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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春节要躲在帐篷里，眺望家的方向；一个家庭，春节少一个人；妻子没有丈夫，孩子没有父亲！多买些肉！买再多的肉都无法弥补这种残缺。
这一家人注定过不了一个舒服年。
那天晚上有一户人家我们没有进去！原因不是主人不给开门，而是我们不敢敲门。
村民李大阵的家没有院子，我们到达他家时，门窗紧闭，屋里没有亮灯，好像没人。可是，根据村长反映，李大阵昨天就回来了。正在犹豫是否要敲门时，屋里传出“吱噶、吱噶”的床板响声，伴随阵阵的“吱噶、吱噶”声，是一个女人畅快的呻吟。不是有意偷听，实为巧合，那是农村夜色深处的秘密。我们和村长笑了，转身离开。而村长告诉我们，李大阵去年结婚后十几天就出门了，一年后回来，妻子为他添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调查中我们还见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情况。
黄求平，男，25岁，两年前结婚不久和妻子一起到深圳打工，将当时只有一岁的女儿交给母亲照顾，为了赚钱，甚至省火车费，他们中间没有回过家。今年春节夫妻两个实在熬不住了，黄求平买一张车票，让妻子回家看看孩子。他说他的“工作”很忙，脱不了身。妻子死活不愿意，非要和他一起回来，最后他下了好大决心买了两张车票。回到家里，快三岁的女儿，已经会走，会跑，会说话，会骂人。本来，难得的团圆，一家人应该很高兴的。但是，女儿却不认识他们，不和他们说话，不和他们亲近，躲着他们，任凭奶奶怎么解释，父母怎么拿好吃的东西哄她，她就是不和父母说话，到最后甚至哭起来。两口子很无奈，吃肉不香，看春晚也不笑。而黄求平一直不甘心地对我们说：“回来这一趟，要少赚好多钱呢。”据我们了解，春节他如果留在深圳，可以赚上几百块钱。
刘桂和，女，35岁，丈夫前年打工，意外死亡，工地陪了1000块钱。两个孩子正在读初中，家里周转困难。去年她也到浙江打工，在服装作坊接线头，两个孩子交给同村的姐姐照料。我们看到她的第一眼，不敢相信她才三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脸上镌刻深深的皱纹，双眼凹陷，颧骨突出，手掌粗糙，皮肤松弛，腰也弯了。我们到时，她和两个孩子边看电视边包饺子，她做饺子皮，两个孩子包饺子馅，包出的饺子奇形怪状。虽然家里很苦，屋子空荡荡的，家具几乎也都卖掉了，但一家人很幸福，看样子似乎忘记了两年前的悲伤，守着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他们还是会发出难得的笑容，只是刘桂和不愿意向我们提及丈夫的事情，更不愿回答两个孩子留守姐姐家里的事情。
这个家是残缺的，不是因为丈夫死了；这个家残缺，因为活着的刘桂和出门在外。
春节她一定会赶回来，跟孩子们一起过的。她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春节我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太可怜了。”她所说的可怜，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小儿子脖子上，至今有一块粉红的伤疤，像只蝴蝶，村里的人都知道这块伤疤，戏称它为“项链”，那是去年小儿子在姐姐家里，从桌子上取热水时烫伤的。
而外出打工的张百顺没有回来，并且永远地不再回来。
张百顺，在山西太原打工，半年前走的，前几天还一筹莫展地给妻子林菊花打电话，说弄不到车票，可能回不去了。当天早上，林菊花却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张百顺高兴地告诉她自己就要上车了，估计天黑可以到家。在张百顺家，我们只见到他的儿子、女儿和母亲，屋子里摆满一桌丰盛的饭菜，饭菜都凉了。孩子喋喋不休地唠叨奶奶：“怎么爸爸还不回来？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
林菊花见天都黑了那么长时间，丈夫还不回，焦急地去村口等了。
我们赶到村口。村口的风很大，吹在脸上犹如刀割，桥头亮着一盏手提灯，一道光柱射进黑暗里。灯后面一个黑影坐立不安地张望，那是林菊花。从林菊花口中，我们得知，张百顺在山西挖煤，走半年多了，一个月有1000多的收入，已经向家里寄了5000块。而林菊花是个跛子，走路不太方便，做不了重活，只能在家里做些家务和农田里的小活计，全家老小就依仗张百顺一人。
我们和村主任陪她等了20多分钟，黑黑的原野上没有任何动静。夜空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远远地可以看见城镇上空升起美丽的焰火。小李的手脸已经要冻僵了，不停的放到嘴边，呼气取暖。
最后，我们和老村长返回村里，而林菊花死活不肯走。
大年初三那天，一个噩耗在村子里炸开：张百顺死了。因为回家心切，他挤上一辆超载的大巴，原本只能装下60人的车子，塞进148个人，床上、床下、行李架上满满的都是赶着回家的农民工，结果严重超载的大巴在路上翻进水里，他被活活淹死了。
跟着他死亡的消息，到达林菊花手里的是上车前他寄出的两千块钱。
与张百顺相比李伟力可能算幸运的，因为他只是断了一条腿——这种幸运很残忍。
李伟力，四十五岁，在大连建筑工地打工。春节前一个月，他突然接到父亲死亡的消息。父亲是突发脑出血而死的。发病的那天早上，母亲起来做饭，饭做好了，太阳已经升的很高，可是家里的老头子还没起来，平常老人起的很早，因为家里养了几只羊，他每天都要早起喂那些畜生。母亲很生气，大声叫父亲，父亲却不搭理。母亲掀开父亲盖在脸上的乌黑的被头，看见父亲的脸红红的，母亲对着父亲的耳朵叫，父亲还是不搭理，于是用手抽打他的脸颊，依旧没反映。母亲突然害怕起来，到处找人，但是李伟力和哥哥都不在家，家里只有一群女人，最后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父亲才被送往医院。但是，为时已晚，父亲就如此这般撒手而去了。
接到父亲的死讯，李伟力当即向工地请假，提出提前结束年前的活，年后再来，最重要的是他要拿到一年的工资，但是工头说临近年关才能发工资。李伟力被难住了，躲到角落里流下眼泪，那是一个中年男人浑浊的泪水。
最终，他没有回家为父亲送灵。
就在父亲死后的第十天，李伟力突然被头顶落下的一筐砖头砸断了腿！在工地寒冷的地铺上，养了十多天的伤，他终于拿到了8000块钱，拖着一条残腿，在年前回到老家。我们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裹着厚厚的石膏和纱布。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伟力刚回来时，几个儿子见到他苍老、颓废的神情和那条腿，都心疼极了，纷纷说：爸以后不要再打工了！上初一的小儿子甚至哭成了泪人。可是李伟力却对我们说：“不出去？不出去拿什么养活他们，拿什么供他们读书？腿好了还是要出去的。”李伟力还告诉我们，回来后，他就拖着残腿去了父亲的坟地，给父亲烧了些纸钱，磕了三个头，他说：“俺爹的坟地风水很好，下辈子会是个富人的命。”说着说着他流下眼泪。
那天，我们很晚才睡，躺到被子里，突然感觉到北中国的农村很冷。深夜里，无数的鞭炮断断续续地响起。是撕裂，更是期待；是向往，更是祝愿。
我们冷着、醒着、思考着：真实比最高明的剧作家都更有才华；真相比最经典的戏剧都更具有戏剧性；一个小小的村庄凝固了中国农村那么多的幸与不幸。即便是那些幸运的人，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幸的。面对这种真实的乡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种贫穷连接泪水；
有一种落后盛满残忍；
有一种伤痛令人心碎。
被洗劫的乡村
用一年的漂泊；酝酿一张沉甸甸的火车票；开启一天的回归，做一回自己。一天以后又用另一张火车票，开启一年新的漂泊，酝酿下一次沉重的回归！这是真实的生活，也是真实的语言，像生锈的金属，没有声音，没有色彩，就是坚硬的一陀，压着时代的腋窝。然而，就像一块破损的镜子里的镜像，真实地浓缩着一切苍白。
春节后，我们在萧县永固镇待了六天。六天里就我们的课题奔走了周边近十几个村庄，调查成果十分显著。与调查结果同时压在我们的心脏上的是整个农村的伤口，伤口古老、深沉，含着浑浊的眼泪。那些东西适合用钢刀雕刻到石头上，而我们只能用颤抖的手写到调查手记里：
这个村子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村子坐落在山窝里，像一个孩子。而石头是这个村子的图腾！村子里到处是石头，石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石头本来象征力量，石头在这里却代表贫瘠。
农民要离开农村！已经被绝大部分人接受了，因为他们的天空在城市！
可是我们未曾想到，他们离开得那样急，即使想到，也没能力猜测到那种速度和冲击力。
大年初一，在当地的传统里是一个遭人忌讳的日子：不能动针，不准出门。可是就在这一天，很多人已经踏出家门。在附近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纷纷轻装出行，提着旅行包，戴上手套，装些食物，或者是开摩托车，或者是走路到几里之外搭公共汽车，仿佛走亲访友，悄无声息，不着痕迹。但是谁想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家人全部出来送行，嘱咐路上千万小心，到了一定打个电话，那样的滋味或许只有转身走的刹那才能体会。而初一只是开始，仅仅是开始，是前奏。
从初二到初五，村庄遭遇了一场掠夺！
这几天村庄多了几十分贝的声响，是哭声；
村庄也多了几十公升的液体，是眼泪。
因为害怕晚了工期，到外面找不到活做。绝大部分出远门的农民工在这几天都离开了家。
穿上最耐脏的旧棉衣，扛起翻新的被褥，背着沉甸甸的蛇皮袋，拎着水杯，怀里揣着一枚滚烫的火车票，痛苦抑或潇洒地丢下：“好好照顾孩子”，“好好看着咱娘”，“好好读书”，“在家好好的”，甚至更简单的一句“我走了”！不善言辞的他们此刻都用各自的方式向村子说“再见”，然后转身三五结伴地坐上喷着浓浓黑烟的机动三轮车或者拖拉机，轧过乡村的黄土路，扬起一条长长的尘土，开出村口的小桥，开出曾经日夜劳作过的麦田，开向更远的远方。
在远去的背影身后，是孩子的哭声，是男人或者女人的眼泪，是老人的嗟叹，是无奈，是依恋，是某种割不断却又触不到的岩石抑或流水一样的存在。
就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乡村被彻底掏空……
都说，男人是乡村的脊梁，女人是乡村的乳汁。当男人和女人离开，留下了什么？留下没有了脊梁和乳汁的农村，留下一个伤的、虚弱的农村。
在村子的最下方，有一片两层的楼房，当地人叫它新村。本来这个地方是村子富裕的象征，但是走了一圈，在那里竟没有碰到几个人。仿佛一座被遗弃的城堡，我们能看到听到的只有堆积的沙砾，蔓延的野草，枯萎的树木，腥臭的水沟，生锈的铁门，生锈的锁，静悄悄的空气，空气里悲凉的鸟叫，还有来访者的心跳。正午的阳光下，一切被赋予一种神秘的邪气，一群坟冢！就是那个印象！唯一不支持这个印象的是铁门上红彤彤的对联。
老村长告诉我们，这里都是各家用外出打工的钱盖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