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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合作者请来了，这是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先生。
……投资20亿港元，开发福田新市区，占地30平方公里的协议，就这样签订了。
改造罗湖火车站工程，修筑罗湖至南头高速公路工程，兴建7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站（厂）等大型项目的协议。也这样陆续签订了。
深圳的上空，响起一声春雷。这雷声，震动了香港地区的工商金融各界，它的冲击波，到了东南亚和日本，于是，大财团、跨国公司代表，纷至沓来……
从这篇文章中，读者们强烈感受到，深圳早已是一派狂热如沸的大跃进情景。
但是，经济的高速运转，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基建摊子铺得过大，经济发展出现失衡现象，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结构的规划不够，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高，产品的外销竞争能力不强……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和社会问题：人们发现，深圳的一些商品，如家电、尼龙布、服装、雨伞等，竟是从内地出口到香港，通过奇妙的价格差作用而倒流回来的。
一位有心的记者曾对深圳特区市场进行调查，当时国货占市场的80％到90％；但这时，他不仅发现到处是洋货，而且港币几乎成了特区的主要货币，外汇券的内地牌价是1∶1，在特区却是1∶13，1∶15，甚至1∶20！
1984年11、12月间，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在视察珠江三角洲后说：〃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由于设备原料大部分进口而产品则大部分内销，使外汇短缺，黑市猖獗。如不及早解决，势将捉襟见肘，冲击人民币。〃〃进口设备、原料，生产'洋货'内销赚钱不是办法，不顾一切拿外汇进口高档消费品等牟取暴利也好景不长！由于目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竞争激烈，反销产品偿还外资的办法，前景也不宽广。〃
对深圳存在的问题，中央其实早就有察觉。
据《蛇口通讯》说：1985年4月25日，南下考察粤闽两省及四特区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视察蛇口时就特区经济发展和深圳特区实行管线管理，发行特币等问题，与袁庚作了交谈。
姚依林对蛇口的建设表示满意，说：这个建设速度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特区的经济发展光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要果断地拔掉〃针头〃。
袁庚说：不能一下子拔掉，这样特区会〃性命难保〃。
姚依林问：你说怎么办才好？袁庚答：可以100cc减到50cc，然后逐步递减，帮助自身的组织〃功能〃恢复才成。
当时陪同姚依林到蛇口视察的还有深圳市市长梁湘。在姚依林谈完这段话后，袁庚又说，请姚依林就蛇口工业建设，特别是建材工业的发展和一些产品的出口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打个招呼，高抬〃贵手〃，不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姚依林说：抬的不是贵手，也不会殃及池鱼。
〃城〃当指深圳，〃池鱼〃自然是指蛇口，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中央高层首次暗示，要逐渐拔掉〃输血的针头〃。
姚依林关于拔掉〃输血的针头〃的讲话，使深圳一下子陷入了12级台风的中心。
京官南下力保特区
1985年伊始，梁湘成为《半月谈》杂志的封面人物，被推举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风头陡转，下半年，一位广东省政府的高级领导以罕见的严厉公开点名批评深圳和梁湘。
1985年8月31日，新华社发布任免消息：免去深圳市长梁湘的职务
8月31日，新华社发布了李灏出任深圳市长的消息；与此同时，广东省委任命李灏为深圳市委副书记。
1986年5月，李灏又接替了梁湘的市委书记职务。香港的报刊登出大幅标题：〃京官南下，力保特区〃。
李灏出任深圳市长，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此前，香港的报纸早已报道说将由邹尔康接替梁湘的职位。
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负责人说，1984年8月他在北戴河时曾提出过让李灏到香港去，中央领导没有同意，结果还不到一年，就把李灏调到深圳来了，所以他感到很奇怪。
李灏是广东人，时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此前曾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务院工交小组、国家进出口委工作，1978年谷牧出访西欧五国，李灏也是随员之一。
1999年1月14日，李灏对采访他的一位记者坦率地说：
〃让我来当市长，第一个感觉就是突然。但我对特区是不陌生的，我是广东人，1979年在进出口委工作，参与了这方面（指特区筹建）的工作，参与了两省文件的起草。此后我差不多年年来这里。1980年我还到香港考察，差不多看了所有的中资机构，就差一个招商局没去。当时袁庚还说，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们，不到我们招商局来？我一看还有半天时间，就连忙跑了去。当时香港的中资机构里还有人反对办特区，我还批评了他们，说中央已经定了的事，不同意可以保留。
〃第二个感觉就是当时我确实不想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好多人劝我不要来，说你到那里去干什么？跑去送死呀？说得这么绝对的都有。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些原因，一个是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工作，搞特区就是要闯出一条路子来，不像有些事，别人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你去做就行了。特区是个什么样子？怎么建设？并没有现成地摆在那儿。要你去闯嘛，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杀出一条血路嘛！还有我去了班子是要调整的，但我同他们都是朋友，弄不好弄得都不是朋友了就麻烦了。
〃第三也是主要的，我怕自己干不了。当时也有愿意来深圳的，所以我说我最好不去，我跟谷牧同志、田纪云同志等都提了，我说我从来调动工作都没有说过不同意见，惟独这一次。现在则讲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已经退休了。谷牧同志说我也是想留下你，但中央定了的事你能改变吗？我只好变不自觉为自觉，因为事情一定下来，你不早些进入角色，就会使工作受损失。所以我马上就来了。
〃当时组织部长是尉建行同志，他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困难不多，但有一两个问题不好办。他问我是什么呢？我说一个是发行不发行特区货币问题，当时好多同志对我说，三年内可以不考虑，算是还有三年的'缓刑期'。
〃再一个就是在特区这样一个开放地区，我要做到把精神文明搞好，这个问题非常大。组织部的同志说，你说的这两个问题都是问题，但你最先遇到的可能是人事方面的问题。我说这方面的事在什么地方也是会遇到的。我说我个人不是抱着什么个人目的去的，我按党的原则办事，自己以身作则，我相信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头痛的，我单枪匹马来，是不容易的。在新机制里，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我对家里人说，我是上前线的，你们都不要跟我来，我的关系也不转。当时的心情可真是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呀！这是真的！但我当时还是有信心的，用两三年是可以搞好的。〃
李灏说的两三年，正好与邓小平说的三年时限相符。
据李灏回忆，在他快来深圳时，薄一波曾跟他有过如下谈话：
〃你知不知道，人家说深圳是'前有孺子牛，后有常委楼'（意思是说深圳表面艰苦奋斗，其实是假的）。〃
薄一波还问李灏：〃你知不知道'软骨美人'？特区很重要，派你去，你要搞好。你要出污泥而不染，你不能搞请客送礼。〃
李灏说：〃薄老，深圳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的啊，不送礼我做得到，不吃饭有点不近人情，各地方来的人、北京来的人，不吃饭可能不近人情吧。〃
1987
〃6。20事件〃：40万人大逃港
在开始动手写下本节标题的时候，我问了自己一个不能不回答、却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生活最富裕、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举世震惊的〃6·20事件〃？
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40万人大逃港确有其事，那么，这肯定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群体偷渡事件，严重一点说，这是一次令人无法想象的叛逃。
为了收集发生在1987年、对深圳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并深深影响当时深圳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决策和事件，我不下十次向深圳博物馆、市史志办、深圳大学港澳台研究所，以及《特区报》、《商报》等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媒体的老专家、老记者请教，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主动向我谈起〃6·20事件〃，似乎举世震惊的一幕从未发生。后来，我几乎怀疑中央电视台向我提供线索的一位学兄，是不是他弄错了，张冠李戴，或者以讹传讹？还有，我在与深圳改革史上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位老人闲聊时，他提到了这次偷渡，但语焉不详。这位以大胆敢言著称的老人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这究竟是一段虚妄的谎言，还是一个时代的经历者不约而同选择了集体性失忆？如果是谎言，那么是谁制造出来的，他的动机何在？如果是集体性失忆，这些应该具有相当的历史责任感和学术良心的老人又顾虑什么呢？
在我的怀疑正在发酵时，学兄寄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公开播放的一期节目。
2003年5月28日，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宣布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边防管理工作进行改革，这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多年来广东边防进行的最重大的一次改革。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觉得这次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因为近几年一直存在争议的深圳特区管理线并没有在这次改革中撤销。那么，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改革？深圳的特区管理线为什么没有撤销？特区管理线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保留下去？深圳特区管理线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在深圳特区建设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深圳特区管理线的管理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2003年6月，《新闻调查》的记者带着这六个问题深入深圳采访。为了了解深圳特区管理线最早筹建时的历史情况，他们找到了当年负责筹建工作的陈文理，如今他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
在采访中，原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局长陈文理和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原总队长林杰元，以非常清晰的记忆，毫不含糊的语言相继勾勒了一幅〃6·20事件〃事变图
〃1987年5月，深圳特区管理线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内地谣传英国女王生日将大赦三天，特许非法入境者为香港永久居民，广东及其邻近的海南、广西、湖南等省份，特别是粤东的潮汕、惠阳、惠东和粤西的阳江、台山等地区群众轻信谣言，从5月初开始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拥向深圳特区管理线外围，到6月20日达到高峰，整个特区管理线外约有四十万人，仅沙湾一带就有5万多人，企图翻越铁丝网，进入特区，外流香港。这个事件在当时被称作是'6·20事件'。〃
林杰元老人回忆说：〃我是1983年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的第一任站长，'6·20'事件发生时，我在聚集人数最多的沙湾边防检查站现场指挥群众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