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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愁穿，不必担心什么。再说有监护人在家里看着孩子，所以孩子构不成问题。而村干部管不到这些。
为什么会产生两种标准呢？对自己的孙女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问题，对村里的孩子却置若罔闻。主要还是因为别人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没有关系。但是，他可是村长，村民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村里的事情也就是他的事情。这是本职问题，然而他意识不到这一点。
出现在陈良身上的是思想上的问题，能力上的问题。而很多地方农民做官管理村庄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精力和时间问题。因为都是本地农民，家里就都有土地，农活太多，本来村基层就有很多工作，这让他们很少有时间去关心农村生计以外的事情。
调查中一个村支书就告诉明确我们：“我们只负责为农民搞票子，不负责照顾孩子。”
但是，村民的票子似乎还要自己搞，而有些村干部甚至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搞不定，那还顾得了那么多？于是原本应该有的视角和责任心变得淡化模糊。例如，在岳阳华容县调查时，一位村书记就说：“我每天有开不完的会，看不完的文件，批不完的请示，地里还有那么多的活计——家里的地可是全靠老婆子，你说让我怎么搞留守儿童，谁来帮助我呢？”
他看上去真的很憔悴，说的也确实有道理。那么多的会议、文件和请示，难道当中就没有关于留守儿童的？这本来就在村委的本职工作以内，为什么就没有做？本质工作都没做，家里的农田都给荒废了，那么村委天天在做些什么？天天引资？天天搞吃喝？或者因为这些事情，村官真的太忙了，忙到不可想象的地方。
农村基层组织弱化的最后一条表现最为直观，也最严重：基层组织残缺，人员的不完整。首先看看我们的调查数据：73。4％的村里存在村干部外出不在，这里的村干部上到村支书，下到小组组长；35。3％的村里存在村常委外出不在。数据显示的情况是严峻的，本来在很多农村就存在干部短缺，基层结构不整的问题，造成一个干部身兼数职现象。
简单地例举湘西的一个村庄吧：这个村子共有1300多人，五个组，只有五个干部，村支书兼任会计，治保主任兼任青年团团长，村长兼任一个组的组长。而就是这仅有的五个干部也并不全在家里。所谓外出，是像村里的农民一样，外出打工，一年半载回来一趟。他们外出之后，相应的责任则转移到其他干部身上，或者是责任落空。而责任的集中，让留下来的干部根本无力承担，本来就残缺的组织功能必然更加蜕化、更加无力。
华容县万庾镇有一位留守的村长告诉我们：“村里实行‘常委责任制’，简单的说必须要留一个常委在家负责工作，每个常委轮流留守一年，其他的干部可以外出打工。”
这个村长的意思里很显然也涵盖了一个信息：只有一个常委留守，一年村里就一个干部！他说：“今年轮到我留守，真是没办法，每天除了接电话，开会，再也做不了别的事情。说真的，村官不好当。没钱赚还讨人嫌！”
这样的基层干部、这样的心态还能做什么？甚至连日常基本工作都无法贯彻到底，又拿什么来关注留守儿童？
诚然，这又是很现实的。现有的农村基层体制，村人治村，很多地方只是在任职期间，把干部列入编制之内，等到退休以后，他们享受不到正规退休人员的补助金和养老保险等。一位退休的村支书说：他干了三十年的村官，一生清廉，为民出力，但是卸任以后，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的补助。村支书尚且如此，组长之类的芝麻官更是一无所有。这种情况也是造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基层大量贪污腐败的原因之一。生活都没有了保障，根本就谈不上工作，道德再高的人，也很难有太大干劲，他们必须为将来着想、为钱着想。所以，大量的村干部纷纷出去打工赚钱。即便在村里坚守，也多是为自己着想。“为人民服务”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口号罢了。
话虽如此，那么既然要出去打工，为什么还要抱着官职不放，辞官让贤对大家都有个交代。可是村干部们没有这样做，显然他们还是有想法的。为了那样的想法，很多人就要遭殃。“涟源洪水”事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员伤亡，特别是有11个留守儿童死亡，不能不说也有村干部的责任。左湾村的基层组织基本上就是空架子，除了村长、村委书记和一个小组长在家，其他人都出去了，其他村子情况类似。没有完整的基层组织，当洪水突然到来临时，没有足够的人员组织撤离和营救工作，惊慌的群众都乱作一团，使本来可以减轻的死亡和损失都变成残酷的现实。
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也是一种带痛的现实。
正因为此，像治河渡那样的儿童乐园就显得特别稀少和可贵。在农村，大多数留守儿童都没有那里的孩子幸运。根本原因在于，不是所有的村支书和村长都像耿忠民和谢宝生那样乐于奉献，真正为村里的生计和发展着想。河渡村“儿童乐园”的出现，是建立在耿忠民和谢宝生良好的文化素质、执政为民的责任心、排除万难的意志和充实的生活条件之上。他们能够做到，为什么别的村干部就做不到？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困难吗？谢宝生家里我们是去看过的，的确很穷。但是，他并不因为自己的穷就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除非他首先放弃“村长”的位子。有这样的榜样，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就不能把贫穷落后甚至忙碌作为借口，既然是人民的干部，就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从以上调查分析看出，种种原因造成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弱化，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造成留守儿童的成长因为家庭的残缺和社会的残缺而受到严重影响。留守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存在着很多不利因素，所以许多潜在的问题就降临到他们这个群体之上。这种影响不仅造成留守儿童心灵的残缺，更会造成农村肌体本身的残缺。
因为残缺，所以脆弱；又因为脆弱，所以更加残缺。
城市里的一滴泪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上文已经说过，农村社区只是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狭义上的社会环境。而从广义上来说，城市和农村以及一切生存空间都是留守儿童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多城市人会说：“留守儿童关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又不生活在他们身边，影响不到他们。”
这话听上去似乎有理，但是仔细分析，城市确实也是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
在中央十六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城市支援农村，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这是为什么？因为改革之初，国家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主要是集中力量让城市发展起来，这个过程农村是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从粮食到蔬菜，从财政到能源，这个方面农村都在为城市服务，都在为城市让步。农民、农村在国家财政支出上吃了很多的亏，但是农民没有怨言，也不知道有怨言，直到今天无数的农民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还在城市底层艰辛地劳作，默默地奉献。城市还要依靠农村。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城市的飞速发展，是因为有农村这个巨人的肩膀相支撑！
但是，当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反哺”农村了。就像感恩的游子对待故乡一样。至少城市要和农村共同进步，相互发展，才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城市里享受着农村强大血液支援的广大市民、厂矿企业、机关单位等还能说农村和自己没有关系吗？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也就是58年的历史。在58年里有几代农村人成功迈进城市。即便是出生在城市的人，也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史无前例的运动，返回城里的人也在数百万人以上。两者合起来，至少有几亿人员吧。这些人还大都健在，那么，这几亿人本身就把城市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有几个农村来的人不感念自己的故乡呢？这又怎么能说城市人和农村没有关系呢？
城市人应该关注农村，其突破口在哪里？突破口应该就是农村在现实中的问题，留守儿童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怎么样关注？从自身做起，首先就要尊重农民工，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这是最基本的，也最有效的。农民工是留守儿童的父母，对他们的父母施加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就会传递到留守儿童身上。不要看低农民工，讨嫌农民工，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民工的情感就会饱满些，情感健康的农民工自然会有健康的情感来哺育孩子。同时，城市机关多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尽可能地给农民工多一些保护，包括劳动保障、人身安全、法律维护，等等，让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得到保障，工作才能稳定，农民工自然会更有干劲。有干劲的农民工才能挣到更多钱，提高孩子的生活。施工单位不要找各种名目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拿到工资的农民工才能有好的心情回家，回到家里才能有好心情高高兴兴见孩子。老板工头也不要逼农民工太紧，多给他们一些休息时间，这样他们的安全系数才能提高，身体才能健康，也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回家看孩子，而不是让孩子三年五载见一面少胳膊少腿或者面黄肌瘦的父母……
这些都需要城市人迫切的最最基本的事情。
然而，现实多少是令人失望的。农民工在城市仍是边缘人，生活仍然最艰苦，地位仍然最底下，权益也得不到完全保证。城市人应该做得更好的，为了农民工，为了留守儿童，为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城市人能为留守儿童做的不仅仅是通过农民工间接地发生作用，很多时候可以直接帮助留守儿童，空间并不能阻断爱的行程。普通人可以爱心捐助，一件旧衣服、一块零花钱就可以；青年工作者、大学生可以参加志愿者协会，下乡服务或者是和留守儿童建立“爱心结对”帮扶，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一句问候，一个笑容，一封信有时候就可以改变留守儿童的心灵；大企业可以投资建设希望小学，让留守儿童拥有更好的受教育环境；政府机关可以组织些活动，把留守儿童接到城市和父母多见见面。
事实上，一些城市人正在做着这些。仅以长沙为例，我们所调查过的长沙岳麓社区一年就举行过数次关于留守儿童的爱心捐助，大部分都是市民内部志愿者自发组织；而在长沙河西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里，我们也目睹过很多大大小小的爱心捐助和招集下乡志愿者活动；湖南长沙“芙蓉王”实业有限公司则赞助了一支由湖南省青联、志愿者协会、学联等众多组织的成员构成的“芙蓉王”注册志愿者，专门为广大的留守儿童服务……这说明一部分城市人已经意识到远在农村的情况。
然而，只是一部分人，还远远不够。
在我们调查的城市人群中，还是有近70％表示不知道留守儿童是什么，或者听说过，但是表示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的分析里城市均是以“域外视角”看待留守儿童问题，而留守儿童问题某些新的发展形势正在逐渐改变城市环境对留守儿童的地位，最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