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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的傍晚，马每文回来了。他看上去瘦了一圈，眼睛里布满血丝，很疲乏的样子。陈青想他一定是在第三地与情人欢娱时消耗了太多的气血，这让她很愤怒。她戴着橡皮手套做了晚餐，把黄瓜切得长短不一、粗细不均地堆在盘子中，炸了碗鸡蛋酱，下了子儿挂面。这种炸酱面，曾是他们夏日时最喜欢的晚餐，马每文往往要吃上两碗，然后撩起背心，拍着突起的肚子慨叹：美啊！可陈青这次将面条煮过了头，面条断肢解体的，成了糨糊。而且，炸酱的油没有烧熟，一层黄乎乎的油泛在酱汁上，像是谁撒下的一泡浊黄的尿，令人作呕。不仅马每文没胃口，她也是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他们吃饭的时候一直沉默着，马每文大约受不了这死一般的寂静，他去客厅打开了音响，肖邦的钢琴曲带着股清凉之气，像泉水一样汩汩流来。马每文回到餐桌时，陈青已经开始收拾碗筷了。马每文对妻子说，你的手指受伤了，还是我来吧。陈青说，我可以戴橡皮手套。马每文说，万一手套破了，会感染的，还是我来吧。
陈青就转身回她的卧室了。她躺在床上，听着钢琴曲中掺杂的一缕缕马每文冲洗碗筷的水流声，心中充满了柔情和伤感。她多么希望第二天早晨起来，丈夫的床头柜上没有新加的旅行票据啊，那样一切都可以慢慢地回到从前。
第二天早晨，陈青起来的时候，马每文已经出门了。她走进他的卧室，迎候她的是床头柜上两张叠压在旧机票上的由寒市到北戴河的往返火车票。这两张刚刚用过的车票就像两条沉重的钢轨，压过她的心头，让她透不过气来。北戴河有海，那也是湿润之地啊。陈青仿佛听到了海风中马每文快意的呼喊，在这呼喊声中，一定有一个女人温柔的潮汐声与此相和着。
陈青摇晃着走出丈夫的卧室，好像刚从停尸房看完亲人的遗体似的，彻骨悲凉。她回到卧室躺了片刻，然后起来换上一条藏青色的长裤，一件宝石蓝色的低胸收腰的纱绸短衫，将头发高高绾起，换上半高跟皮鞋，像很多单身的上班族一样，下楼后在早点铺买了两根油条，一纸杯新鲜豆浆，边走边吃。
如果说街巷在夜半时分是一条条饥肠辘辘的肠子的话，那么在上班的高峰期时，这一条条肠子就饱胀起来了。肠子里拥塞的是大大小小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和络绎不绝的赶路人。车辆排放的尾气和一些店铺泼出的隔夜的脏水，为这些肠子注入了气体和汁液，使它勃勃跃动。陈青明白，这些肠子里的东西，早晚有一天会变成垃圾，她不过是垃圾中的一分子。
陈青昂首挺胸地走进报社大门，她那饱满的精神状态让人以为她中了彩或是升了职。她在工作台前低声哼着歌，把老于提上来的两篇关系稿，一并签发了。当她起身把稿子越过隔板递给老于时，发现他正弓着背，埋头窸窸窣窣地做着什么。
《寒市早报》位于报业集团的三层，大约有八百平方米，分为两个区域。一侧为普通记者的工作区，一侧为领导的工作区。领导们在南侧单独辟出几间屋子，每间二十多平方米，桌子宽大，桌前配的是米色的皮转椅，墙角还放着长沙发，既可接待客人，又可供午休。普通记者的工作区占地大，大约有近百个工作台，用白色的密度板隔开。每个空间大约四平方米，放着一张灰色的电脑桌和一把黑色的椅子。记者们把这些连缀在一起的同一格式的工作台，赋予了各种称谓。有人说它是营房，有人说它是羊圈，更有甚者，说它是殡仪馆存放骨灰盒的格子间。由于它们在外观上长得一模一样，常有记者钻错了地方，所以每个平台的入口处的隔板上镶嵌着所属记者的名字。为了便于部门的区分，在某些平台上又竖起一截铁杆，上面横着黄铜的牌子，标着“新闻部”“文体部”等字样，看上去好像出殡队伍中举起的招魂牌。虽然这样的工作环境不可能有太多的私人生活，但记者们还是喜欢在工作间隙，隔着隔板开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最近两年，四只摄像探头的出现，使报社的气氛变得沉寂了。
新闻部的一位摄影记者，有一架昂贵的索尼相机，三年前的冬天，突然遗失了。当时他去了餐厅，把相机放在电脑桌旁，午饭归来，它不翼而飞。之后不久，广告部的杜小丽丢了一条搭在椅子上的银狐围巾。报业集团的正门和三楼《寒市早报》的大门，均有门卫把持，没有胸卡是进不来的。所以接案后赶来的派出所的民警，分析《寒市早报》是出了家贼。虽然报社聘用了一名保安巡视，但丢东西的事情还是屡屡发生，闹得人心惶惶，人们即使去洗手间，也要随时随地提着包。转年春节过后，四只摄像探头就上了《寒市早报》的墙角。它们像四只突然出现的猛虎，在吓跑了“第三只手”的同时，也吓跑了大家的率性和快乐。想到自己的一切都处于监控之中，人们坐在工作台前不敢打盹，不敢大笑，不敢随意臧否时事，亦不敢哭泣。有人说，报社领导这是借失窃案，故意安上摄像探头来监视他们的工作状态。更有甚者，说领导是故意安排了几个心腹，自盗财物，以便有充足的理由实施监视员工的计划。从此后，偌大的工作场即使人影憧憧，也听不到多少声音，工作效率空前提高了，可人的精神却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人们习惯了用伊妹儿和手机短信无声地传达信息、交流情感。所以一些人若做点私活儿，已经习惯了深深地埋下头，这样摄像探头只能探测个背影。
陈青将签发的稿子递给老于时，他正守着一堆花花绿绿的纸币一五一十地数着。这些面额伍元、贰元、壹元不等的小额纸币，是他平素积攒下来的。他刚刚做了爷爷，孙子百天在即，他想买个电动玩具熊送给他做礼物。由于这个月几个老同学先后做了爷爷奶奶，随了几百元的贺礼，再加上老婆患了急性胃肠炎住院一周，他手头吃紧，所以把锁在电脑桌抽屉里的零散纸币悉数拿出，小心翼翼地数着。谁知正数在兴头上，被陈青递过来的稿子给搅扰了。不过这是一种快乐的搅扰，老于起身探过头小声对陈青说，谢谢啊。然后问她，你怀孕了？言下之意，陈青有了“喜事”才会如此发“慈悲”。陈青笑笑，说，我一肚子的“菜瓜饭”，如今的娇儿哪喜欢在这儿投胎？
黄昏了。陈青下班后没有像以往一样去菜市场，为着家中的晚餐而做采购。她去了小明月西餐酒吧，叫了一小瓶红酒，点了份蔬菜沙拉和一块黑胡椒牛排，在昏暗迷离的灯影和如山风一样呜呜鸣响的萨克斯乐曲的陪伴下，吃起了晚餐。她吃得耐心、细致而彻底。两小时后，瓶中滴酒未存，盘中也是空空荡荡，就连沙拉中的奶油汁液，她也用面包片舔舐干净。吃喝完毕，天已黑尽了，酒吧里的人越来越多。陈青买单后起身离开。她打了一辆的士，径直回家。当她掏出钥匙打开家门时，看见了从餐厅漫溢过来的乳色的灯影。她换上拖鞋，摇晃着朝那里走去的时候，看见马每文枯坐在餐桌前，面色铁青。
你知道吗？马每文颤着声说，我等你回来做晚餐，已经三个小时了！他攥起拳头，狠狠地擂着餐桌，发泄着愤怒。
陈青用轻快的语气说，我以为你去湿润的地方吃晚餐去了。说完，她就回卧室了。她听见背后传来一阵劈啪的脆响，是瓷器破碎的声音，马每文一定是把餐桌上她最钟爱的一把台湾产的青瓷茶壶给摔了。陈青头晕脑胀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对自己说：我也要去第三地，我要为它做晚餐！
寒市的暑气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汹涌喧嚣了一阵，渐渐回落了。
陈青奔赴她虚拟的第三地时，是一个凉爽的日子，她的目的地是北京。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陈青颇费踌躇。马每文去大连，乘的是飞机，她当然不甘其后，理所当然地订下了机票。待到快要取票的时候，她忽然想到，如果往返均乘飞机，很有点抄袭的嫌疑，于是就采用陆空交错的旅行方案。在去的时候乘飞机还是火车上，她也是费尽心机，最后决定，回来时坐火车，去时乘飞机。飞机是速度的象征，这样马每文能想见她奔赴第三地时的迫切心情。而回来坐火车，等于是躺在铺位上倾听火车与钢轨合奏的一首长长的慢拍子抒情曲，马每文一定能联想到情人间短暂的周末狂欢后，在分别时需要用一段漫长的旅程去回味那种幸福。
副刊部是报社中出差最少的部门。偶尔出去，也都是短差，所以陈青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去北京了。她有两位大学同学在京工作，一个在出版社，一个在电视台。彼此间来往极少，不过在春节时在电话中互相拜个年而已。她并没有见同学的打算，但是在候机时，还是分别给他们打了电话。在电视台工作的男同学的手机被告知是空号，看来号码已更改了。在出版社工作的女同学倒是联络上了，她大呼小叫地说她很想念陈青，希望她以后来京就住她家，好好叙叙。陈青说，那好啊，几小时后我就可以敲你的家门了，我正准备登机去北京。她其实只想开个玩笑，如果同学执意让她去，她就撒谎说她在京只是转机，她要去桂林。谁知同学的语气立刻就变了，她先是“哎呀”叫了一声，然后说，真不巧，我今晚也要出差，到西安为一部书稿的事情，那边的作者都联系好了，不能推迟了，太遗憾了！陈青连忙说，你忙你的，没关系，我在京办点私事，只住一夜，也没时间看望你的。她们初始的谈话是热情万丈的，而结束时却冰冷、尴尬。陈青挂断电话后，把这位同学的电话号码从手机中删除，关了机，上飞机了。
北京的空气比寒市要沉闷多了。虽然天是晴的，但却不是那种一碧如洗的晴朗，而是乌蒙蒙的晴朗。那是下午的时光，陈青搭乘巴士进城后，又上了一辆的士。司机问她去哪里？她说，去菜市场。司机问，哪里的菜市场？陈青说，郊区的吧。司机欣喜地问，东郊还是西郊？陈青说，东郊吧，找一个有卖活的鲫鱼和新鲜蔬菜的菜市场。司机说，您放心吧，东郊的小南里菜市场很大，那里的菜都是当天上的，倍儿新鲜！陈青问，住在那一带的都是什么人啊？司机说，修鞋的、卖粮的、剃头的、当保姆的、当工人的，都是像我这样靠出力气吃饭的人！
陈青想来的就是这样的地方。她要给一个男人做一顿晚餐。
所有城市的城郊都逃不过“脏”和“乱”这两个字。车一进东郊，高楼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老式的矮层红砖楼房。这类楼房的小阳台简直就是一座座悬空的垃圾场，那上面拥堵着形形色色的东西：废旧桌椅、纸箱、残破的灯笼、报废的家用电器、褪了色的塑料盆以及晾晒着的披头散发的拖把、湿漉漉的衣物和过冬的干菜，可以想见居室主人生活的拮据和艰辛。街巷中的废纸、烂菜叶、饮料瓶、烟蒂、痰迹随处可见，苍蝇横飞。陈青刚一下车，就在菜市场的入口处被一口飞来的痰击中，幸而它落到了鞋面上，而这双米色的平底羊皮鞋细腻而光滑，痰在上面等于荡了一个秋千，跳到地上了。
陈青买了六条巴掌大的活鲫鱼，由卖鱼人当场宰杀了，放在塑料袋中。此外她还买了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