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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突然冷冷地说：我不想干。她用了“干”字，从未用过的一个粗俗字眼，马每文愣了。陈青接着又说：我怕你干我的时候会喊着前妻的名字。
马每文立刻就泄气了，他绵软地趴在陈青身上。但自尊和愤怒很快使他恢复了精神，他从陈青身上跳下来，站在床边，将那只没有派上用场的安全套撕了个粉碎，扬在陈青的脸上。
陈青先是木然地躺着，任那些橡胶的碎屑像一口口黏痰肮脏地落在她的嘴巴、眼睑和鼻梁上。但当马每文转身要离开时，她突然像一只羚羊一样蹦到地上，抖落那一脸的碎屑。她微笑着，将双手伸向睡衣的“Ｖ”字领口，左右开弓，用力一撕，这条美丽的睡衣顷刻间就破相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绽开了，它从领口直达腰际。
那道裂痕如同天际线，将天与地分开了。从这个正午开始，他们分居了。
陈青的娘家，在寒市城郊的曼苏里。
如果望文生义，一定会把“曼苏里”当做富庶、浪漫之地，其实不然。曼苏里是贫寒之地，这里聚集的多是菜农、工人和做小本生意的人。
从临水花园乘公共汽车去曼苏里，要换三次车。以往陈青回家，都是由马每文驾车送她。他们回家总是带上鸡鸭鱼肉、点心水果等吃食。他们一回去，左邻右舍的人会来陈青的娘家凑趣，陈青便会分一些吃食给他们。他们啃着鸡腿、大口吞咽着点心的时候，会跟马每文讲陈青的事情。什么她小时候帮着王三奶奶倒过屎盆子，什么她十三岁时就会踩缝纫机给家人做衣裳，什么有一年她拾捡遗弃在田间的黄豆，过年时用这豆子压了两板豆腐。大概是因为吃人家的嘴短的缘故吧，总之，说的都是讨好的话。有些话马每文已经听过多次了，可他还得做出爱听的样子。
曼苏里的房子分为两类，一类是上下两层的砖瓦结构的房子，每层四户，有暖气和自来水设施。由于它介于楼房和平房之间，这一带的人称它为“土楼”。土楼的历史不算长，十来年的样子，它里面住的是稍微富裕的人家。另一类则是“板夹泥”的平房，由于岁月久远，它们已老态龙钟了，看上去歪歪斜斜的。住在土楼的人，都是由这里迁出的。陈青四兄妹，都出生在板夹泥的房子里。这种房子的顶棚是用废报纸和花格纸糊的，冬季夜深人静时，老鼠常从上面哧溜哧溜地滑过；夏季房屋漏雨时，它会因积存了雨水而鼓胀起来，形成一个个圆圆的泡儿，好像纸棚窝着几只流泪的眼睛。
陈青的父亲陈大柱，已经六十六岁了。他原来是宏伟轧钢厂的车工，后来厂子倒闭，他在五十三岁时进了曼苏里社区服务站，成了一名管道疏通工，人称“陈师傅”。陈青的母亲比丈夫小六岁，大家都叫她“陈师母”。虽然她刚踏过六十的门槛，可看上去却像七十多的人了，头发全白了，牙齿脱落了多半，眼袋松懈得似乎能做鸟巢，枯瘦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她年轻时是宏伟轧钢厂有名的美人，后来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它被绞进了飞转的齿轮中。人一成了残疾，美的资本也跟着流失了，她嫁给了又矮又丑的陈大柱。陈大柱脾气暴躁，爱喝酒，酒后常对着老婆撒酒疯。陈青的母亲就好像丈夫的奴隶似的，整日低眉顺眼的。
陈师母身上有一处是活泼的、昂扬的，就是她的那只好手。她熟练地用它洗衣、切菜、打扫屋子和院落。该两只手做的事情，由一只手来承受了，可以想见它是多么的辛劳。可这辛劳却使它比一般的手要显得有活力。陈师母平素寡言少语，那只手却总是轻灵地舞动着。它就好像一只长长的舌头，把她心底的话滔滔不绝地掏出来。
陈青提着一只烧鸡、两盒点心，最先搭乘的是由临水花园开往齐正街的６路公共汽车。这路车穿行的是市中心的主要街道，车体是那种上下两层的豪华大巴车，有空调，自动售票。大巴车明亮的玻璃窗外的建筑是堂皇的，行人的装束也是考究的。如果说这样的公汽是一匹好马的话，那么宽阔整洁的有绿树花坛环绕的街道就是专为它而设的一副好鞍。然而当她从齐正街下车，转换３８路联运车，往儿童医院方向去时，车体就是那种普通的公汽了。汽车的顶棚吊着几顶果绿色的老式电风扇，有两顶已经坏了，纹丝不动。能够旋转的，也都像患了哮喘病似的，有气无力的。由于是周六，外出的人多，车里的汗气也重。陈青觉得手中提着的美食一定被熏染得变了味儿。到了儿童医院下车时，她头昏脑涨的。大约等了二十分钟，才搭上开往郊区炉具厂的１１２路汽车。这辆汽车的车头瘪了一块，看来不久前肇过事。汽车外体的白色喷漆脱落了多半，就像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看上去很寒碜。车里的人并不多，所以陈青一上去就找到了座位。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和着一头黄发的售票员打情卖俏，车中那些衣着黯淡的乘客跟着发出阵阵笑声。肮脏的玻璃窗外尘土飞扬，高楼少了，花坛不见了，路边的树也稀稀落落的，东一棵，西一棵的。陈青想着马每文现在不知身居何处时，心中还是有些怅惘。他们结婚六年来，马每文是第一次失踪。一个处于分居状态的男人在周末与家人不辞而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心里是清楚的。正当她神思恍惚的时候，咣的一声，汽车戛然而止，终点站到了。喧闹而零乱的炉具厂的站台上，充斥着小面包车揽客的吆喝声。这样的车都是去曼苏里的。他们高叫着：曼——苏——里——曼——苏——里——好像曼苏里是刚出炉的烧饼，要趁热卖掉。
曼苏里的很多人都认识陈青。一个穿着灰格子大裤衩、白棉汗衫的车主冲陈青叫着：这不是陈大记者吗？今天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家马总的车呢？他一嚷，没注意到陈青的，把目光都转向她了。
陈青认得那汉子，他是曼苏里有名的酒鬼，姓蒋，据说他每天总要喝上八两白酒，人称“蒋八两”。他喝过酒后爱打老婆，那个女人受不了这煎熬，与他离了婚，把五岁的儿子也带走了。蒋八两没人管了，愈发喝得不可一世。也许是酒精常年浸润的结果，他的脸色红得发紫，即便没喝酒，也给人喝着酒的感觉。而且，他喜欢开飞车，但乘客并不因此而忌讳，相反，倒是喜欢登上那辆蓬头垢面的、由报废车改装成的面包车。原因是：那些性能好的车常发生磕磕碰碰的事情，而蒋八两驾驶的车就像一颗稳定的恒星，沿着自己的轨道，从未出现过偏差。
陈青只得上蒋八两的车了。她刚一落座，蒋八两就跨进驾驶室，拽上吱嘎叫着的车门，说，陈大记者回来，咱就不等客了！虽然还闲着好几个座儿，他还是一踩油门，飞快地离开炉具厂的站台，朝曼苏里而去。
窗外的景色变幻越来越大。在城乡结合部，有几家大厂子：发电厂、啤酒厂和水泥厂，厂区高大的烟囱终年排着污浊的烟气和粉尘，附近的居民多有抱怨。报社开通的市民热线电话常常接到这一带居民的投诉，记者们只能层层向上反映情况。也有环保局和人大督察办的人下来调查、走访，然而他们留下的只是匆匆的脚印，这一带还是灰头土脸的老样子。
过了这几家厂子，就是大片大片的曼苏里人耕种着的农田了。坑洼的路面上多了农用三轮车和摩托车，尘土也愈发嚣张了，泥土路上交错而过的车辆挟起的都是一团团呛人的灰尘，它们无所顾忌地扑入车窗内，像是一只只肮脏的手，把人的浅色衣服给摸出污痕来。
像以往一样，陈青一入曼苏里，最先看到的家人就是哥哥陈墨。大热天的，陈墨依然穿着一身绿色的制服，在曼苏里的几只信筒间转来转去的，好像那绿色的信筒里装着他生命的春天。
陈青下了车，冲陈墨叫了一声：哥——
陈墨转过头，见是陈青，咧开嘴笑了，憨憨地叫了声：青——
陈家四兄妹的名字，都与颜色有关。老大出生在雪天的午夜，空中凝聚的是浓重而压抑的如墨一样的黑云，陈大柱便给他起名为陈墨。陈青虽然也出生在午夜，但因为是秋天有满月朗照的日子，夜空是青蓝色的，于是得了一个“青”字。陈青下面是个女孩，她出生在一个风沙漫卷的日子，天是浊黄色的，于是叫她“陈黄”，她小陈青三岁，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却还没有出嫁，谈一个对象就会黄一个。她自己将其爱情命运的坎坷归咎于那个“黄”字。陈家最小的孩子，是个清秀的男孩，出生在夏日的黎明，叫“陈白”，如今陈白在寒市的理工大学化学系读博士。
陈墨称呼他的弟弟和妹妹，均用单字：“青”、“黄”或“白”。
陈青叫陈墨为“哥”，马每文却不是这样。马每文比陈墨年长一些，除了年龄的差距使他不能随着陈青称他为兄，陈墨的愚钝大概也是其中一个不可言说的缘由吧。似乎一个智力欠缺的人是不配做别人的哥哥似的。马每文对陈墨直呼其名，陈墨呢，他用字俭省惯了，叫马每文为“马”。
马呢？陈墨接过陈青提着的东西，一边朝家走，一边问她。
陈青说，马有事外出了。
陈墨噢了一声，对陈青说，红在家。
张红是陈墨的老婆。由于陈墨轻微智障，所以当年介绍给他的三个女人各有缺陷。一个是因出天花而落得满脸麻子的姑娘，一个是连裤腰带都要由人帮着系的痴呆，还有一个就是因小儿麻痹落下后遗症的跛脚的张红。陈墨说看着满脸麻子的人，他吃不下饭；而那个痴呆老冲她笑，他嫌不会哭的女人，男人就没法疼她；反倒是一歪一斜走路的张红，让陈墨动了心。他对陈师母说：她是个需要男人搀扶的姑娘。而陈青的父母，相中的也是张红。她虽然不漂亮，但脑子没毛病，善良而勤恳。最关键的，是她的名字中有个“红”字，合该是陈家的媳妇。
陈青走进土楼时，张红正坐在院落的树阴下择菜。她显然也对陈青的独自回来感到意外，她站起来，洗了手，一边给陈青泡茶，一边问她：俺妹夫呢？
陈青说，他生意上有事情，外出了。
张红对陈青说，妈出去看人宰羊去了。
张红把一只空酱油瓶子递给陈墨，差他去食杂店打酱油。将陈墨打发走后，张红叹了一口气，对陈青说，楼上的王卷毛又来勾搭爸了。别人偷着告诉我，王卷毛在炉具厂那儿开了个裁缝铺子，爸常去那儿和她见面。他们回曼苏里，前脚一个，后脚一个，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呢。
王卷毛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住在陈家楼上。由于土楼的上层不像下层有院子，能栽种个花草、葱蒜什么的，所以上层的人往往利用探出的阳台，养些盆花。王卷毛家在阳台养的却不是能散发出香气的花，而是一群鸽子。鸽子长着翅膀，你不能不叫它飞，所以她家阳台有一扇窗始终是敞开的。鸽子里出外进的时候常常将陈家刚晾晒出去的衣服遗落上屎，而王卷毛在打扫脱落的鸽毛的时候，喜欢把它们顺着阳台往下撒，全都扬在陈家的院子里，呛得人直咳嗽。陈大柱为此和王卷毛绊过几次嘴，两家为此伤了和气，见面连招呼都不打。
王卷毛的男人是个蔫头蔫脑的菜农，春夏秋三季他喜欢呆在农田里，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