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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囡，不要怕，天一黑我就要来找你了。
死也要死在一起。
后来，外边的警察似乎还想和我说几句话，敲了玻璃窗，我没有应，随后又让主治医生进来叫我，我还是没有应，大概他们也觉得从我嘴巴里再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天快黑的时候，就走了。
警察走了之后，我在床上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费尽心机去想囡囡可能在什么地方，我能到哪里去找她；她的手机自然是没有开的，要不然警察也用不着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再者，我总疑心警察并没有走，说不定就藏在哪个角落里，只要我一出去，他就会跟上我。
一个小时之后，我从床上下来，开始穿衣服，穿好之后，突然想起“结婚”的那天晚上，就寻了件衬衣出来当围巾，像囡囡为我做的那样把脑袋围了个密不透风，穿鞋的时候，发现鞋子里有一块玻璃碴，上面还沾着血迹，似乎就是我割了脖子的那一块，想了想，我把它捡起来装在口袋里了。
果然，警察根本就没有走，此前那两个虽然走了，却又换了别的警察来了，就站在楼梯口，只有一个，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两个护士，我一推门就看见了他们。他们似乎早就料想过我会出来，一齐朝我奔过来，警察倒是没说什么，两个护士拦住我，不让我下楼，说是太危险了。“呵呵，危险，”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次，接着再说一次，“危险——去他妈的危险吧！”根本就不予理睬，好歹就要下楼，这时候，那警察也上来帮她们劝阻我，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一把打掉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沾着血迹的玻璃碴，既不说要扎他，也不说要扎自己，就看着他们，沉默了两秒钟，警察和护士都不再挡我的路了。
但是，那警察跟在我后面下来了。
推开一楼大厅的玻璃门，鹅毛般的雪片顿时像嗡嗡作响的杀人蜂般扑上了我的身体，雪堆在地上、屋顶上和梧桐树的枝桠上，铺天盖地的一层白色，即使是在晚上，也仿佛要将我的眼睛刺瞎了一般；医院门口好像有人爬在电线杆上修电线，他们头盔上的灯直射在雪地上，竟让我觉得置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努力适应着铺天盖地的黑暗、黑暗里的惨白和集中营般的灯光，一股眩晕伴着强烈的恶心之感出现了，我几欲呕吐，终于，我忍住了，深吸了一口气，下了台阶，趔趄着往前走。那警察还是继续在跟着我。
我身无分文，不可能有钱坐出租车，但是我不在乎，就算把双脚磨破，直至折断，我也要找到囡囡。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割上我的脸，气温像电梯一样下降，我甚至都能感觉出来气温在每一秒钟里到底下降了多少。地上结了冰，坚硬的冰碴简直叫我举步难行，但是武汉公共汽车司机的粗野一点也没有收敛，我刚刚走到医院对面水果湖的岸边上，一辆比集中营的探照灯都更亮的公共汽车疾驶过来，我知道有危险，但是就是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呆呆地迎着光站着，公共汽车戛然而止，司机伸出头来骂了我一句，至于到底骂的是什么，我也没有听清楚——那个司机肯定不知道，他破口大骂的其实就是一个废人。
一个废人。
一个想念着人的废人。
雪蒙上了废人的脸，尽管不会比一个智障患者的头脑更清晰，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从上到下都是白茫茫一片了。走到博物馆附近，他实在是再也走不动了，眼前出现了幻觉：以为前面有棵树，他想抱住那棵树，靠上去歇口气，可是眼前根本就没有树，他抱了个空，扑倒在了满地坚硬的冰碴上，身后的警察慌忙跑上前要扶他起来，跑到近前的时候又停下了，大概那警察也知道他根本就不会愿意被他扶起来，因为就在此时，他眼前的幻觉将他带去了一个极乐世界：他看见了他的上帝正在从旁边翠柳宾馆的院子里走出来，明明是个大雪天，他的上帝却像夏天一样咂着雪糕——穿着白色的吊带背心和靛蓝的牛仔裤，拖着双脚尖处各扣着一只蝴蝶结的拖鞋，腕子上还套着一对仿制的绿松石手链。
终不过是幻觉。他还得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至少十一点过了，我才走到小院子外面的巷子口上。当我走到那棵吊死过人的鬼柳底下，恍如隔世般站着，脑子里又想起了和她吵架的那个晚上：先是我对她大喊着“滚”，之后是她一边捂着脸一边往巷子口跑。
仅仅就是想一想而已。囡囡，我不会像那些滥情电影里的男人一样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让你就此跑掉，再也不回来，果然如此，也就不会再有此刻的穷途末路——我根本就不去想。我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才能找到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
囡囡，我的鼻子又开始流血了，我的脖子也开始流血了，刀片般的西北风不光割上了我的脸，也割上了我的脖子，那道本来已经在医院里包扎好了的伤口，现在又裂开了，尽管我根本就懒得管一下，但是只需轻轻一触，也知道脖子上下已经是湿漉漉的了，那就是血。我就这么流着血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越往前走就越不敢往前走。
终于到了，猛然，我竟然发现自己的房子里亮着灯，顿时眼泪就又出来了，死命地盯着那灯，死命朝院子里跑过去，摇着冰冷的铁门失声大叫起来：“囡囡！囡囡！囡囡——”到头来，没有丝毫动静来呼应我，我只能是铁门外的孤家寡人，那灯自然是警察们来找囡囡时开了忘记关上的，现在，它柔和地铺散着，使我尚能依稀看见那条捆绑过我的晾衣绳，还有晾在上面的囡囡的一只胸罩和一只蕾丝花边内裤。
我不再出声，疯狂地盯着晾衣绳下的窗户，就像囡囡随时会推开窗子说：“他不在，我在。”可是没有，现在是“她不在，我在”！
“囡囡！囡囡！囡囡！”我在心里喊着，就像拿着一把匕首，剖开了自己的胸腹，蘸满血，再在自己的皮肤上写下囡囡的名字。全身再没了能站住的力气，颓然坐在铁门边一块结了冰的水渍里，听见冰块碎裂的声音，更不知道此刻的囡囡又是坐在哪一块水渍之中，悲从中来，但是别无他法，右手伸进口袋之后，正好触到那块割破了我喉咙的玻璃碴，想都没想，一把就攥住了——我又听到了自己皮肤被割开的声音。
当皮肤被割开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正在离囡囡越来越近。
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上开了一朵花。
五天时间过去了，一百一十四个小时过去了，过去了，全都过去了，雪之世界仍然是雪之世界，孤家寡人照旧是孤家寡人，连那个跟着我的警察大概都已经觉得不胜其烦，再不是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我也还是没有找到囡囡。
我居然跟那个警察勉强算得上朋友了，是个稚气未脱的警察，大学毕业才不到一年，多亏了他，帮我翻铁门进房间里拿来了备用的钥匙，我才得以进了院子门。当我喘息着上了楼梯，靠在房间里的门上打量房间，一眼就看见屋子里的花已经全部都死了，根本就不由自己控制，《葬花词》的曲调就在脑子里回旋开来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原本我是知道葬我的人是谁的，当然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囡囡，可是，现在的情形又当如何呢？
曲子还是那支曲子，唱曲子的人却已经不见了影踪。
那警察没有跟我一起进院子，但是也没有就此离开，就站在铁门外面，直到后半夜我还能听到他的跺脚声和讲手机的声音，我本来想去叫他进来暖暖身子，想着他也是有任务在身的人，就没有叫，再说，我的屋子也丝毫不比外面暖和多少，阳台那边的窗子破了三块玻璃，穿堂风甚至夹杂着雪粒飘进来，把我的屋子几乎变成了东北深山老林里的淘金者们住着的窝棚。
漫长的一夜，我没有睡半秒钟，睁着眼睛听着咣当作响的门窗，看着雪粒被大风裹挟进房间之后在书上、电视上和堆积如山的DVD上覆满了一层，去趟卫生间竟然难于上青天，刚一走到门口就险些被风吹倒在地上。
三、
我就这么坐在床上，没有躺，不敢躺，觉得对不起囡囡——我在床上躺下去了，囡囡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挨冻——果真如此的话，天上的神灵和地下的菩萨都该一齐现身，将我打倒在地，将我践踏到死！
好在在衣橱的角落里找到了钱，足有五千块之多，应该是被囡囡拿来交我下段时间的治疗费和护理费的，啊，现在倒是再也用不着了。
再也用不着了。
原本打算明天一早就坐辆出租车满大街去找囡囡的，仅凭我的双脚是再也无法做到了，可是，两点多钟的样子，外面的风更大了，囡囡就好像一直在我眼前跺着脚，朝手上哈着热气，我再也坐不住，站起身来，取下围在头上的早已经湿透了的衬衣，换了“结婚”的晚上囡囡给我围上的那条围巾，拿好钥匙，出了门，像个老态龙钟的人般扶着扶手下了楼梯，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我对自己说。
并没有出巷子走上环湖公路，是朝相反方向走的，一直走到了东亭精神病院的门口。从院子里出来的时候，把那警察吓了一跳，他甚至还有几分尴尬，是耽误了别人睡觉的那种尴尬，和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顶着风雪一点点往前走，速度绝对快不过一只怀孕的企鹅。
那警察照样跟着我。满世界只有风雪在发出动静，其余一切都悄无声息，我趴在精神病院的铁门上，绝望地看着这幢哥特式建筑的钟楼、每一扇黑黢黢的窗户和大门上那面摇摇欲坠的门牌，想起每扇窗户里终日经受心神折磨的人们尚能迎来黄粱一梦，而囡囡这时候却只能躲在桥洞里，只能躲在孤岛上的荒草丛里，就又忍不住拿玻璃碴去扎自己的手。
血流得越多，即是离囡囡越来越近。
终了还是只能回屋子里去等待天亮。天快亮的时候，我冻得实在是再也受不了了，就去了卫生间，点燃热水器，打开淋浴喷头，连衣服都没脱，不管不顾地往地上一坐，热水浇淋了大概足足三分钟，我才隐隐觉出了一丝暖意。
即使是淋一淋热水，我也感到自己对不起囡囡，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十恶不赦。天亮之后，我出了院子，没见到那警察，我还以为他已经被上司召唤走了，不料刚走到师专的门口，竟然看见他就靠墙站在那里，也是，站在那里总是会比站在我的院子门外好过得多。见到我一步步踱过来，他顿时打起精神，又跟上了我，不过今时不同昨日，我是决然不会再让他跟着我了，我这是去找囡囡，而且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囡囡，我还怎么会让他继续轻易就跟住我呢？
甩开他竟然容易得很：在巷子口等了十分钟多一点，来了一辆出租车，应该是往东湖深处的碧波山庄里送完客人后回来的，我招手让它停下，坐上去，回头一看，那警察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在这地方他自然不可能马上就能叫着一辆出租车跟上我，竟然求救似的一个劲朝我看，就像是要我把他也捎上——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走出去好远之后，我又回头看了看，他正在掏出手机讲电话，电话那头应该就是他的上司吧。
因为天冷路滑，出租车开得并不快，正好遂了我的愿：我的眼睛没有放过任何一条巷子，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