丁顿立刻低下了天文台长硕大的头。记者赶紧安慰说：“您不必如此谦虚。我们都知道您肯定是其中之一。”哪知爱兄却立即抬头反驳说：“对不起，我不是谦虚。刚才我是在想另外那半个人到底是谁？”
就是这个爱丁顿，在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率领观测队携大批器材赶到西非几内亚的普林西比岛（Ｐｒｉｎｃｉｐｅ），趁日食时拍摄了一批照片（为保客观，当时还有另一个观测队去了巴西的索布拉尔（Ｓｏｂｒａｌ）村同步拍摄），并将其中的１６张送到英国皇家学会。
在两张重叠的底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一条笔直的星光越过日食的太阳边缘时，它竟然真如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弯曲！
出生比牛顿晚４５年的英国诗人蒲柏曾赋诗赞扬牛顿说：“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生吧！于是一切都是光明！”
日食时白天变黑，而这一天无疑是牛顿力学的黑暗日。因此有人狗尾续蒲柏曰：“魔鬼说：‘爱因斯坦，降生吧！’于是世界重又坠入黑暗。”
９月２２日，爱因斯坦好友、荷兰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兹拍电报传达喜讯。五天之后，爱因斯坦给他妈寄了张明信片：“今天有个好消息。洛伦兹拍了电报给我，他说英国的科学探险队证明太阳确实造成了光线的弯曲。”
改变人类宇宙观、创造人类历史的伟大科学事件，只值这几个平淡无奇的字！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６日，爱丁顿在伦敦向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席会议宣布爱因斯坦关于太阳引力场可致光线弯曲的预言正确。
台下全体科学家呆若木鸡，如丧考妣。
没有人比他们更明白，爱因斯坦对了，牛顿就错了。牛顿错了，他们几十年的科学生命就血本无归。第二天，《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是《光线确实弯曲，牛顿神话破灭》。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时报》更有意思，它的头条是“俄国爆发革命”，但接下来却以更大的标题写道：“爱因斯坦的胜利”，副题是：“恒星出现在它们不应出现的位置，不过据说暂时不必担心”。该报称美国公众已开始怀疑九九乘法表，而学生们则拒绝做几何题。在巴黎，相对论成为社交美女口中的最爱，讨论歌剧和音乐会已经老土。而在柏林，所有的啤酒馆里传颂着同一个名字：爱因斯坦。是的，一战战败的德国，还没有谁受到战胜国如此高度的集体追捧。
在１９０５年发表那惊世骇俗的五篇论文之后的１４年，成名的那一夜终于降临。年仅４０岁的爱因斯坦一夜之间名满全球，成为物理学的新教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纵横世界的科学英雄。
爱因斯坦当然希望赢得世界承认，否则他也不会在伯尔尼组织那个总共只有三个成员的业余“奥林匹亚科学院”。不过，当荣誉排山倒海而来时，他的心理却非常矛盾。１９３０年他说：“命运的讽刺在于，人们给了我超乎寻常的赞叹和荣誉，其实我既非大恶，亦非大贤。”
很多人生导师奉此为爱因斯坦的伟大谦虚，欣然拿来作为普度众生的教材。
这是爱因斯坦最大的悲剧。他堪称人类历史被误解之王。
什么是误解？就是我本来说的是一，你却以为我说的是二，而且从此坚持我说的是二，哪怕我本人再三告诉你，我说的是一。
根据我的研究，爱因斯坦虽然伟大，但从来没有谦虚过。他几乎每一句说的都是实话。他确实“既非大恶，亦非大贤”。
可是他成名太早，所以他不得不一生都忙于向世人有一说一。令他痛苦的是，他说了一生，全世界的人还是认为他说的是二。
爱因斯坦出生在南德迷你小镇乌尔姆。该巴掌小镇口气巨大，城训为“乌尔姆人个个都是数学家”。在这个自诩平均智商全德第一的城市，爱因斯坦生来就是个异数。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４日他出世时后脑勺大得出奇，外带一个犄角把儿，导致喜欢当众朗诵席勒诗篇的唯美妈妈以为自己生了个畸形儿，几乎当场落下产后风。出院那天，回家伊始即荣获姥姥当面表扬曰：“太肥了！实在是太肥了！”
不仅出生时缺少红光扑怀，异香盈室，爱因斯坦的成长亦属于典型的智力发展迟缓：都快三岁了，还不会说话。正值全家束手无策之际，某天有个小姑娘骑儿童自行车随父母来访。待客的咖啡还没烧热，从未学舌过一个字儿的爱因斯坦突然在一旁开牙，毫无前兆地秀出特殊疑问句曰：“是的，可是，她的小轮子在哪儿呢？”当场全家惊翻。此为“一语惊人”寓言之德国版。
而爱因斯坦从此还就会说话了！
爱因斯坦总共在乌尔姆呆了１５个月。至今也无证据表明他此后探访过自己的出生地。乌尔姆市长曾给他写信，通知已将他故居门前的胡同命名为爱因斯坦大街。爱因斯坦致信答谢说：“我知道有条街以我命名了。令我稍感安慰的是，我本人不用为这条街上出了什么事儿负责。”
对于自己普通甚至平庸的出生和成长，中年爱因斯坦在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解释的：“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发现了相对论？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个智力迟钝的小孩。普通人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大都完成于童年，而我发育较迟，到了成年才开始考虑时间与空间的问题。成年人思考小孩儿的问题，当然要更深一些，更成熟一些。”
他这些话后来被当做天才睿智、伟大幽默而广为传颂。
这是我们误解爱因斯坦的滥觞。
青年爱因斯坦，与婴幼年爱因斯坦同样平庸。
他离开乌尔姆后辗转慕尼黑和米兰，最后移居瑞士，并于１７岁放弃德国国籍，进入瑞士阿劳中学。严谨的瑞士老师十分看不上这个整天两眼发直的迷糊学生，最后有个老师公然违反师德，当面称爱因斯坦为“您这个永无出息的货！”
令我感兴趣的不是人们对伟人的态度。人们对伟人通常顶礼膜拜——尤其是膜了之后还有点油水可捞时。
我感兴趣的是伟人们“伟”起来之前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
换了中学的爱因斯坦没啥起色，连大学都考了两次，才勉强进入苏黎士联邦理工高校（Ｅｉｄｇｅｎｏｅｓｓｉｓｃ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熏简称ＥＴＨ）。他的人生目标是拿到数学物理师范硕士，然后混个教授铁饭碗。那时他根本想不到，有一天瑞典皇后要请他吃饭，都要排三个月的队。
大学生爱因斯坦仍极不招老师待见。老师中有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该教授以讨厌爱因斯坦名震全校。有一次他看见爱因斯坦蓬头垢面地从实验室里钻出来，就以日耳曼人的坦率说：“也许你是个聪明人，但你绝对不适合搞物理。为什么你不尝试一下其他工作，比如说医学或者法律呢？”
几年之后，闵可夫斯基成为全世界最热心为相对论摇旗呐喊的数学家，并因此而在数学江湖扬名立万。一次，某好事记者在记者会上当面踩他的鸡眼说，该爱因斯坦可是早就被他断言为“绝对不适合搞物理”的哦。闵同志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他太懒了。至少那时太懒。”
几年后，闵可夫斯基重病去世，弥留之际曾慨叹：“在相对论刚出现的时候就死去，真是遗憾呀！”
１９０１年２月，在当了五年无国籍游民之后，爱因斯坦宣誓加入瑞士国籍。然而，变成瑞士人并未让他摆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