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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动。我剃茶壶盖儿啦？”
“剃啥我都认。”
他把她拽到面前，搂住，嘴巴带一股纸烟的呛味儿。她开始还推他，慢慢不动了。不久他舔到一颗泪珠子。“葡萄？……”他把她的手搁在自己脸颊上，又搁在自己嘴唇上。这些动作他弟弟铁脑都没做过，没有过“自由恋爱”的铁脑哪会这些呢？二哥少勇把她的手亲过来亲过去，然后就揣进自己军装棉袄下面。下面是他的小衫子，再往下，是他胸膛，那可比铁脑伸展多了。
工作队在孙家空荡荡的客厅里开会，农会和妇女会的人也来代表了。少勇在他们讨论如何分他爹的现大洋时，把葡萄抱了起来，绕过石磨，搁在葡萄的绿豆秸铺上。
葡萄对他的每个动作都新鲜。自由恋爱的人就是这样的哩。自由恋爱还要问：“葡萄，你给我不给？”
假如少勇啥也不问，把葡萄生米做成煮饭，她是不会饥着自己也饥着他的。
“你不怕？”葡萄说，下巴颏指着吵吵闹闹的客厅。
少勇嘴轻轻咬住她翘起的下巴。
自由恋爱有恁多的事，葡萄闭着眼想。像噙冰糖似的，那股清甜一点一滴淌出来，可以淌老长时间。
少勇不动了。
葡萄心想，自由恋爱的人真狠，把她弄成这样就扔半路了。她说：“我心里有个人了，是个戏班子的琴师。叫朱梅。”
少勇已爬起来了，站在那里黑黑的一条人影。“他在哪儿呢？”
“他过一阵回来接我。”她也坐起身。“你看这是他给的戒指。”
少勇不说啥。过了一会，他扯扯军装，拍拍裤子，又把背枪的皮带正了正，转身走出去。
第二天葡萄没看见少勇。她跑到西边的几间屋去问男兵们：她的二哥去哪儿了？他回去了，回部队了。他部队在哪儿？在城里；他们在那儿建陆军医院。男兵们问她，她二哥难道没和她打招呼？
葡萄听说琴师所在的那个梆子剧团让解放军给收编了，正在城里演戏。她搭上火车进城，胳膊上挎着她的两身衣裳和分到的两块光洋，手指上戴着银戒指。工作队的解放军已经撤走了，地和牲口全分了，年轻的寡妇们也都让他们介绍给城里党校的校工，镇上来的转业军人。自由恋爱之后，全结婚怀了孩子。葡萄听说那叫“集体结婚”。又一个她不太明白的词儿，“集体”。
城里到处在唱一个新歌：“雄赳赳、气昂昂……”那歌她从火车上开始听，等找到梆子剧团她已经会唱了，但只懂里面一个字，就是“打”。又打又打，这回该谁和谁打？
门口她听里头女声的戏腔，便问一个穿军服的小伙儿，他们是解放军的梆子剧团不是。
穿军服的小伙子说，是志愿军的剧团。他手提一个铁桶，里头是从开水房买的开水，一面打量着这个穿乡下衣服的年轻女子。她喃喃地念叨着，那不对，那不对。她打开一个手帕，里面包了张纸条，给那小伙儿看。小伙儿放下桶，告诉她门牌号没错，这儿就是志愿军剧团。葡萄心想：城里住了解放军还住了什么志愿军，那还不打？小伙儿问她找谁，她说找琴师朱梅。小伙儿皱起眉，想了一会，说他听说过这个琴师，不过他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咳血咳死的。他把那张纸条还给葡萄。
葡萄没接，扭头走去。她也不搭理小伙儿在后面喊她。一拐弯她坐了下来，就坐在马路牙子上。她催着自己，别憋着，快哭！可就是哭不出来。她从来没想过，朱梅原来离她是那么远，那么不相干。过来过去的马车、骡车扬着尘土，她觉得牙齿咯吱吱的全是沙。原来她是半张开嘴坐在马路边出神的。她撑着地站起来，来时的路忘得干干净净。
原来装着的心思，现在掏空了。她空空的人在城里人的店铺前、饭馆前走过。一个铺子卖洗脸水，一个大嫂拉住葡萄，叫她快洗把脸，脸上又是土又是泪。葡萄想，我没觉着想哭啊。洗了脸，她心里平定不少。精神也好了。她只有两块光洋，大嫂找不开钱，也不计较，让她下回记着给。大嫂问她是不是让人欺负了。她心想谁敢欺负葡萄？她摇摇头，问大嫂城里有个解放军的医院没有。
大嫂说她不知道。一大排“稀里呼噜”在洗脸的男人们有一个说他知道。他把一脸肥皂沫的面孔抬起来，挤住眼说医院在城西，问葡萄去不去，他可以使车拉她去。葡萄问他拉什么车。黄包车，他龇牙咧嘴，让肥皂辣得够受，指指马路对过说：就停在那儿。葡萄看了看，问车钱多少。车夫笑起来，叫她放心，她的大洋够着哩！他也有钱找给她。
他把葡萄拉到医院，见葡萄和站岗的兵说上话了，他才走。葡萄给拦在门口，哨兵叫另一个哨兵去岗亭里摇电话。不一会，葡萄见一个人跑出来，身上穿件白大褂，头上戴个白帽子。一见葡萄，他站住了。
“二哥！”葡萄喊。“他死了……”
少勇慢慢走上来。葡萄突然觉得委屈窝囊，跺着脚便大声哭起来。少勇见两个哨兵往这儿瞅，白他们一眼。他抱她也不是，不抱也不是，心里有一点明白她哭什么。新旧交替的时代，没了这个，走了那个，是太经常发生的事。他伸手拍拍她的肩，又拍拍她的背。少勇喜欢谁，就忘了大庭广众了。
“二哥，朱梅死了，”葡萄说。
少勇把自己的手帕递给她擤鼻子，擦眼泪。他对葡萄说：“上我那儿去哭吧，啊？”
到了他住的地方。一屋有两张床，门口的木头衣架上挂着两件军装。少勇说：张大夫和我一屋。葡萄四面看看，墙上挂着几张人像，有四个是大胡子洋人。少勇拿出一个茶缸，把里头的牙膏牙刷倒在桌上，拎起暖壶，给葡萄倒了一缸子水。又想起什么，从床底下摸出个玻璃瓶，里面盛着红糖，他往茶缸里倒了半瓶，用牙刷搅着。刚想和她说说话，她哇的一声又接着哭上了。死心眼的葡萄啊，哭也是一个心眼哭到底。等茶缸里的红糖水都凉了，她才哭完。哭完她叫了声二哥，说她该咋办呢，这下子谁也没了。
少勇走过去，坐在她身边，肩膀挤住她的肩，大腿挤住她的腿。她的脸红红的，湿湿的，一根银耳丝颤颤的。他把她的髻一拽，拽散开。葡萄看他一眼，明白他啥意思，他还想重新让她做闺女。她手很快，一会便梳成两根辫子，和唱白毛女的女兵一样。少勇问她，给二哥做媳妇好不好？他说了这话心里好紧张。就是当逗乐的话讲的他也还是紧张。葡萄转过脸，看他脸上的逗乐模样。他经不住她那生坯子眼睛，逗乐装不下去了，他把脸转开，脚踢着青砖地缝里长出的一棵草。葡萄说，好。少勇倒吃了一惊。她这么直截了当。这桩大事原来可以这样痛快，这样不麻烦。他心里在想，和领导谈一谈，打个报告，再到哪里找间房，就把葡萄娶了。他抓起她的手，搁在他脸上。这手真通人性啊，马上就把那秘密的舒服给了他，给了他全身，给到他命根子上。他想不远了，很快她能让他享福享个够。恐怕是没个够的，弟弟铁脑福分太浅呀。
这样想着，外头响起了号音。开晚饭了，他叫葡萄跟他去食堂吃饭。
少勇把葡萄带到院子里。食堂没有饭厅，打了饭的人都蹲在地上吃。少勇和葡萄面对面蹲着，一群一群的看护女兵走过来，有脸皮厚泼辣的问孙大夫的对象吧？少勇嘿嘿地笑，嘴里堵着一大口白馍。葡萄见她们全穿着白毛女女兵那样的军装，胸口两排纽扣，像母猪奶头。少勇告诉葡萄，说不定要去朝鲜打大仗哩。葡萄应着，心里想，怪不得城里条条街都热闹成那样。又有歌，又有锣鼓，又有披红挂彩的人，一卡车一卡车地过来过去。原来是要打大仗。仗越大，热闹也就越大，人的精神头也越大。她从小就懂得看人的腿。腿和脚比人的脸诚实，撒不了谎，脸上撒着谎，脚和腿就会和脸闹不和。
少勇把葡萄送到火车站时告诉她，在他上前线之前，一定要把她娶过来。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窗子跑。葡萄喊他一声：“二哥！”
他看懂她的嘴形了，笑着纠正她：“叫我少勇！”
她也看懂他的嘴形了，点点头。但她还是喊：“二哥，你不能不去打呀？”
后面这句，他看不懂她的嘴形，站下来，光笑着摇头。
志愿军打过鸭绿江不久，关在监狱里的几百个犯人悄悄传说夜里带走的人不是转移，是枪毙。这天夜里，再次听见铁门打开关上的声音。又过两天，一个人起来去墙角的尿桶小便，惊醒了同号的另外一个人，这人是个教过日本人舞九节鞭的武功师傅，平常最沉默，这夜半梦半醒突然发出一声尖利的长啸。同号和邻近的几个号里的人几乎还在梦里就和上去一块叫啸起来。刹那之间，整个监狱五六百犯人全部投入到这个团体长啸中去。一个警卫向天开了两枪，啸声却更加惨烈，更加阴森，另外几个警卫慌了，向天打了一串又一串子弹，监狱的铁栅栏、玻璃窗都被这啸声震的“嘎嘎”响。
警卫们跑着，喊着：“不许叫！再叫打死你们！”
可没有用。因为所有犯人都在一种精神癔症中。就是集体中了梦魇，怎么也叫不醒。巨大的梦魇缠身扼喉，五六百人叫啸得声音龟裂、五脏充血、四肢打挺。叫碎了的声音带一股浓腥的血气，凝结在污浊的夜晚空气中，后来他们肉体被消灭，还滞留在那里。
惊天动地的长啸已持续了八分钟。其他警卫们也从营房赶来。不久，驻军派了五辆大卡车，朝这个发出兽啸的城关监狱赶来。
只有一个住在城里的九十岁老人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自言自语：又是监啸。他小时听老人们说过监啸，但那时的老人也没和他解释。只说几百囚人其实已经灵魂出窍了。后来杀他们，杀的只是他们的肉身，他们的魂魄早飞走了，啸声是魂魄从阴界发出的。
这五六百人里，没叫啸的只有一个人，孙怀清。他在头一个人发出啸声时就一骨碌坐起。因为他根本没有睡。他听着周围人发出的都不是他们本人的声音。他在这啸声中什么其他声音也听不见了，连枪声也没听见。那啸声密密地筑起一层层墙，他听到的是空寂无声。离着四、五里路，是孙少勇的陆军医院。孙少勇这夜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没有睡。他正走在值班室外的走廊上，突然听见“呕、啊、呃、噢、呜”的兽啸。他想到院子里去听真些，走过门厅的镜子，他见自己一张死人脸。军帽下，葡萄给他剃短的头发根根竖直。
只有那个九十岁的老先生看了看大座钟，啸声停止在三点一刻。这回监啸持续了二十五分钟。三点一刻时，孙少勇已回到了值班室。本来不该他值班，他主动要求代人值班。由于他父亲的拖累，他已感觉到在部队进步很吃力。他得比别人多做少说。他听远处的嘶啸终于停了，枪声还在零星爆响。后来他听说了这次不寻常的事件叫作“监啸”。再后来他从有关精神病理学的书中找到一点推论，说监啸是人在极度恐惧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潜意识爆发的一次宣泄。这种嘶啸不受人的生理支配，也不受理性控制，属于臆病或精神症现象。但具体的病理根据，却始终不能被证实。孙少勇军医不知道只有他爹孙怀清没给这次大着魔裹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