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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新版后记
《青春之歌》的最初问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迄今已三十三年了。当一九九一年六月，它将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版出书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它刚刚问世时，我才四十岁出头，还算是风华正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几十年岁月，人事沧桑，世事更迭，亦喜亦忧，良多感叹。只是我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与情感却从未变更，从未迁移。因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它如果泯灭，便是我理想的泯灭，生命的泯灭。它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青春之歌》刚一出世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喜爱，但鞭挞、批判却很快地汹涌而来。有名的自称是“工人代表”的那位郭先生首先向它发难，说它是歌颂美化了小资产阶级，说主人公林道静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一时间，《中国青年》、《文艺报》等报刊展开了热烈地论争。我不知道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也许除了《武训传》？）还有哪一部曾受到如此广泛、如此连篇累牍地批判（当然也有大量反批判的拥护者）。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有无限上纲的，有据理力争的，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我气馁、消沉了么？没有！我沉稳地静观事态的发展。因为我心中有底——笃信鲁迅的名言；“从喷泉中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自认为《青春之歌》是我血泪凝聚的晶石，它不会贻害人民。果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
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接着全国有二百多种小报，有无数次的批判会，对它“口诛笔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最重的“大毒草”之一。彼时我人身不大自由了，但我的心还是自由的。我不知世事将如何发展，我不知《青春之歌》的命运如何，但我的内心依然爱它、信它，依然坚信血就是血，不是水。
果然，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它又经历了一次磨难，一次浩劫。
我对它的感觉不是复苏，不是再生，而是一株小树经受风雨后又吐出嫩芽的欣欣向荣的喜悦。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同志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
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晨于香山东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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