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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担子已经卸了下来，他的头渐渐耷拉下去，身体一动也不能再动了。
（第二十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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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一天、两天、三天——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卢嘉川并没有来找林道静。
怎么回事呀？……
道静清楚地记得他那天说的话：“三天之内一定来拿东西。”可是他再也没有来。她的希望一刻刻地减少，忧虑一刻刻地加多，疚愤的心情也一时时地加重。她想打听他的下落，但是无从去打听。所有认识他的人——许宁被捕了，罗大方去察北了。她也曾去找过卢嘉川的朋友李大嫂，但是李大嫂已经搬了家，院里的街坊谁也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道静终日若有所失似的坐立不安。
“为什么不决心留他住下？为什么不想尽办法帮助他？……有阻碍吗？为什么不冲破这些阻碍？”仿佛是自己出卖了同志似的，她的心里感到了难忍的疚痛。她恨自己脆弱、犹豫；恨自己没有决心保护自己所尊敬的人；她也更加恨起余永泽的落后、自私。整天整天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翠绿色的孤单的小枣树。她觉得世界忽然变了色，她觉得她刚刚敲开的幸福的大门，在她刚要迈进的时候，却突然紧紧地关闭了！没人的时候，她拿出卢嘉川留下的提包捏着、思索着——并没有依照他的话把它烧掉，她总还希望他会来拿它。很快的，她变得苍白而憔悴。
“怎么啦？为什么苦恼？”余永泽觉察到了道静的变化，有一天，忽然这么问她。但她只是摇摇头不说什么。可是，余永泽还不断地问。问得她发烦了，不由忿忿地说：“是个有良心的人谁也过意不去！是出卖不是出卖谁知道呢？……”
余永泽瞪着小眼睛，一丝含着讥讽和轻蔑的笑容浮在他的嘴角：“又是为贵友卢先生吗？……那么，我劝你还是死了心吧！像这种铤而走险的人有几个有好结果的！”
道静直直地看着余永泽。沉了沉，她一把抓住余永泽的手臂慌促地喊道：“真的？你怎么知道他？……他被捕了吗？”
余永泽带着骄傲的自信的神气点点头。他要破釜沉舟地使道静对卢嘉川绝望，虽然，他并不清楚卢嘉川是否被捕了，但是仍表示了深知个中秘密的神气。
道静再也忍不住了，她趴在桌子上，双手抱住头低声地啜泣起来。为了她深深敬爱的同志的不幸遭遇，她再也不去顾忌余永泽的讥笑和妒忌。余永泽站在旁边，愤懑地紧咬着薄薄嘴唇，终于他也忍耐不住地发了火：“我不相信你的共产主义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可惜被抓走啦，不能成其好事啦……不要紧，好在你的‘同志’还多着哩……”
“住嘴！”道静暴怒地跳起来，“我不允许你拿我的痛苦开玩笑！”歇了一下，她哭着说，“真没有心肝！眼看好好的一个青年人被抓走啦，要丧命啦，你还幸灾乐祸、冷嘲热讽……
去你的！”她用手推开余永泽，一下子跑出屋外去。
晚上道静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哭着——都为他们不幸的结合悲伤着。
生活是黯淡的。道静仿佛一个人生活在无人的孤岛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人了解她的痛苦和希望。但是有一件事却使她明白了：这就是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离开他，不能让他毁灭我的一生！”道静的决心慢慢成熟了。
有一天，道静又拿出卢嘉川留下的提包来，她想该把它烧掉了。他绝不会再来了。她忐忑不安地打开了提包，立刻一卷卷红色、绿色、白色的纸片露了出来。看见这些纸片，她又是难过又是欢喜。“朋友，我又好像看见你啦！……”
当卢嘉川刚刚把这些东西交给她的时候，她很想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但她又感觉这样做不对，便遏制住自己，把它放在一包破棉絮里藏起来。现在她可再也不能忍耐了，她把屋门上好，把纸片摆在桌子上，怀着新奇而又兴奋的心情拿起其中的几张读起来。这些纸上印的都是标语、口号，纸张是薄的，字迹是小的，一张张的油印宣传品上清晰地写着这样的字句：
庆祝红军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
另外还有两份比较长的宣传品，下款是“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会”和“北平反帝大同盟”。
中国共产党——这是个多么亲切、伟大的名字啊！道静望着这几个字，紧紧捏着这些红绿纸片，一种沉醉般的崇高的激情，把她多日来压在心里的愁郁一下子冲开了！好像看见了久别的亲人，她可舍不得烧掉这些珍贵的物品。她抱住这些纸片激动地想着，忽然想到她的命运经过这些红绿纸片、经过这些招恼反动派的字迹，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他们已经不可分割了！她感到能够被信任保存这些东西乃是她无上的光荣和幸福。……想到这里，她高兴了，她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不烧掉它们又怎么办呢？”晚上她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不会再来拿，总放着有危险，而且没意义，她于是想起了高尔基的《母亲》中的母亲维拉索娃来：她带传单到工厂，把它散给工人们……“对，我也应当是这样！”像个顽皮的孩子想到了满意的恶作剧，又像战士想到了袭击敌人的好办法，她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但是怎样散法呢？她虽然幼稚，也还明白这是危险的。她反复苦思着，整整想了多半夜，终于让她想到了散发传单的好办法。
于是，三天后，这样的事迹出现了。
夏夜，天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像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斜躺在青色的天宇上。大地已经沉睡了。除了微风轻轻的、阵阵的吹着，除了偶然一声两声狗的吠叫，冷落的街道是寂然无声的。这时在北平沙滩附近的几条小胡同里，有一个打扮俏丽的年轻女人在来来回回地转游——她像在等待什么，又像在窥伺什么。她手里提着一个华丽的手提包，穿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当她听到似乎有脚步声或者什么声音的时候，她就停了下来，把苗条的轻捷的身子紧贴在墙边，侧着耳朵屏住了呼吸。她谛听着，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却忍不住激烈地狂跳着——她几乎都听到了它怦怦的跳跃声。但是当她听了一会，并未听到有人走来的时候，她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她喘息一下，歇了歇，接着又像一条黑影似的向前溜去。
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天！道静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紧张、这样不平静的时刻。自从她决定了晚上要偷偷地去粘贴传单，她的心就一直不住地乱跳。她也想到了会被人抓住的危险，但是卢嘉川最后的话给了她力量，“只要你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只要你能为着未来幸福的日子坚持斗争下去……”呵，这是些多么难忘的话呵，她牢牢地记住了它，她要无畏地斗争下去。于是她忙碌地准备着一切。买了三瓶胶水、买了一双没有声响的软底鞋，为了怎样打扮以备被人看见时便于掩饰，她想了许多许多的办法，可是都不满意。最后，当她到房东屋里去借小刷子的时候，看见房东太太穿着粉红的紧身花绸袍，涂着厚厚的脂粉那种妖冶的样子，她心里一动，这才决定了要装扮一个风流女人，甚至被人认作卖笑的“野妓”也不要紧。晚上，怕余永泽注意她，不叫她出去，她就跑到房东太太的屋里梳洗打扮起来。她穿上余永泽给她做的淡绿色的绸袍，嘴上涂上了口红，脚上换上了肉色的丝袜，手里拿起一个漂亮的手提包，俨然成了一个俏丽风流的少妇。房东太太看她打扮成这个样子，开始是张大嘴巴惊讶着，——
因为平日她是朴素的，不大修饰的。接着，根据她的经验，她明白了——“这准是去会相好的呀！”于是她向道静斜眼一笑，嘴巴对准了她的耳朵：“余太太，您这是？……嘻嘻，我明白啦——您也有啦那个？……”
道静高兴她这样猜测，对她善意地微笑着。临走时并且小声地嘱咐她道：“老余要问，您就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嫂子，多帮忙吧！”
她走了，怀着新战士初上战场，而且又是独自作战的那种惶悚的心情出发了。开始她在各个小胡同里逡巡着，真好像一个寻找主顾的夜游女人。后来一看左右没人，她就鼓着全身的勇气，把早就涂好了胶水的传单，用舌尖舔上口水迅速地贴到了墙壁上。贴第一张的时候，她的手不住地哆嗦，腿也在发软。这时候，年夜凑在一起的许多青年朋友的面容忽然涌到了她的面前——他们要都在这儿该多好呵，大家贴，一下子就全贴完了！可是，现在，在这黑暗的深夜里只有她一个人。孤单、恐怖。她不但怕警察，而且也怕真拿她当下流女人看待的男人们。贴了几张，胡乱地向几家住户的门口塞了几张，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匆匆地跑了回来。
疲乏。躺在床上，她好像瘫了似的不能动弹。
但是第二天夜里，她仍然还去贴，还去给住家户的门口塞传单，而且不再像第一夜那么慌乱。她转了许多条小胡同，贴了许多。因为这次是在黎明前去的，夜里巡逻的警察已经疲乏了，因此，她顺利地散完了她准备散的宣传品，安然地走回家里来。
看见了这些传单的市民们惊讶着，好像刮过了一阵飓风。
青年们好奇地争相传阅；胆小的老人惊慌不安。
“共产党越来越多了？……”人们低声地惊奇地互相探询着。
许多中学、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也收到了一份不知从何处寄来的报纸。打开来，里面就卷着道静寄去的几份共产党的宣传品。青年们惊喜起来，有些人许多天都不能安静地猜测着。他们相信共产党又活跃起来了，革命高潮也许又要来到了。
街道的墙上，在清早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之后，这不能不叫警察们大吃一惊，愤愤地胆怯地把它们撕了去。
道静背着余永泽想尽一切办法散发着传单。除了上面的办法，她还向一些她知道的人，较进步的人寄出了这些危险的东西。虽然散出了大部分，但卢嘉川留下的传单还有一些，她并没舍得一下子全散光。
想不到这些红绿的小纸片，把她从濒于绝望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了。曾有些日子，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失掉了卢嘉川的领导，失掉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了一个死水里面的蝌蚪，重又生活在四面不透风的蜗牛样的小天地里，她唯一的路途只有做余永泽温顺的妻子，跟着他夫荣妻贵，等着穿他的丝绒袍子呢子大衣……但是，这个前途该是多么痛苦、多么可怕呵！可是自从想起了散发传单这个办法之后，她的精神突然开朗了！散发的越多，她越高兴；越觉得自己不是白白地喊空口号——余永泽是常常讥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只会喊空口号的——越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青年而欣喜。
不久放了暑假后，为了想知道散发传单的结果如何，她就跑到王晓燕家里去找她——王晓燕现在即将是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