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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却是这四位其实也一把胡子的“少年鸡”，加上那似乎不应是小人的沈括，联手起来，要除掉这位大师。他们急了，要是这棵大树长到顶天而立的地步，还有他们的活路吗？小文人要算计起大文人来，那绝对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将刀一直攮到心窝里，使其立即毙命的。
文字狱，文字狱，就是要从文字中找出罪证来送进牢狱。
舒，是行家，在列数苏轼罪状后，说：“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建议神宗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
李定，明确提出苏轼该杀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以上均引自《乌台诗案》）
沈括，也是一个很能出卖朋友的家伙，据《年谱》：“括先与先生同在馆阁，先生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先生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即签贴以进云：‘词皆讪怼。’后李定论先生诗置狱，实本于括云。”由此看来，受神宗之托的老朋友都靠不住，那么，苏轼出狱后“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觉悟，不和你们玩了，说明大师通过这次教训，对他身边小人的认识，可谓既深且透。
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元丞相脱脱著《宋史》，在《苏轼本传》里，有这样一句话，是抓住了这位诗人一生倒霉的本质的：“（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
在这种忌恶挤排的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人”，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住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那几位文人型的小人，对于东坡先生才能之大的嫉妒，声名之大的敌视，成就之大的反感，影响之大的抵触，以及他自谓的“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达到自由王国的快乐之大，简直到了切骨仇恨的程度，因此，从牙缝里蹦出来的，只有一个字：“杀！”
幸好，宋神宗赵顼，还算清醒，刀是举起来了，但没有落下来。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赵姓皇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而宋授欧阳修、范仲淹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司马光、王安石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已成为豪门大户，贵族人家，对于文明的趋附识鉴，对于文化的感知呼应，对于文化人的亲和凝聚，是那些农民或流氓无产者为帝王者，所不具有的。因此，无论这几位卑贱小人如何蛊惑，如何煽动，如何上纲上线，如何夸大敌情，神宗就是不上轿，就是冷处理，就是要将这个人犯，处于他的特别保护之下。
要是换个皇帝试试，苏东坡早就没命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一中，这位出狱的乐观主义者，如此写道：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吵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在中国文祸史上，乌台诗案，是惟一以喜剧收场的文字狱。如果，那些小人得手，如果，神宗真的被激怒，如果，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了苏东坡的话，这座壮丽的文学华厦真有坍了一角的感觉。
货殖两题
韩少功
＇作者简介＇韩少功：男，湖南长沙人，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集主要有《韩少功文库》（十卷）。首倡“寻根文学”，每一部重要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都有开创意义和独到的价值，至今仍吸引着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先人对经济事务并不鄙夷，亦非无知。早在公元前，“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马迁语），其繁荣程度大概不在希腊和罗马之下。白圭、计然、朱公一类大实业家名声远播，连孔子的门徒子贡也很会做生意，商队有“结驷连骑”之盛，足与各国王侯“分庭抗礼”，事迹载于《史记》。墨子对于生产，管子对于流通，都留下过丰富知识和精深论述，可算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即“货殖”之学。只是这种经济学不那么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更不像现代某些经济学家夸耀的那样“不讲道德”，而有浓厚的人本色彩。其中有“本末”论：倡“本”富、容“末”富、斥“奸”富，是就经济的手段而言；又有“齐民”论：“齐”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就经济目的而言。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一部农业技术书，冠之以“齐民”，便是承前人货殖之道，坚持以民为本的人文方向。
笔者为文学作者，对文学以外事务力求慎言。然依中国文化传统，货殖既为齐民之术，与万民相涉，凡民便有建言资格，于是才有以下两则农村调查后的感想。
关于数据
一个全国著名的经济发达村，注册常住人口一千余，年人均利润数十万，全村居民住进了统建的小洋楼，享受了公费医疗、公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当然是骄人成绩。但深入了解一下便可知，这些利润并不仅仅是一千多人所创造，另有一万多外地民工在这里的企业中打工，只由于没有当地户籍，不进入当地人口统计，也就不纳入人均利润的核算，于是他们创造的利润便全部转移到当地户籍的一千多人名下。“人均”利润就是这样拉高的：至少拉高了十倍。
马克思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不会同意这样的统计，否则打工者的劳动创造将会被抹杀。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打工者拿到了劳务费，但常识告诉我们，摊入成本的有限劳务费并不意味着利润分配。也就是说，在上述例子里，一万多人创造了利润，但一千多人享受着利润，享受着小洋楼、公费医疗、公费入学等等——可能的权力腐败现象尚不考虑在内。这样分配的合理根据，当然是上述那种至少拉高了十倍的人均利润统计，是把一万多外来打工者悄悄删除以后的所谓经济奇迹。
中国人口众多，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以至从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公务员、教师、记者、军警等从业者的工资一般增长了一、二十倍，但底层流动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间徘徊，几乎一直无增长。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冻结性低廉，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成本低廉，是诸多原因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庞大打工群体，更多承担了繁荣之下的牺牲，并且在一种十分可疑的经济统计之下，其牺牲被合理化了，隐形化了。这种统计掩盖了上述经济发达村的真相，同样也大大折扣了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对都市经济繁荣的贡献，大大折扣了中、西部外出务工群体对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的贡献——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让人目眩的“人均”高产值，诚然含有这些地区常住人口的辛勤劳作，但同样源于四面八方大量外来打工者的心血输入——只是他们通常也被排除在有关统计的人口分母以外。结果，这些地区“人均”高产值的荣耀和回报，与外来打工者似乎没有关系，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持久性的劳动力低价出售似乎没有关系。相反，有些人会耸耸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难看作落后者们“懒惰”、“蒙昧”的自食其果。
经济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扭曲现实。即使是最真实可靠的数据，也受制于统计者对统计方法的设置，受制于主观的理论定向和制度定向，从而是有选择的数据，并不是事实真相的全部。如果我们打破所谓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们清除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分隔的等级意识残余，如果我们把当前日益增多的外出务工群体纳入所有企业、所有地域的经济统计，各种“人均”数据必然就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可能会使某些企业或地域的“政绩”在部分指标上缩水，但可恢复经济运行的本来面目，而且将帮助全社会对经济发展获得更为可靠的知识，也获得更为道德的眼光：一种超越体制化壁垒从而关切大局和关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经济理论常常夸耀经济学的所谓“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拿出成堆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夸耀，却不知他们的利益制约和价值偏见总是在这些数据里隐藏——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对西方经济现状的描述之中。所谓评选世界500强可算手头边另一个例子：这种大吹大擂的年度评选，只是依据企业的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等指标，其统计方法从来没有设置过企业对社会的“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一类指标。于是，世界企业的“500强”不一定就是世界企业的“500优”或者“500善”——为了争“强”，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和议员庇护，公司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公可能会被社会舆论忽略。这一切都关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在评选这“强”那“强”时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更重要的利益得失给予评估。
公司当然不能亏损，当然不能没有利润，这是一条市场经济的底线。但是不是利润越多就越好？产值越高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的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等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年度评选？据说公司盈利最终将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即便如此，如果它们造福于未来的人类却损害着眼下的人类，难道就值得我们全心信任和热烈致敬？
单纯重“强”和求“强”，是利润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经济活动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