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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去问他们对农业社的“意见”。老头儿们看看他的呢大衣、黑皮鞋，问他：“您是从县党部来的？”
他说县党部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叫县委。他是从专区区委来的。
老头儿们嘬着没牙的嘴学舌：“专区区委。”
“农业社不农业社的，俺们反正也看不见新中国、社会主义了。”
穿呢大衣的人觉着这个社果然不差，把没牙老汉都教育得懂得“社会主义”了。他一面想着，就走到史屯最阔绰的院门前，一看门口挂了两块牌子，上面写：“史屯农业合作社党委会”，“史屯农民协会”。大门上着锁，他想，史屯的干部们真不错，都和社员们一块下地了。他顺着小道往地里走，正驾犁翻地的人都站下来看他，看他的黑皮鞋走成黄的，呢大衣在刚长出一高的豌豆苗上呼扇。他有四十岁？不到，最多三十一二，脸上都没起褶子哩。这是哪儿来的大官儿？北京来的？……
蔡琥珀在史屯街上开会，听说来了辆轿车，跟着追到这里。她已经知道这位首长姓丁，是专区新来的书记，刚从志愿军里转业下来。她在街上的供销社借了一斤花生切糖，一斤芝麻蕉切片，一斤高粱酒，又让农业社的通信员沏了一壶茶，一路追了过来。
她从来没遇上过专区书记这么大的官，手心直出冷汗，两腮倒是通红通红。她见丁书记往河边走，步子飞快，她叫通信员跑步上去，给首长先把茶倒上。
姓丁的区委书记是山西人，人不太懂他的话。他问人有个孙掌柜搬哪儿去了？人们都傻笑着摇头。他站在干涸的河边，看一大群人在挑土造田。
“孙掌柜不在了？”他又问。
一个个子高高的女子走到他面前，眼直直地看他一会儿，说：“我认识你。”
这女子穿一件打补钉的缎袄，看着像粉红色，不过太旧了，也说不上是什么色，女子两只眼睛和人家不一样，瞪得你睁不开眼。就像七八岁的孩子，看你说谎没有，看你喜欢他还是讨厌他。
“你认识我？”丁书记笑了。“你叫什么名字？”
“王葡萄。”
“我可不认识你呀。”他哈哈大笑。她就看着他笑。他笑过说：“我只认识一个人。我跟那人借过三百光洋，还拿过他二百斤白面。我的借条还在他手里呢。”
旁边的人问：“那人叫个啥？”
“我不记得他大名儿了。我那时一直叫他孙掌柜。”
“你来俺家借钱的时候，我给你煮过荷包蛋。”葡萄说。
“那孙掌柜就是你公公，对不？”
“是我爹。”
人们慢慢明白了，首长要找的是恶霸地主孙怀清。他们想，早知道孙怀清有这么一座靠山，就该对他客气一点。他有靠山，为啥不言声呢？这不坑人吗？现在这靠山找上门来了，跟他们算账来了。当年孙怀清借了三百大洋给八路军，那不就是八路军的地下银行？他不成了地下老革命？史屯人怎么也算不过这个账来。这时他们听葡萄说：“那您欠咱那钱粮也甭还了。”
丁书记马上说：“得还得还，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是不是歌里唱的？啊？”
他又哈哈笑起来，上来就握住葡萄的手：“没有你爹借的三百块大洋，我们那支队伍说不定就买不上武器，也打不了胜仗。”
葡萄说：“您还也没处还呀。农会抄家把那借条给拿走了。”
下头有人说：“孙怀清跟谁都收账，还敢跟共产党、八路军收账，狗胆老大呀！”
丁书记扭头一看，是个短发女人在说话。短发女人穿戴神气都表明她不是个一般农民，是个见过世面讲大道理的人。她从人堆里挤上来，把葡萄挤一边去，说：“丁书记，您下来视察，也不跟我打声招呼——蔡琥珀，史屯农业社的支部书记。”她男人似的向后一仰身，往前一伸手，和丁首长握住手，使劲一摇。丁首长架在肩头上的呢大衣给摇到了地上。马上有好几双手伸上来，拾起大衣，把上面沾的黄土拍掉。
“我不是来视察的。”丁首长说，“我去城里开会，路过这儿，想来‘还债’。”
蔡琥珀到底见过世面，一点不慌地说：“借恶霸地主的钱，那能叫欠债？那是提前土改呗！”
丁首长愣住了。他看看葡萄，说：“你爹给划成恶霸了？谁给划的？”
不等葡萄吭声，蔡琥珀说：“全史屯的人个个同意，把孙怀清划定成地主恶霸。”
“不对吧？他三几年的时候，还给红军偷运过一批盐呢。”
“有证据吗？”
丁首长有些恼地看她一眼，意思是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当几百人审我一个专区书记吗？
“孙怀清现在人在哪里？”丁书记问道。脸沉得又黑又长。
“五〇年夏天给镇压了。”
丁书记不言语了。过了一会，他笑笑：“那我这债算赖掉了。”
农业社社长史冬喜这时也赶来了，在人群里听了最后这段对话，走上来和丁书记握了手，讲了讲春耕形势和社员的政治教育情况。然后他把孙怀清的大儿子孙少隽怎样劫持斗争会场上的地主老子讲述了一遍。丁书记慢慢点着头。临上轿车前，他把王葡萄叫到跟前，轻声说：“没人为难你吧？”
葡萄笑了，想，谁敢为难葡萄，葡萄不为难别人就算不赖。
丁书记看着她的笑，有些迷瞪。她的笑可真叫笑，不知天下有愁字，什么事敢愁她？
五
春耕罢了，史屯和魏坡等五个初级社会合并成一个高级社。高级社成立后，不叫种油菜、花生、芝麻了，一律种粮食。史屯人这天除了一上午麦，都回家歇晌，听谁打起钟来，人们就想，高级社可真高级，歇晌都不叫你安生。刚想再赖一会，听见锣声鼓声全响起来。过一分钟就听见人呼喊了。也听不清喊什么，只觉着喊声可吓人。人们跑出窑洞，在离地面三丈深的天井窑院里，就看见天阴下来。刚才白亮的阳光给遮没了，空气里有股草腥味。等他们跑上窑院的台阶，听见沙沙沙的响声。
他们跑到外面，都傻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蝗虫，飞沙走石一样从天边卷过来。密密麻麻的虫们织成一片巨大的阴暗，罩在史屯上方。
所有人都拿着扫帚，柳条把子，桐树把子往地里跑。都想跑过蝗虫。还是没跑过，只听头顶“沙沙沙”的一片声响，阴天过去，阳光出来了，蝗虫已全落在麦地里。人的吼叫，狗的嘶喊都遮不住那“沙沙沙”的声音。无数蝗虫一齐咬嚼在鲜嫩充浆的麦穗上，“沙沙沙”，听着叫人毛发倒竖。
人们赶到时，麦地已矮了一截。人们开始喊叫，一边又扑又打。全村几百条狗一动不动，看着人们手脚都乱了，两眼的眼神也乱了，它们从来没见过人会这样迷乱、伤心地跳舞。
坡池边上放着的牛和骡子也停下了饮水、吃草，看着秃了的田野里，大人小人男人女人头发飞散，衣衫零乱，挥着树枝、笤帚，它们没料到人也会嚎叫得这样凄惨。
被虫嘴啃秃的地里铺满一层虫尸。蝗虫又大又肥，鼓着胀饱的肚子。老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自语：民国二十一年的虫灾大呀，可也没见恁多虫。年轻人们从未见过这阵势，蝗虫砸在脸上头上生疼。有人说：“奶奶的，这是美国蝗虫，是帝国主义放出来的。”
等人们愣怔过来，史屯上千只鸡冲进地里，张着双翅，低低地擦着地皮俯冲过来。人们一想，这会中？麦子进了虫肚子，虫再进鸡肚里，人可啥也没落下。他们抓起刚才拍虫的家伙，横扫竖打，鸡“咯咯咯”地惊叫，飞到柿树上，枣树上，一片榆树林子一眨眼落满了鸡。
男女老少用簸箕、草帽、篮子把蝗虫装起来，兜回家去。黄昏时，家家院子里一股浓香，都在焙蝗虫吃。葡萄听二大说过要怎样焙才好吃。她把一帽兜蝗虫倒在箩里，先箩掉碎了的虫翅、残了的虫爪，不把这些箩出去。一见火它们先焦，吃着会有糊烟气。葡萄正箩着，花狗叫了两声，跑到门口去摇尾巴。葡萄问：“秀梅呀？”
李秀梅从半掩的门探进身子，问道：“我没做过这虫，你会做不会？”
葡萄叫她进来。李秀梅用张烂报纸兜着一堆蝗虫，走下台阶来。她头上一块烂头巾遮到额下，不看仔细以为她是做婆子的人了。葡萄知道她家孩子多，又都小，丈夫少半截腿，管不上大用，连烧的都不够。每回葡萄和媳妇们结伴去十里外的小火车站偷炭渣，李秀梅都脱不开身。
李秀梅学葡萄把蝗虫箩干净，葡萄叫她倒在一口铁锅里，她一块儿焙了。葡萄用炭渣火把锅匀匀地烘热，再铺些大粒子盐进去，把蝗虫铺在盐上面，然后就慢慢地转那铁锅。火小了，她拿根吹火棍吹两下。李秀梅在一边看得出神，突然“扑哧”一声笑起来。
“啥？”葡萄问道，眼也不去看她。
“狗屎你都能给它做出来！”李秀梅说。
“狗屎光盐和辣子会中？得上大油炸！”葡萄说着，三个手指尖撮出点红辣子面，举在锅上，左手一面转着锅，右手的手指尖捻了捻，把辣子面撒进香味冲鼻的蝗虫里。她不像别人家焙蝗虫那样用锅铲子来回翻，一是虫翻碎了肚里的下水出来吃着不香；二是虫起不了一层黄脆壳。这样细细匀匀地焙，盛出来又脆又焦，外酥里嫩，盐味入得正好，又匀净，辣子刚焙到好处，焙久了不香不辣。李秀梅看着葡萄专心一意，嘴上一根口水拉成丝，干在上嘴唇下嘴唇之间。她和瘸老虎时常谈论葡萄，说她啥事不懂，除了会做活儿，兴许脑筋是有点差错。
“谁教你的？”李秀梅问。
“俺爹。”
“还管他叫爹？”
“那叫他啥？”葡萄说着站起身，轻轻晃动着锅，大盐粒和蝗虫就给晃成各是各了。葡萄说：“你多拿上点儿，家里六口人哩。”葡萄把香喷喷的蝗虫分成一大堆一小堆。
李秀梅也不推让。葡萄情愿给谁东西的时候，她是天底下最大方的人，谁要硬跟她要东西，她能比最赖的还赖。
一场百年不遇的虫灾后，史屯农业社的社员走了一半。媳妇们走，告诉人说是回娘家了，男人们走，说是进城找工做去了。谁都明白，走的人多半是逃荒去了。史冬喜开始还劝人留下，劝不住，只好给人们开上介绍信，怕叫收容站抓进去再强送回来。
虫灾的第三天，市里、专区、县里都派人来慰问，解放军来了两卡车人，来帮着抢种红薯。慰问组里有个小伙子，进村就叫：“王葡萄！谁是王葡萄？！”葡萄应声，他手猛朝他自己跟前招动：“过来过来！”
村里人奇怪，想领导们咋还有知道王葡萄的？人们马上听说小伙子是专区丁书记的秘书。
王葡萄挤不过去，秘书急了，更大起嗓门：“王葡萄，我跟你说……”
“说！”王葡萄也急了。
“我这儿有东西给你呢！”秘书说。
“啥？”
秘书只好从人群中往葡萄那边挤，两手掂一个白布口袋：“是区委丁书记捎给你的！……”
史屯人都不挤了，全一动不动看着装的凸囊囊的白布口袋从秘书手里递到了葡萄手里。
“丁书记知道这儿受灾了，这是他从家给你拿的一点儿挂面白米。”秘书说。“丁书记还说，欠你们的债，赖掉了心里不带劲，能还点啥是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