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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处理不受欢迎的真相中更聪明了。在伯内特·希契科克中校的一封注明“保密”的信件中提到了，1915年已严格禁止重复去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1914年，在这儿或那儿发生不允许的停战早已被人遗忘了，一年以后，人们也不会再去回想了，也没有必要去回想了。
战争决策者在一年以后公布的有关第一次圣诞和平的话基本上都是谎言，他们还雇佣传媒，将他们的谎言悄悄地刊登在报纸上，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谎言，诞生于困境中，从伦敦、巴黎、柏林的好战分子的困境中诞生。他们害怕无人区的和平会重复出现，因为那次和平是从必须打仗的人的困境中诞生的，打此以后，他们的困境更严重了。只有那些死者已从所有困境中解脱了，至此，战死者已达几百万。
政治家以及执行他们政策的将军们根据经验知道，对付和平比对付打仗要难得多，只要一点点和平的气息就会对所有在战争中吃苦受难而厌倦战争的人产生极大吸引力。1914年在前线不仅仅只有一二个和平的例子，事实上在几百公里以上的整个战线爆发了一个自发的和平运动，成千上万的士兵参加了这一和平运动。
虽然参加和平运动的许多人已经死了，对好战分子已不再产生危害，然而军队的统帅们对和平的了解已经多于战争。搞和平不需要作大量解释，做一个小小的表示即可，而且和平在各种语言中都能很快理解，同样，也能很快付诸于行动。所以上面的人说话才会这么措辞强硬和情绪激动，1915年圣诞节前10天就慌慌张张地下达命令，发出威胁和警告。他们不能再承担一个未经允许、自发掀起的圣诞和平的风险了，而这一和平的进行过程跟一年前的是完全一样的。军队统帅们不会再让友好联谊活动再来重复一次，那样的话还不如马上提交辞职书呢。
应该改变他们部下的内心看法，所以就搞起心理战来——这本来是对敌人的——现在却用来对付自己人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和1914年相比，外部环境没有变化，战争的形势也没有变化，还有阵地上地下掩蔽部也仍是老样子，各方军队的士兵们在这一季节都碰到同样的天气，他们站在没至臀部的污秽和泥浆中。连民族观念强烈的法国报纸也承认，何止该死的德国佬，泥浆其实也是战争地狱。反过来德国人也是这么看法的。“这里的生活简直糟透了。”德军第99兵团的一个少尉写信回家说：“这里没有人唱歌，听不到欢快的歌声，一切都令人厌倦。我们美好的激情，它到哪里去了？”
激情在无人区死了，在铁丝网上流尽了鲜血，在地下腐烂了。随着死者数字的增加，怀疑这一杀人战争意义的人数也在增加，他们终于对这一毫无意义的战争绝望了。
早在前线的第一个圣诞节时，即大战爆发的第五个月，他们起初那种激情已经很少能让人感觉到了，那时，感染着每个人的沙文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了光荣的战场。12个月以后，沙文主义彻底死了，就像那些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死了一样，他们曾唱着歌把沙文主义带到战斗中。如今，光荣的战场成了堆尸场。
当年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为了某些民族主义的目标越过国界来打仗，在他们想象中路途遥远；对今天的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来说却近得很，就像一个无国界的欧洲那么近。他们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祖辈不仅相信，杀害国界外面的、被称为死敌的邻国人就是履行爱国主义义务，而且把出兵看成是上帝的礼物，看成变成成熟男人的唯一机会，看成在圣战中获得最后庄严的唯一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最后的机会，他们向死亡捐出了生命，死亡也接受了捐赠品。
恩斯特·云格尔在他的世界大战回忆录《在钢铁暴雨中》的第一页上对战争的描写激荡着“冷静的情感”。按他的风格是无感情色彩的，即使在描写感情时也是无动于衷和冷漠沉着的：“我们离开了教室、课桌椅和工作台，通过短短几周的训练被炼成了一个高大而有激情的躯体，在一个安全的时代成长，我们感到在追求一种不寻常的东西，在追求重大危险，于是战争就像毒品一样吸引着我们，战争会给我们带来伟大、强大和庄严。我们觉得战争就是男人的行为，是在开满鲜花、沾上鲜血的草地上进行的愉快的斗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死在战场上更美丽的了。”
云格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和他同龄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开头都跟他那样在思考和描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将经历过的打击和震惊铭记在一生中，肮脏而一点不愉快的战争将他们从梦想中惊醒，使他们对自己盲目的激情感到吃惊，因而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语言风格，或者在惊慌失措后保持沉默。
为祖国而死是美好而光荣的，难道为祖国、为最高统治者去倒毙吗？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用诗作揭露了霍拉茨的老一套谎言，他有意识地用了《美好的东方礼仪》作为他痛苦的诗作标题。他用一个士兵从1916年圣诞节以来在战壕里经历的事实来揭露这种传统、空洞而虚假的激情：
在沙袋下像老乞丐般弯着腰，
内翻着膝，像女巫般咳嗽着，
我们涉足在泥浆里，
直至看见了信号弹转过身来，
把我们拖到远方的长眠之处。
勇士们边睡边行军。
许多人的靴子掉了，
拖着淌血的脚继续跛行。
像瘸子，像瞎子，
蹒跚地拖着步子，听不见
落在我们身后的炮弹声。
恩斯特·云格尔在整个大战过程中保持着忠诚，“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勇敢精神”（尼尔·弗格森语），即使面对着残忍，他的语言仍然是冷静的：“在活着的抵抗者之间躺着死者。在挖开掩蔽洞时，我们发现死者上下叠成了几层，一个连队的人在密集的扫射下被紧紧挤在了一起。”
云格尔用他的语言至少描述了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正是记者所回避的或者是必须回避的。所有的士兵在筑战壕时都会把死者残体用上，不断因发出强烈臭味而发现沙袋里有人体残骸，它们是在筑防卫墙时被塞进去的——而战场上的双方都认为这一切是很正常的。
不仅仅是恩斯特·云格尔那样的作者，还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文学家，他们开始也被民族主义 病毒 所感染，后来在战争过程中才慢慢不再发烧、不再说胡话或写胡话了。托马斯·曼曾在写给抒情诗人理查德·德默尔的一封信中，像一个在1914年8月突然醒悟到要说话的业余作者那样，对发生的事件作了解释、赞扬和深化。总而言之，在战争中，这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他和许多其他文学家——格哈德·豪普特曼、赖纳·玛丽亚·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作为歌德和席勒的后代而对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建设负有责任，并表示出尚武精神。于是他们成了家乡后方部队的一部分，在推动战争并宽容战争带来的后果。
他们年纪太大，不必亲自到前线去打仗，打仗的事情由年轻人来解决，由他们去作出牺牲。在《基督和士兵》中，沙逊让一个士兵去问耶稣基督在战争中站在哪一边。他没有得到答案，但至少诗人毫不怀疑，耶稣站在双方刚死去者的家庭一边。
适龄艺术家们并不怀疑战争的意义，他们虔诚地走上战场。作为志愿兵的有：画家奥斯卡·科科施卡、弗朗茨·马克、奥托·迪克斯和马克斯·贝克曼；戏剧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诗人克拉邦德（即阿尔弗雷德·亨施克）、赫尔曼·黑塞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马克斯·斯莱福格斯甚至成为战地画家，他觉得待在前线可以丰富艺术生活。1914年圣诞节以前有首批表现主义艺术家丧生。
敌人清早开枪，
我便披挂上阵，
火力在头盔和皮带上方穿过，
前进，向前看，流血厮杀，
抓紧缰绳。
也许傍晚时分
我们以胜利者进军。
也许任何地方
在尸体间挺直身子……
写这首诗的恩斯特·施塔德勒傍晚时分真的挺直身子躺在了尸体间，他于1914年10月30日在伊珀尔附近的赞德福特阵亡。只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死，而他短暂的一生却是一个欧洲人的一生。他在斯特拉斯堡长大，在那儿念大学，学的是日耳曼学和 罗马 语语言文学，后获剑桥大学塞西尔…罗兹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并在那里完成大学执教资格论文《论威兰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接着在布鲁塞尔大学当讲师，1913年被聘任多伦多大学教授，施塔德勒在那里的任教工作应于1914年9月开始。
然而战争先于这一时间爆发。
其他人保持着沉默，不仅仅是因为在德国有严格的检查机构而不被发表，他们也以沉默表达抗议，学卡尔·克劳斯的做法，他几乎有9个月没有再出版他的《火炬》。在名单上列着真正的歌德和席勒式传统的反战主义者：约翰内斯·R·贝歇尔、安妮特·科尔布、里卡达·胡赫、阿图尔·施尼茨勒、莱昂哈德·弗兰克和亨利希·曼。
1915年圣诞节前不久的普通一天，那些威风凛凛的笔杆子士兵也变得沉默了。本来就是难以描述的恐怖事情变得不能再描述了，现在只有那些顽固的、不听劝说的人还在写。他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读者，因为报纸和杂志有幸在“战争诗”这一栏目中发表洋洋大篇的文章给人民、给祖国、给德皇看，发表一些反对法国和英国的空话连篇的辩论——如果从这样的思维财富中产生一首诗，那最受编辑的欢迎了，因为这是更高尚的德意志文化的证明。比如赫尔曼·祖德曼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将一首短诗投到《柏林日报》的栏目中：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有鹿角的人！
人人晋封了骑士！
准备吃苦受难，准备去死，
如果祖国要我们这样做。
其中有不少措辞不当和空洞言词，如“钢铁般的云雀军团”、“德意志本性的再生”、“青年的巨大觉醒”、一次“强加于人民的、为了生存的大战”、渴望一个“更深、更黑暗、更炽热的世界”、希望清洗“颓废和粗野”等等。如果有人因检查而受到局限，却在一本平时不受人注意的艺术杂志里找到一个可以讲反面话的缺口，从而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小伙子，和德国人民坚决忠于祖国的气氛和态度不一致，那就要受惩罚，不是被送到前线打仗，就是判监禁，或者成为被关进精神病院中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
阿诺尔德·非特·冯·戈尔森瑙曾在最前线当过中尉，这个贵族伤愈后回来了，他以纪实小说的形式用不算过分的激情写成真实报告，反面角色用假名代替，大战结束后10年才出版。路德维希·雷恩的《战争》销售数达16万册，被译成10种语言。因此，冯·戈尔森瑙（化名雷恩）跟和平主义者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和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一样，被纳粹列在黑名单的最上面，他于1936年流亡国外。
第八章 战争在继续
“向往死在战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