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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大量的尸体按国别分开，英国的和英国的归在一起，德国的和德国的归在一起。但后来不分国籍将铲和锹分给所有的士兵，让大家挖墓穴。附近，有29具尸体在德国阵地前已躺了好几天了，没有人去收拾他们，更谈不上要做到自己不送命去掩埋他们，因为那些狙击手就在等这样的机会。
一个德国军官也让手下士兵把阵亡的苏格兰士兵弄到英国人所在的冰冻耕地上，并向他们致军礼。他在向士兵们示意，这些人是多么勇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叹呀。他不会英语，他是用法语说的。就像苏格兰警卫连的爱德华·赫尔斯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上所写的：“他们很勇敢，真是太可惜了。”
士兵们——右边英国人，左边德国人——站成一排，围着一个大坟墓，军官和士兵混在一起，他们取下帽子，跟着埃斯莱蒙特·亚当斯念祷文，先用英语，然后用德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位来自莱比锡的神学专业大学生是自愿报名来参加这一民族大厮杀的，他不得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接着将祷文译成德文。
然后他们将所有的死者埋到地下，事先取走他们的军人证、装着家里人照片和地址的皮夹子。他们能在地下安息多久，这要看下一次的炮火轰击了，迫击炮弹不仅仅打中活人。死者的行装就地交给指挥官，指挥官负责载入团部登记簿，即便已经死了，一切还得有秩序，以便通知他们在德国和英国的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兄弟已经阵亡。战场上的意外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举个例子，昨天在巴伐利亚第16步兵兵团的官方日志中记载着，发生了一件悲惨的意外事件：“大部分连队都在举行气氛热烈的圣诞庆祝会，后备部队的雷斯·埃格尔在拆洗枪支时不小心走火而被打死。”
接着他们大家一起念主祷文，每个人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念，所以听起来是各种语言的混合音。然后默哀一分钟，互相握手，重新戴上帽子，把几个木头十字架放在坟墓上，——英国人用他们装饼干的木箱上的木头制作十字架。下次迫击炮轰击时又将被摧毁。德国人和英国人继续谈天，他们很少谈到战争，对战争能说什么呢，大伙都知道几个战争故事，没有一个故事是好的。一个来自诺福克郡的文书在官方战争日志中写道，德国人深信，“战争最晚再过2个月就要结束”。
在随军神甫亚当斯的笔记簿中写着一个年轻苏格兰军官的名字及其家乡的地址，他不是埋在这里的，不是埋在靠近萨伊…弗罗梅勒公路的佩蒂永公路旁的，而是埋在弗罗梅勒公墓里的。那位为死者举行葬礼的德国军官将死者的名字和地址给了神甫，请他告诉死者的妻子，她丈夫是怎么死的。这位年轻的苏格兰军官临死时，极力地想解开他黄卡其衬衣上的胸袋，但是他已做不到了。是他的敌人帮他解开衣扣，口袋里有他年轻妻子的照片。“我把照片拿到他眼前。”德国军官对英军的随军神甫说，神甫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他就这样躺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她，过了几分钟便死去了。”1915年1月8日的《格尔利茨消息报》刊登了这个故事，是这个德国军官写信告诉家里的。
这天上午还举行了几个共同葬礼，但弗勒尔贝克斯的葬礼是最大的一个。本来只是决定，每一方让自己伙伴的尸体最终安息，但不久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景象……在双方阵地间的无人区，我们的人在帮助敌人掩埋他们的阵亡士兵”。志愿兵爱德华·特尔克惊奇地说。第17巴伐利亚步兵兵团的人在哀悼一个阵亡的英国人，在死者身上扔了一把土，为他念一遍主祷文，送他上路，去永远安息。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战线以北，而在这里念祷文的是一个德国人。事后他让一个英军下士为他理发，他十分信任地跪在无人区，让那个下士在后脑勺上剪呀、刮呀。
整天都很安宁，没有开枪，没有开炮，炮手们尽管在通过潜望镜观察这少见的行动，但他们并不开炮，否则会打中自己人的。可能是被这宁静所吸引，圣诞节的第一天甚至有几只鸟儿飞回了庄稼地。莫里斯·马斯科尔上尉想利用这和平的机会准备画几幅残破风景素描，几个星期来他第一次重新见到了这正常的生活。他数了一下，在一棵已被战火烧死的树上有5只麻雀。爱德华·赫尔斯发现：“鸟儿从四面八方回来，平时我们看不见鸟儿。下午我在地下掩蔽部前面看到了50只麻雀，我给他们喂了食。”
尽管有关德国杂耍艺人的插曲确有其事——在亚美尼亚人那边——但作家罗伯特·格拉费斯根据一个德国杂耍艺人于1914年圣诞节用他的绝技让英国人和德国人大为高兴一事而写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印在本书的结尾。
伯蒂·弗尔斯特德为神话的形成也做过贡献，他于2002年在格洛斯特的一个养老院以106岁的高龄去世；也就是说，他有86年的时间讲述无人区的足球比赛，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好听。只要在杜伊斯堡足球协会网站的主页上点击“一个战斗英雄之死”，就可以看到体育同好伯蒂的讣告，同时附有一篇《西德意志报》上的文章，这神话便永存于虚幻的空间中，而且又变成了现实：
“英雄们在许多战斗中受到崇敬，凡是勇敢地迎着敌人枪弹的人，就会受到当局的赞扬。同样，敌人杀得特别多的人也受表彰。在英国的格洛斯特，有一个战斗英雄死得非常特别。伯蒂·弗尔斯特德是前线的战士，19岁时他就在战壕里了，敌人的子弹随时都会命中他，然而伯蒂并没有死于敌人的子弹，而是以106岁的值得祝福的高龄安详地在一个养老院去世。伯蒂·弗尔斯特德是1914年圣诞节在前线和德国军士相会并共庆圣诞节的英国军士之一。像军人们那样欢庆圣诞节，大家踢足球、吸烟，肯定还倒了些烧酒尝尝。因为伯蒂也不开枪，而是在欢庆，所以这个故事他可以讲86年，不断地讲，只要世上有足球和伯蒂·弗尔斯特德这样的人在，人类就有希望。别了，伯蒂。”
事实上他是1915年1月才到前线的，那时双方又在交火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乐意听他讲故事，一代一代的人都在听，别的国家也在听。老伯蒂是个善于处世和富有生活经验的人，他接受过无数次关于在无人区进行足球比赛的采访。有一次采访中，他谈到了对圣诞节第一天发生的友好活动的独特看法：“德国军人是他们祖国的男儿，我们则是我们祖国的男儿，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一夜之隔，双方之间产生了感情，于是双方从自己的战壕中走了出来，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
天黑了，无人区的人慢慢地少起来，大家陆续回到自己的世界中。他们互相讲了许多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轶事。尽管和往常一样布了岗哨，但前线的夜非常宁静。只有后方大本营里的参谋部军官们将面临一个不安之夜。“那些政治家和将军们将会气得暴跳如雷。”莱斯利·沃尔金顿津津有味地想象着，“如果双方的普通军士决定：好了，够了，这里又湿又冷、不舒服，把我们当傻瓜，我们回家去吧。”但他知道，如果真的那样，也就永远不会有1914年圣诞节令人满意的和平机会了。
第二天，库尔特·策米施在他的记事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尽管在前线记日记是严格禁止的。赖弗尔曼·特纳把剩下的胶卷拍完。当然，人们又在乱踢球了。 拳击 日终于快来到了。在英国，这一天人们习惯于踢足球，明天为什么不踢呢。
接下去会怎么样？
有的士兵拒绝向新朋友开枪。
这里可闻到和平的气息，
战争之狗嗅到了这一气息。
他们开始要赶走和平。
凡是不允许发生的，就没有发生，即使曾经发生过，现在也不许发生。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绝对不是孔策中尉因为圣诞和平而发明的，他只是要把这个方法继续用在现在这件事情上罢了。因为沉默和隐瞒是这次战争以及以后各次战争中所有总参谋部的战术之一，从这一意义讲，打败仗被说成是有计划的撤退，开枪打死老百姓说成是对付游击队，有目标的轰炸城市说成是摧毁弹药厂时炸错了。
孔策的记录从12月23日开始，他确定什么也没有发生；下雨，是雨夹雪，这些都没有错，因为别的报告中也是这么记录的。接着是：“12月24日，上午10时，工兵和第7及第107兵团的部分军士炸掉了紧挨在战线前面的一幢房子，因为它为英国人提供了极好的掩蔽。白天很安静，从下午6点开始没有枪声了，2号战壕带回来6个喝醉酒的投敌者。一名英国军官建议12月25日停战掩埋死者，埋葬从12月25日9时开始……12月25日，没有开枪。从上午9时到中午，在1号和2号战壕前面，从十月风暴以来躺在战线之间的死者被掩埋了。不允许另一方越过的明确界限被确定。下午建设阵地，天气寒冷但晴朗。12月26日，1号和2号战壕前没有落下子弹。英国人喊话了，建议新年不开枪，整修战壕……下雨了。12月27日，3号战壕前双方有微弱步枪交火，面对1号和2号战壕的步兵开火，敌方没有回击。难道是有意往天上打，就像喊话时确定的那样……下雨了。12月28日至12月30日，双方有轻微的炮兵交火，雨下得很厉害，英国步兵没有开火。1月3日，1号和2号战壕前的英国步兵始终没有开枪。”
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字未提，既没有提无人区的友好活动，也没暗示圣诞节第二天军官和士兵之间的争论。但总算间接地揭示了和平还要持续多久，也就是说，显然要到1915年1月3日，它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短暂。虽然这简短的记录和事实相去甚远，但还是值得较详细地提一提，因为这一记录是那些日子里所有日志的典型。
兵团笔记在作为日志公开以前，必须由大本营仔细研究过，所有参战国都是这样做的。每天的伤亡人数供统计用，谁、什么时候、对谁开枪、开枪的次数等都要详细记录，这是一切战争中正规军理所当然的职责。对诸如忧伤、悲哀、想家、沮丧、渴望、恐惧之类的感情不加按语——所以对因这些感情而产生的事件也不加按语。
昨天晚上在英国大本营出于别的原因，圣诞大餐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事件，有名贵的菜肴和饮料，威尔士王子作为贵宾在简短的祝酒辞里对他的部队，特别是对这些处于艰难时日的军官先生们说了十分亲切的慰问话。这些军官中的一个，霍勒斯·史密斯…多里恩将军在 拳击 日这天很早就起床了，关于在无人区里举行联谊活动、绝对被禁止但却大受欢迎的与德国人碰头的报告使他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