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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通知军队方面的谢福谢特中校，请他准备几辆装甲车作为支援火力。现在，他让尼可知道，李明已经回来，今天晚上，他将和李明一起到他家和绑架者谈判。为了安全起见，迪米特里让尼可的家人今晚要到亲戚家过夜。迪米特里还特别庆幸一件事，媒体没有知道警方用电话监听的事情。如果他们把这报道出来，那就彻底完了。
六点钟，迪米特里给了李明一件防弹背心，让他穿上。他奇怪地看到李明在穿防弹背心前，在认真地打一条领带。他问李明打领带干什么？李明说，今晚也许会有枪战，万一中了弹，他可以用领带包扎止血。
就这样，迪米特里把一张巨大的网撒开了。他和李明坐在尼可的家，抽着李明带来的中华牌香烟。据李明后来说，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题并不是绑架的事，而是听尼可回忆一件历史事件。说的是一九六〇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周恩来的到来是为了一件事，当时中国想把几个巴尔干的国家统一起来，组建成为一个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以抗衡苏联修正主义。尼可说那次会议铁托也来了，保加利亚的领导也秘密来了。他是作周总理和霍查之间的翻译。
这个晚上地拉那即将发生两件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在迪米特里的网铺开的同时，一支由美军特工和阿国警察联合组成的突击队包围了黛替山的埃及人的空中花园。在九点左右，他们发起突袭，冲进了建筑物的内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在不到十分钟时间，美国人就拔掉了本·拉登埋在地拉那多年的这枚定时炸弹。克林顿把这事作为自己得意的事写进了回忆录。
在十点半左右，尼可家的电话响了。当尼可紧张得发抖的手拿起话筒时，仪器已测出电话是从市中心的斯勘德佩广场打出的。迪米特里指示潜伏警员出击，并命令巡逻队马上包抄过来。就不到一分钟时间，迪米特里接到报告：猎物被擒获。
奇迹
现在，我的叙述即将到了尾声，我不由得感到了一阵轻松。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力图把当时在地洞里的所受的折磨准确再现时，我还是感到非常强烈的不愉快。我强迫自己去回忆那些事情，找回当时的感觉，结果我好像中了咒语似的浑身难受，头上冒冷汗。尤其是我写完了“苦难的一天”这一节后，心情特别败坏。以致在马路上开车时心不在焉，撞了前面一辆车的屁股。这个小事故给了我警告：趁还没出更大的事情，快点把这篇东西结束。
现在是我被关在地洞的第八天了。绝望的心情正在来临。我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情绪，它是如此焦躁不安，几乎让我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在最初的几天，我时刻在计算着李明回来的时间。根据我的计算，李明在第五天无论如何应该回来了。如果他付了钱，我在第六天应该会被释放。但是他们告诉我李明不知在哪里，也没付钱。在接下去的两天里，我失去了精神的支撑，心理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在第八个晚上，我听到外边的铁门开启声时，我就像一条狗似的起了条件反射，浑身发抖，我盼望着他们已拿到钱，今晚会放我走。他们进来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手电筒照在我的身上。我就低着头坐着，心里极为紧张。我的手是在听到铁门响声时才套回绳圈的，头上的已和皮肤分离的胶布也才拉下来。我现在最怕是他们检查我头上的胶布。如果他们发现我已经撕开了胶布，那将对我极为危险。他们会知道我看到了一些东西，这样他们一定不会让我活着出去了。我想起了去年温州发生的一个惨案。几个窃贼入室偷窃，屋内有个小女孩看到了他们。他们把女孩绑在椅子上，杀了。他们在离开现场后，又折回来把女孩眼球刺破。因为他们想起有人告诉他们，人在死前看过的人会留在眼球里。警察可以以此破案。
他们解开我的绳子，给我吃一小块冷面包。我慢慢嚼着，他们一声不吭地守在一边。这样我知道了他们不是来释放我的。我突然感到想呕吐，根本吃不下面包。我问他们为什么还不放我走？李明是否已回来？他们是否已拿到钱？他们只是含糊地说，也许会是明天吧。我的情绪突然失去控制，喊叫起来：我要出去，我要走。立刻，几支手枪顶住我的脑袋。他们说：中国人，不许吵，再叫一句就打死你。他们的声音显得冰冷，听得出来他们也已很厌倦了。
现在，他们又把我捆起来，让我躺在木板上，盖上毯子。然后我又回到黑暗中，听着他们的汽车远去。
我坐了起来，想把被反剪着的手从绳套里脱出来。但因为我刚才的大声喊叫，他们把我的手绑得紧了，我怎么也脱不开来。我的心现在乱到了极点，我感觉到，他们释放我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我的脸上感到有一个黏稠冰冷的东西爬上来，我知道那是鼻涕虫。这地洞里潮湿，这东西很多。我的手无法活动，只好侧过脸在肩上蹭来蹭去。我能感觉到鼻涕虫的体液被搓了出来，发出一种苔藓似的怪味。
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呢？他们会把我装在麻袋里，从悬崖上摔下吗？他们会用刀刺死我呢还是用铁棍？他们不会用枪打吧！我的脑子一直离不开这些念头。其实死只是一刹那的事，可怕的是死之前对死的恐惧。当我的心乱得不能承受的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去想念观音佛。我跪了下来，在黑暗中祈求着：观音菩萨呀，请您让我的心安宁下来吧。我知道您不能救我出来，但您可以让我的心安静，让我能平静面对事实。我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我的急促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下来，堵在胸口的剧烈的痛楚缓解了许多。我觉得有一道雪白的亮光照进了我的灵魂。我似乎见到了观音的莲座在空中飘来飘去，不过她好像有点犹豫着不想降临，似乎觉得这里是巴尔干，是她的欧洲同行耶稣的领地。我是那样急切地祈求着呼唤着，她开始缓缓降临，她在注视着我，她终于看见了这个在地洞受苦受难的家伙原来是个中国人，是个只会东跑西跑做生意的温州人。观音露出会心的微笑。现在，我觉得浑身舒畅开来，死亡离我而去，天空中布满了莲花。这真是一次奇异的经历，在接下去的１０分钟后，奇迹真的出现了。我其实对佛教认识很浅，只是像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对观音佛怀有好感。在我２２岁那年，我由于在一次省级篮球联赛中为我所在的单位夺得冠军表现出色，工会让我去普陀山休养了十天。我住在半山腰的工人疗养院，每天都转悠在这个号称南海佛国的众多寺院里，晨钟暮鼓，僧尼们动听的诵经声，加上普陀山长天碧海的景色，让我感到了佛教的动人之处。有一天，我在千步沙的海礁上看海。海潮涨了，我来时的路被淹了。我就攀着岩石从另一条路回去。那时我年轻，什么路都敢走。在过一块巨大的礁石时，我的脚下突然打滑了，下面是狼牙似的乱石。求生的本能使得我一个鲤鱼打挺，抓住了岩缝里的一株开着白花的野栀子花。现在，当我在这个苦难深重的地洞祈求观音时，终于明白当时一定是观音化身为野栀子花救了我。
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外面奇怪地响起一阵汽车的轰鸣。好像有很多车。有人开始大声喊叫，很快就变得人声鼎沸。我睁大眼睛，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我听到有人喊：中国人，我们是警察。我明白是警察来救我了。我吼叫起来：我在这里，我是中国人。现在我知道了，我真的得救了。紧接着就有警察进入了地洞，打开了门，把我拖了出来。现在我看到外面至少有闪着警灯的警车，稍外面一点是好多军队的轻装甲车。当我出来时，所有的警察都欢呼起来。
我被送进了指挥车，坐在迪米特里警长身边。他给了我一枝中华牌香烟，，我就明白这烟一定是李明带来的，也知道了李明一定参加了营救。很快就到了２３分局。我的头上的胶布被剪开。我看到自己手腕上的被绳子捆伤的伤口已烂透皮肤，露出了里边的肌肉。去洗手间时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是骨瘦如柴。
我很快就被告知这么一个事实：绑架者的主要两个成员是我的前翻译阿尔塔的儿子罗伯特和内迪。这真的让我无法相信，我印象中阿尔塔的两个儿子虽然长得健壮，可乳臭未干，怎么会做出这事呢？原来阿尔塔一家在两年前出走后，竟然一直生活在中国北京。罗伯特和内迪供认他们是在一年前开始了这个绑架计划。三个月前他们从中国回到了阿尔巴尼亚，参加他们的行动有其他五个青年人，其中一个全家（他的父母、奶奶、姐姐都在里边）都参加了。我就是被关在他们家院子里的防空洞里边。我不得而知阿尔塔是否参与了这个计划。我觉得她大概没有。她要是参与了，我生还的机会就不会有了。
不管怎么样，我得救了。当天晚上，迪米特里让我睡在局里的值班警察休息室。一个警察陪着我。我一直无法睡去，那是多么好的一种感觉。透过地拉那２３分局警员休息室的玻璃窗，我看到东边的天空渐渐发亮，朝霞呈现。原来，能自由地看到黎明的曙光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
我的爱因斯坦
虎 头
虎头
男，本名冯晓虎，１９６２年生于四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德语教授。发表过《沉浮莱茵河》、《永远的白玫瑰》等作品。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一个深夜，北欧斯德哥尔摩，秋寒刺骨。在温暖明亮的市政厅，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郑重宣布，一个犹太人获得１９２１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世界无论评什么奖，获奖者都自有难与外人道的心路历程。想赢得“众望所归”，难于上青天。反正诺贝尔奖在“众望所归”方面肯定远非众望所归。不信者可参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
这一年却是个例外。
盖此人确乎众望所归。
此人，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１８７９—１９５５）。
从１９０５年开始，全世界反复提名爱因斯坦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但评审团资深成员、１９１１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加尔斯特兰德却一口咬定相对论未经过时间的验证，年年一票否决。被誉为“彻底改变了人类时空观”的相对论居然因一个医生说它“未经过时间的验证”而不能获奖，令整个评审团哭笑不得。
１９２１年，科学院年轻成员奥森轻而易举打破僵局：他提名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光电效应理论与相对论，属于芝麻与西瓜的关系，可评审团明知此乃“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却依然强烈支持芝麻：重要的已经不是爱因斯坦为什么获奖，而是他必须获奖！加尔斯特兰德未料到奥森剑走偏锋，变起腋肘之间无从反对，只好勉强同意。
奥森登高一呼，天下景从，并非他德能服众，实乃爱因斯坦众望所归。
不过，依我望所归，奥森本人却应当因为这个提议获得诺贝尔机智奖。
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根本谈不上诺贝尔给他面子。
实际上是他给诺贝尔面子。
这并非我的意见。这是世界物理学界和科学史学界的意见。这些难得佩服别人的大腕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