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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四下看一眼。床空空的。柜子油得雪白，上面的花描成绿色。他一边看一边问：“孩子在哪儿？”
“孩子在陕西。”
他怕问下去她会说“已经病死了”。所以他什么话也不问。
“孩子啥病没有。病的是咱爹，二哥。”
“谁爹？！”
“咱爹呀。咱有几个爹？”
“孙……怀清？”
“你先别问他咋活到现在。你只管把他当你的病人，给他治病下药。”
“葡萄？！……”
“多问没啥用。二哥，这时叫你把咱爹供出去，让人再毙一回，你供不供？”
少勇看着葡萄。她让他钻进一个噩梦里来了。
“你不会供了。我知道你不会了。要是供的话，挺就没了，你一辈子别再想见他。”
他还是看着这个女妖葡萄。
“你记着，你要再做一回逆子，你就当你没那个儿子。你杀你爹，我就杀你儿子，现世现报。”葡萄说着，抓起他的包，里面有药和针管，领他往院里去。
孙少勇没有想到他见了父亲会哭。当葡萄点上灯，照在奄奄一息的父亲脸上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要是父亲被抬到医院，躺在急诊床上，求他来抢救的话，他肯定以为他自己救了条陌生的性命。他不断侧脸，把泪擦在两个肩头上，把针剂打了下去。十八年前，父亲和母亲一块去西安看他，那时他刚刚毕业。父亲打哈哈地说老了不怕病了，儿子成洋大夫了。
父亲已经昏迷不醒。少勇直庆幸父亲饶了他，不给他来一场最难堪的父子相认。西安大街上，父亲领他走进一家商店，给他买了一支金派克钢笔。他直说买那么贵的笔弄啥？父亲只管往外掏大洋，说我养得起马，难道配不起鞍吗？医生做成了，还掏不出一支排场钢笔给人开方子？母亲也噘嘴，说那笔够家里买粮吃半年了。二十二岁的少勇挑了一支笔便宜，说他中意它。父亲说它太轻，说给人开药方，手上得掂个重东西。
孙少勇给父亲查了心、肺，看父亲两个厚厚的眼泡明晃晃的，他想，三分人、七分鬼的老父亲要能活过来，不知会不会问起那支金笔。父亲和母亲前脚离开西安，他后脚就把那笔给典了。典的钱和父亲给他留下的三十块大洋一块，交到了地下党组织手里。他已记不太清当时父亲给他钱时他有没有推让。按说他是会推让的，因为他知道父亲的积攒都给他哥俩求学了。正因为父亲只是能写几个字算算账的半文盲，他才巴望他的儿子们成大学问。
不过父亲可能再不会醒了。
一连几天的输液，他明白那场过堂一般的父子相认他妄想躲过了。父亲身上和脸上的黄疸已退了下去。眼睛的黄疸也浅了。这天晚上，他下到地窖，见煤油灯的火苗捻得老高，小桌上摆了两个杯子一个茶壶。父亲躺在灯光那一面，头发、胡子已剃去。虽然还不是活人的脸色，至少不像鬼了。他知道父亲闭着眼却是醒在那里。他的下一步，就是跨进油锅受熬炼。
这时忽听父亲说：“葡萄，医生来了？”
葡萄嗯一声。少勇看着她：难道父亲一直不知道治他病救他命的是他的逆子少勇？
父亲说：“给医生沏茶了没？”
“沏了。”葡萄的脸上有一点诡秘的笑，把他拽到板凳前，捺他坐下。
父亲的嗓音气多声少：“那你告诉他，我就不陪了。我得闭上眼，睁眼老费气呀。请医生该咋诊病就咋诊。跟他赔个不是，说我怠慢他了。”
葡萄又诡秘地朝他笑笑，说：“爹，哪儿有医生跟病人一般见识的？不想睁眼，不睁呗。”她把茶杯塞到他手上。他僵得手也动不了，茶杯险些打碎。她的手把杯子递到他嘴边，他木木地、乖乖地喝了一口被父亲叫成茶的白开水。开水一直烫到心里。
他问诊时，父亲也不直接回答，都是说：“葡萄，告诉医生，我肚里的水像下去不少。”或者：“问问医生，咋吃啥都跟药似的，那么苦？白糖水也苦着哩。”
少勇收了听诊器，血压器，父亲说：“跟医生说，葡萄，明天他不用来。六十里地，跑着老累人呐。”
少勇也不知说话还是不说话。他张几次口，那个“爹”字生涩得厉害，怎么也吐不出来。父亲为他行方便，不让他过那场父子相认的大刑，他只好一再把“爹”字苦辣地吞咽回去。他朝葡萄使个眼色，叫她跟他上去。葡萄把纳鞋底的麻线往鞋底上一缠，站起身来。
“告诉医生，我就不跟他道别了。”父亲说。声音更弱，已半入睡了。
两人站在桐树下。一个好月亮。少勇两眼云雾，飘到这飘到那。葡萄不说话，等他魂魄落定。他嘴动了几次，都摇摇头，不说也罢地叹口气。葡萄知道他想问她怎样把他们的爹救回来，一藏十年。见他眼睛沉稳了，不再发飘，她想，他魂回来了。她只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了，就像讲她去赶集卖鞋底、赶会赛秋千，若她和他真做成寻常恩爱夫妻，晚上闲下来，她都会和他这样说说话似的。
少勇觉得这就够了，不能多听，听这点已经够痛了。葡萄讲得淡，他的痛便钝些，她讲得简略，他痛得便短些。这样猛的痛，他得慢慢来，一次受一点。他每次来看父亲，都从葡萄那里听到这十年中的一节儿，一段儿。葡萄讲到他们爷儿俩如何做鱼吃，又怎样咽不下带刺儿的鱼肉。她每次都是三言两语，好像哪件事的由头，让她想起十年中的一个小插曲儿。假如少勇问她：这样藏下去是个事不是？她会说：啥事都不是个事，就是人是个事。问她万一给发现咋办，她会傻一会眼，好像从来没想过那么远。要是说：藏到啥时是个头呢，葡萄？她会说：咳，这不都藏这些年了。
每回少勇来，都睡在堂屋的旧门板上。这天夜里听见花狗叫起来，又听见葡萄的屋门开了，她穿过院子去开门。不久就听见葡萄和一个男人在院里说话。听着听着，男的嗓音厉害起来，像是责问葡萄什么。葡萄可不吃谁厉害，马上凶几句，过了一会，手也动上了。那男人动起粗来。
少勇把自己屋的门一拉，问：“谁？！”
男人马上不动了。葡萄趁机又上去搔了他一把。男人转身就往门外走。少勇又叫：“我认出你来了，跑啥跑？！”其实他什么也看不清。
男人给少勇一咋唬，心虚了，便站在台阶下说：“和嫂子说昨天出工的事呢……”
少勇说：“几点了，说出工的事？明明就是你见不得寡妇家门下太清静！早知道你没安好心！……”
其实少勇只是怀疑来的这个男人是谁，但还不敢确定。
男人说：“那二哥你咋会在这儿？六十里地都不嫌路远，隔两天往这儿来一趟？”他说着人已经走过来，迈着穿皮靴的大步，一边把肩上披的旧军衣往上颠。
少勇想，果然是这小子。最后一次见春喜的时候，他还是个青愣小子，这时一脸骄横，人五人六的成公社书记了。
葡萄抬着两个胳膊把头发往脑后拢，看看这个男人，又看看那个男人。
“我来咋着？”少勇说。
“来了好，欢迎。是吧，嫂子？给二哥配了大门钥匙了吧？”
少勇不知怎么拳头已出去了。他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什么恨春喜，而且也不止是为了葡萄恨他。春喜从几年前就把这个史屯闹得闻名全省，眼下的饥馑也全省闻名。春喜没想到会挨少勇这一拳，手抹一把鼻子淌出的血，借月光看一眼，突然向少勇扑过去。少勇年纪毕竟大了，打架也打得差劲，马上给打得满院子飞。花狗跑过去跑过来，想给人们腾场子，好让他们好好地打。
葡萄突然大叫：“来人呐，出人命啦！快来人呐！……”
她声音欢快明亮，在水底一样黑暗安静的村庄里传得很远，先是在麦苗上滚动，又上了刚结绒绒果实的桃、杏树，慢慢落进一个个几丈深的窑院。
春喜不动了，站直身到处找他打架时落在地上的旧军衣。
少勇觉得肋巴已给他捶断了，抄起地上劈柴的木墩子时，疼得他“哎哟”一声。他突然觉得父亲给他的那支金笔，他是交给了春喜了。是给了春喜这样的人。春喜不明不白地把那贵重的笔弄得没了下落。他忍着疼，把木墩子砸过去，砸在春喜的腿上。
春喜得亏穿着日本大皮靴，腿没给砸折。他军衣也不找了，操着军人的小跑步伐往窑院的台阶上跑。李秀梅正一手掩着怀从家门跑出来，见春喜便问：“是史书记不是？”
春喜不答话，撒开两只一顺跑儿的皮靴，“跨跨跨”地往村里跑。这时葡萄的喊声才煞住。
第二天葡萄在春喜的军衣口袋里发现一块女人用的方头巾，桃红和黑格的，里面包了一封信。信只有几个字：葡萄，你叫我想死吗？我天天去林子里等你，等了一个月了。信还有个老老实实的落款，葡萄抱着围巾和信笑了：这货，上了心哩！她葡萄和他不一样，动的不是心，是身子。她葡萄能把身子和心分得好清楚。要是她的心能喜欢上春喜，她就不会把他的信和军衣收起来，防备着哪一天，她用得上它们。她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自己，她到底不喜欢春喜哪一点。
麦收扬场的时候，春喜见了葡萄，她头上扎的正是那条桃红色头巾。他抓起一个大铁锨，一边笑呵呵地叫着“大爷”“大娘”，一面接近了葡萄。看两人能说上悄悄话了，他问她要他那件军衣。
葡萄大声说：“啥军衣？”
春喜赶紧把麦子一扬，走开了。再瞅个机会过来，他说：“把衣裳还给我。”
葡萄：“你衣裳借给我了？”
他见她狐眉狐眼地笑，明白她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又走开了。
这是三年来葡萄头一次吃上白面馍。她把馍从笼里拿出来，拌了一盘腌香椿。她给了花狗两个馍一盆汤，挎着篮子把饭送下地窖，在窖口就叫道：“爹，新面蒸的馍来啦！”
她这天忘了闩门，一个人伸头进来，正听见葡萄刚叫的那句话。花狗饿了这些年，头一回吃馍，连生人来它也顾不得叫了。
这人是史五合，村里人都不敢理他，都说他媳妇饿死后让他吃了一条大腿。谁也没亲眼见到他媳妇的尸首，是一群孩子们传的故事。孩子们天不明出去拾粪，正见一群野狗把一个尸首从新坟里刨出来。孩子们打跑野狗，见那尸首只有一条腿。他们用粪叉子把尸首的上半身扒拉出来，认出是史五合的媳妇，头天饿死的。之后村里人就都躲开史五合了，说你看看史五合的眼，和野狗一样样，都冒血光。
五合在门口听了葡萄叫的一声“爹”，心里纳闷，本来想偷点什么，也忘了偷，边走边想，王葡萄哪里来了个爹呢？
这事一直让史五合操着心。过了几天，他想，他一直操心的这事得解决解决。他在一个晚上悄悄跑来拍葡萄家的门。葡萄开门便问：“麦吃完了？”
“不叫我进去坐会？”五合的脸比花狗还巴结。
“有屁就在这儿放。”葡萄说，嘴角挑起两撇厉害的微笑。
“咱还是师徒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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