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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写了甄士隐两次约请贾雨村到书房小酌。中秋节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就在抱女儿看过会之后，那还是白天很长的夏日里。“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这位严老爷是不速之客。按说甄士隐已无官职，无涉公务，可以不必接待这种未预先约定的客人，但是，“家人飞报”，一个“飞”字，打破了平日甄宅的宁静，要么是那来客身份非同小可，家人早已知晓，要么是虽然以前没来过，但未入宅门便排场来头吓坏了家人，显然，这是来自社会葫芦那上鼓肚的一员，尽管甄士隐已经无职赋闲，也依然不能不立即接待。甄士隐不得不把贾雨村晾在一边，且去应付，谁知那严老爷哪里是那么好打发的，甄士隐竟不得不留饭招待，连过书房来招呼一下贾雨村的工夫也抽不出来，贾雨村只好从夹道中出门，自回葫芦庙去了。
原来我读“严老爷来拜”这一细节，只觉得是为了展开甄家丫头娇杏隔窗望见贾雨村，与贾雨村缔结出一段姻缘的情节，后来看到带脂砚斋批语的本子，发现在“严老爷来拜”旁边批着：“炎也。炎既来，火将至矣！”才知道曹雪芹下笔更有深远的喻意。原来这位“严老爷”是不祥之兆，先是甄英莲被人拐走，后来葫芦庙炸供，导致火灾，“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流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甄家被烧成了一片瓦砾场。曹雪芹在谐音字上，没选择“言老爷”“阎老爷”而偏选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严”字构成“严老爷”的称谓，从创作心理上说，我以为，他是想凸显甄士隐欲隐难隐的严峻处境——他主观上要疏离上层，而上层却会在必要时挟目的“来拜”，并令他难以脱身。这也是许多中产阶级的共同处境，上层对他们的“惠顾”往往并非什么幸事，而是不祥的阴影。
但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最易给予他们致命打击的，是来自下层的刑事犯罪。
５
贾府里的巧姐儿，在家败之前，是不会被人拐走的。巧姐是生活在一个被严密封闭的贵族大宅院里，社会上的刑事犯罪分子很难混进那个门禁森严的空间里去的。第二十九回写贾府女眷几乎是倾巢而出，随贾母去清虚观打醮，巧姐也被带去，你看那描写，有多少奴仆围随，到了道观，族长贾珍亲去坐镇指挥，一群族中子弟到场各司其职，哪有闲杂人等混入的缝隙。一个剪灯花的小道士回避得晚了点，不慎撞到了凤姐身上，被凤姐一巴掌打翻在地，吓得浑身乱战，而仆人们的“拿！拿！拿！打！打！打！”的喊声响成一片。
不是说上层社会绝对不会遭到刑事犯罪袭击，皇帝偶尔也会遭到那种袭击，清朝的嘉庆皇帝就在神武门外遭到过城市贫民的行刺，但跟社会的中产阶级比较起来，贵族阶级由于居住和行动都有足够的屏蔽与保卫，遭逢民间刑事犯罪袭击的几率当然很低，而贫袭贫的几率也不高，社会刑事犯罪的主要目标，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从空间上来说离他们最近，从被屏蔽和被保护的程度上来说，比贵族阶级差很多，而油水呢，却很值得一掠。像甄士隐，元宵佳节，女儿要看社火灯花，他和夫人都麻痹了，没有细想，就轻率地让仆人霍启抱出去看，哪想到半路上霍启要去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就在那么一小会儿工夫里，拐子就把甄英莲偷抱走了。
社会的刑事犯罪，有的是偶然性、随机性的，“人穷志短”，“迫于无奈”，一般小偷小摸、小窃小盗多属这类；有的则是职业性的，拐走甄英莲的，即属此类。后来葫芦庙还俗当了官衙门子的前和尚，跟贾雨村汇报说：“这一种拐子单管拐偷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甄英莲五岁被拐，到冯渊和薛蟠争买时，已经被圈养了七八年，十二三岁了。人口贩卖，在当今世界还是颇为盛行的刑事犯罪活动，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像元宵灯会这类的俗世共享性社会狂欢，现在有称为“嘉年华会”的，一般贵族阶级是很少参与的，《红楼梦》里详细描写了贾府的年节活动，他们是在自己的府第里开宴筵看表演放烟火猜灯谜的，属于封闭性活动，非常安全，而贵族府第门外街市上的年节活动，属于开放式，则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许多底层百姓也积极投入的，而刑事犯罪分子就很容易混迹其中，霍启那样的单身仆人抱持小女孩游逛，早成他们锁定的目标之一，在有预谋有技巧而且往往是有组织有网络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威胁下生存，中产阶级真的是安全系数很差，非常地脆弱。
６
曹雪芹所生活、写作的时代，大体是清朝的雍、乾时期。康熙朝曹家的荣华富贵，对于曹雪芹来说，主要是听家里大人“说古”，第五回写贾宝玉在太虚幻境进入薄命司，看到存有金陵十二钗簿册的橱柜，不禁脱口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才十二个女子？”“常听人说”，口气可思。第十六回写凤姐说：“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可见小说里年轻一辈的人物原型，凤姐原型也好，宝玉原型也好，都没赶上康熙朝的盛世。
康、雍、乾三朝，因为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而他前后两位皇帝在位达一百二十年，因此被后人简称为康乾盛世。
这三朝，特别是从康熙朝后期，直到乾隆朝初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先是康熙和自己选立的皇储之间发生越来越明显的摩擦冲突，有两立两废太子的大风大浪；然后是康熙的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四阿哥等为继承皇位而进行的暗中较量，结果是四阿哥取胜，成为雍正皇帝；雍正当政以后，不得不花大力气来继续扑灭皇族内部的反叛力量，但他仍是一个暴死的下场；乾隆继位后，努力去抚平皇族内部的政治伤痕，却仍然在乾隆四年出现了弘皙逆案。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会波及到依附于各派政治力量的贵族官僚，包括内务府的包衣世家，曹雪芹家就是因为接连被牵扯进去，而终于“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的。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些权力斗争，对世俗生活，对社会上一般的小康人家，也就是对中产阶级的直接影响，并不那么大。
尽管这三朝大兴文字狱，实施非常严厉的思想管制和文化专制，但是也并没有堵住所有的宣泄渠道，俗世的文化消费依然相当丰富多彩，戏曲和曲艺都在走向繁荣，《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都被创作了出来，并且终于流传到了今天。
这是中国国力大提升的时期。康熙元年，人丁户口为一千九百二十万余。地五百三十一万余顷，征银二千五百七十六万余两，到康熙六十一年，人丁户口达到二千五百三十余万，外加享受“永不加赋”政策的滋生人丁四十五万，可耕地增加到八百五十一万余顷，征银达二千九百四十七万余两。雍正暴死前一年，即雍正十二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人丁户口达到了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余，“永不加赋”的滋生人丁则有九十三万余，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九十万余顷，征银数是二千九百九十万余两。到乾隆二十年，那是乙亥年，在那一年之前，甲戌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经整理出来，其中有不连贯的十六回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在乾隆二十年我们可以查到这样的统计数据：人口（不是户口）达到了一亿八千五百六十一万余，各省仓储米谷总数三千二百九十六万余石。可以说，那一百来年里，中国的ＧＤＰ在飞速增长。那期间国家版图也得到展拓和稳定。
历史的宏阔脚步，对家族、个人命运往往是忽略不计的。曹家的兴衰荣辱，以及那个历史时期里青春花朵的陨落，理想的破灭，道德的沦丧，主流文化的空洞，自由心灵的窒息，都成为一些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总体而言，不止一位历史学家会正襟危坐地告诉我们，就国力的提升而言，那是中华盛世。
《红楼梦》，有的论家认为是一部阶级斗争的教科书。作为证据之一，第一回里写到火灾后的甄士隐只好和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生，以下的这些句子曾被反复地引用：“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似乎曹雪芹是在写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的冲击。其实，康、雍、乾三朝，特别是曹雪芹生活和写作的那几十年里，是农民起义相对比较少的时期，当然阶级矛盾是一种恒久的存在，贫苦民众的小规模的反抗是持续不断的，但大规模成气候的农民起义，那阶段里就是很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也是历史的真实。
那是一个诡谲的时代。在那样的社会状况下，像甄士隐那样的中产阶级人物，毁灭他和他家庭的因素，既不一定是卷入上层权力斗争，也不一定是受到农民起义军的冲击或胁迫，最主要的生存威胁，是“鼠盗蜂起”，那主要是尚无明确政治目的，只为谋取一己利益的零星反抗行为，说白了，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刑事犯罪活动，当然，天灾往往也会掺和到人祸里，甄士隐先是爱女被窃，紧接着就遭遇回禄，人财两空，而更可怕的，是遭遇到人性的黑暗，他投奔到岳丈家，不但没有获得人间的温暖与慰藉，他把自己所存积蓄完全交给了岳丈，岳丈却对他“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熏导致甄士隐“贫病交加，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最后在听到疯癫道人的《好了歌》后，大彻大悟，当即说出一大串《好了歌注》，说完竟将道人肩上褡裢抢过去背着，随那道人飘飘而去，不知所终。
曹雪芹把甄士隐岳丈命名为封肃，谐“风俗”的音。甄士隐原来居住的地方十里街仁清巷，谐的“势利”“人情”的音。这谐音里有作者很沉痛的心曲。那个时代国力的增强，只体现在版图的拓展与经济的提升上，而没有相应的文化进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精神文明的建设，人心都往坏处发展，势利眼，暴富心，嫌贫爱富，妒才嫉能，逆向淘汰，宵小猖獗。
曹雪芹没有去写农民起义。整部《红楼梦》里也许只有第十五回里写到的二丫头算得上是个贫下中农。他开篇写了位甄士隐，从中产阶级人物的脆弱入手，去展开温柔富贵乡里的生死歌哭。
７
中产阶级人物，多有慈善助人之心。甄士隐知道贾雨村淹蹇小庙，未能北上求取功名，是因为没有凑够路费，就主动提及：“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说完当即命令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小童进去”，当然不会是自己取银取衣，银子和衣服应该都是甄夫人封氏取出来的，书中特别点明甄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丈夫慷慨助人，她不仅绝无嗔怨，还积极配合。
荣国府的王熙凤也帮助过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