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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男儿们还不知道，为使前方的人重新按规定行事，后方在采取什么行动。战地电话线路平时经常受干扰，通讯兵今天便有了应对后方的好主意，所以今天整个上午按双方约定的，继续完成昨天没有完成的事情——掩埋死者。昨天天黑以前，他们没能将所有地方的阵亡者埋入地下，所以凡是没有干完的地方，今天准备继续履行这一义务。格勒尼耶森林附近的双方阵地之间躺着71名死者，现在他们将被掩埋。
大概4个小时才做完这件事情，因为地很硬。10名德国军官向英国人致以最后敬礼。德国士兵穿得比较干净，女王第二军团的战争日志中如此记载着，在他们的靴子里没有发现一点泥浆或污物。“带毛领的大衣供他们御寒，从埋葬仪式后所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这种整洁的登场并非偶然，它给人一种印象，成功地起到了展示作用”。
德国人向英国人递交了一份落入他们手里的英国军官的名单，“他们请求我们通知家属”。他们甚至答应释放两名英国少尉——劳恩特和沃姆斯利，两人是前几天临时决定停战时无意中被抓住的，这是违反君子协议的。“德国人看来是一天比一天友好了，天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继续开始打仗。”莫里斯·马斯科尔惊奇地说，“这简直是这场战争中最奇怪的现象之一。”一个德国人同意他的看法：“这是一种自燃式的需要，通过人性的表达来拒绝尽可怕的杀人义务。”
12月27日，库尔特·策米施和他的部下由另外一个连替换。而布鲁斯·班斯法瑟部队的沃里克人同样也返回到后备阵地去。前来接替他们的部队，无论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尽管他们也听说了双方的友好行动，但对他们来讲好比是在听故事、听轶闻。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奇迹，这一奇迹对他们的行为举措没有发生作用。
策米施和班斯法瑟是否在圣诞节这两天的一天中见过面、说过话？好像没有。“他们相隔不远，反正互相看得见、听得见。”多米尼克·登多文根据各自有关战壕及战壕前的无人区图纸估计，“也许相隔只有几百米。”在总参谋部地图上，每一条小路、每一块高地、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周围的每一幢被摧毁了的房子都用红色或蓝色标明是属于哪一方的，并标出刚刚被谁占领了，因此可以看出策米施和班斯法瑟的兵团相隔间距大约为100至200米。
这些地图保存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下午经常有老年男人在忙于了解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历史，他们有时间坐在一张多边形的大桌子旁根据当时的地图进行研究。伊珀尔的战争历史就是他们在伊珀尔的家乡史、他们在伊珀尔的家史。当年，这样的地图是绝密的，侦察时严格禁止带地图，因为万一侦察队在从事无人区的侦察任务时不能活着回来，这些地图就落到了敌人手里。所以在前线禁止记日记也是有其道理的，即使记的是私人的事情，一旦被俘虏了，这些内容也有可能成为对敌人十分有用的材料。
鲁道夫·策米施在他父亲的练习本中同样很少能找到有关他父亲是否碰到过班斯法瑟的线索。他记得父亲曾经跟他和他弟弟沃尔夫冈讲过西线圣诞和平的事情，当时兄弟俩还小，细节问题他已经忘了。只有战友来了才说这些事情，否则父亲是不提战争的。
关于前线的事情，许多儿子从他们父亲那里知道，许多妻子从她们丈夫那里知道，许多父母从他们儿子那里知道。前线的士兵通常是不愿透露他们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 中每天经历过什么、必须经历什么的。他们似乎在掩饰战壕里经历过的事情，从而使自己不致因此而失望，所以他们不愿意讲这些事情。这才是真正的战争神经官能症，和能治愈的外伤不一样，战争神经官能症是治不好的。他们愿意谈敌人的事情，敌人在什么地方，他们是怎么冲过来的；谈他们因何而得了一枚勋章等等，说起这些事情不会让人伤痛的。
但是他们不透露每天在前线残杀的细节，避免描述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恐怖。这些前线的战士在老兵聚会时都不谈细节，更不用说在他们回家后，在已经陌生了的日常生活中提这些事情了。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想象不出像阵地战这样的恐怖事情，这种恐怖连亲身经历过的他们都几乎难以理解。而那些在家乡的后方熬过这4年光阴的老百姓就更加永远难以理解了，他们的世界和战士们的世界很难兼容在一起。希特勒曾允诺要治好这种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就是发动下一次战争，在下一次战争中会有另外的、新的、无法想象的残酷。
留在家里的人眼前有一幅战争的画面，他们的脑子里储存的是报纸中经篡改了的报道；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可以从经检查过的信件中看出一些暗示真相的句子。不加美化的真相是不合拍的，所以说战后回家的人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为了保护家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本来嘛，关于圣诞和平的事他们应该是可以说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整个人类的故事，但是只有通过讲述事先的残酷，才能说清这个故事，如此看来，还是不说为好。
能澄清事实的报道，即战后经过调查说明将军们和政治家们在战争期间隐瞒了什么东西的报道当时还没有。像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或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那样的记者，他们被那些毁灭祖国的人污蔑为没有祖国的年轻人。这些普鲁士的独裁者们在皇帝身边已经不再明显地有权势了，但是他们仍然留在权利的杠杆上，他们和以前一样操纵着司法和行政等首脑机关。他们确信，德国在战场上是不可战胜的，是因为家里（后方）有人造反才打败仗的；他们鼓吹“背后一箭”的谬论，这些人真是固执得无法救药。
等到在德国出版第一本附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真实照片的书，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的反战教科书《以战争反战争》已问世好几年了。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于1929年才出版，这部小说没有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所谓小人物中间改变任何东西。他们肯定听到了、看到了反对战争的信息，然而在他们再一次的民族主义狂妄自大中，魏玛共和国灭亡了。
有一种理论流传甚广，说这样的和平相聚表明了敌方有多么厌战，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就看敌人什么时候投降。根本没有发生过值得发一通言论或拍一张照片的事情。同时，关于战场情况的官方报道受到谴责。
然而证据还是有的，有确凿的证据，尽管有着人人必须遵守的禁令，各国的士兵还是把相机带到了前线，有机会时照几张自己喜欢的战争照也不错。柯达的“袖珍”相机是供和平时期抓拍和度假时拍摄家庭照和田园照的。战争爆发后，广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请自作战争图片报道。”在德国拜罗伊特的“法兰西照相机厂”在德国报纸上用粗体字大肆叫卖，“带着小宝贝去打仗”。这些促使人们去买的“小宝贝”是针对军官们的，因为普通士兵的月饷只有15马克，尽管买一个相机赠送一个胶卷暗盒和一个皮夹子，但他们还是买不起。
开始，穿着军装的摄影师们的拍摄只局限于战场上所谓战士的有趣生活，如吃饭、训练、打牌、胜利进军。等战士们了解了战争的真正面貌后就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相信那些刊登在报纸上然后寄到前线的照片。士兵们每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未冲洗的胶卷他们要么探亲时亲自拿回去，要么交给那些受伤后允许回家的士兵带回去，要么写上地址和信一起邮寄回家，特纳所摄照片就是在 拳击 日晚上寄回去的。穿着合身制服的英国检查官只能抽查信件里的内容，因为每天有几千封信呢。
西里尔·德拉蒙德也是在前线的业余摄影师之一，他是英国皇家菲尔德炮兵。拳击日中午时分，他可以在无人区散步，就像在英国圣诞节时做完礼拜一样。一切都很平和，地上还有一点雪。平时开枪的地方，现在成了德国人和英国人一起干活的场所。他们整修战壕，加高防卫墙。面临着这么和平的气氛却在干令人可怕的事情，因为整修工事意味着大家都要保护自己，不久还要开枪。
德拉蒙德在和几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用法语交谈，因为他们几个都不会说英语。“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军官，大家只是普通的士兵。”几个足球踢得很好的达布林轻步枪手也来了，有一个拿来了刚打开的果酱罐头，以此换取了两支雪茄。“德国雪茄很好。”一个德国人请大家相信，他和他的伙伴们不想杀英国人，不仅仅今天是这样，上帝可以作证，他估计反过来英国人也不想杀德国人的，到底为什么要互相开枪呢？德拉蒙德不知该怎么回答，于是用起他的照相机来，“我让他们排成一行，然后为他们照相”。
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德国人所说的，他们把自己待的地方称为屎，大家一致认为，战争就是屎，然而他们从这一认识中没有得出教训，没有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即如何一起来阻止继续流血。和平还没有深入到这种程度，它没有深入到参与和平行动者的头脑，而只是留在心里。他们是怕上司吗？他们中间没有人设想过如何停止战争？他们害怕被人说成是胆小鬼？斯坦利·温特劳布和马尔科姆·布朗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和平之所以这么短暂，主要原因在于打上了军事烙印，因为“大家至今已习惯于军队纪律，其实他们很清楚，他们必须继续打仗，所以就更加想好好地喘口气”。
在英国印刷的圣诞奇迹照片刊登在第一版上，作为号外叫卖：“独家新闻，非官方圣诞停战首批照片。”检查机构已经束手无策，他们充其量只能停止向前线提供报纸，以此限制有关报纸的发行量。据传，伦敦步兵旅的奥斯瓦尔德·蒂利请他母亲将1915年1月23日的《版画》及1915年1月20日的《战争新闻画报》替他保管好，“因为上面刊登了几张有关我们在圣诞节和德国人碰头的照片”。拍摄照片的发起人是他的兵团伙伴特纳。
奥斯瓦尔德·蒂利的母亲将1915年1月8日的《每日镜报》寄给了他——由当时在佛兰德的伦敦步兵旅第5营的普拉格斯特里特·沃德转交——在热线栏目“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小组：英国和德国士兵合影”中，用整个版面刊登了这些轰动照片中的一张。照片下面的解释没有一丝歪曲，没有一丝编造，没有一丝夸张，就是客观地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圣诞节，敌人成了好朋友，因为英国人和德国人一致同意圣诞节实现非官方停战。
奥斯瓦尔德·蒂利几个月以后，即1915年4月30日阵亡了，当时才19岁。
除了圣诞停战的简短报道，还有参与者的信件也不加评论而刊出，往往是匿名的，不提姓名，为了不给在暗中守侯的检查官提供检查的理由，但却向也在看这张照片的敌人透露了军衔或阵地。
尽管如此，英国报纸的某些编辑还是写了自己的想法，那些社论写得令人十分惊讶，下一章还会介绍。
自发和直接参与圣诞停战的德国人给他们家属写信，内容跟英国人及法国人差不多，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