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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真有这事情？
老人跟着莫东升到他家渔场，看见灰暗的水面上铺着一层白色死鱼。莫东升的老婆正蹲在渔场边哭天喊地。老人意识到的确出事了，回到家里质问孙子。莫春华死都不开口，脸色灰暗发白。最后，老人在一个角落里找到装杀虫剂的瓶子，发现里面是空的。老人当头一捧，知道这事情的确是孙子干的。
莫春华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在莫东升的渔场里下毒呢？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在莫东升家里玩，吃完饭，和莫晓旭抢着看电视，因为不让莫晓旭看喜欢的节目，莫晓旭就哭了。莫东升看见儿子哭，拉下脸，对着莫春华就是一巴掌，接着把莫春华推出船舱，嘴里骂道：“没爹没娘的孩子，找死！以后不要到我家来了，再来把你的腿打断！”
这样的刺激哪里受得了？莫春华回到家里时，脸上印着五个通红的手指印，奶奶并没有发现。老人后来见到我们时说：“平时见他（莫东升）挺好的，毕竟还是孩子的堂叔叔，谁料到那么狠！我原本只知道他女人狠。”
结果第二天，莫春华就在莫东升的渔场里下了毒。
当我们见到莫东升时问他，为什么要打莫春华，难道不知道他的父母不在家，而且还是他的本家叔叔？
莫东升冷漠地说：“他父母出去打工，关我屁事？又不是我孩子，怎么就打不得？就算是我的亲生儿子，做了错事也要打！何况我们一家待他不薄吗？”
的确，我们无法驳斥莫东升的话，也无法消除他的冷漠。我们只是感到有一丝疼痛，一些惋惜。
总的来说，社会环境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时候，村里的其他人员似乎没有责任更没有意识为留守儿童而改变自己，他们给留守儿童带去的是他们自己的任意行为，这种行为甚至是强迫性的，完全没有过滤，有好的，也有坏的，而留守儿童只能部分或全部接受。而这些东西究竟会给留守儿童带来什么，没有人深思，仿佛跟他们没有关系。
我们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他们（留守儿童）的父母出去打工赚钱，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替他们想？他们赚了钱会分给我一份吗？
那么，在这样现实的情况下，怎样使留守孩子更好地在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的农村社会环境里健康地成长起来呢？没有父母的保护和监管，孩子丧失了对这种环境的区分能力和抵抗能力，只能依靠日益分散的农村基层组织去关注孩子，去创造对孩子有利的环境，这样能行吗？特别是，大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有一种痛楚来自残缺，像刚刚破碎的瓷碗，伤口若刺；
有一种忧郁来自脆弱，如刚刚掐断的草茎，汁液似血。
残缺与脆弱
诚如上面所讲到的，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从狭义上来说是农村社区，是村庄和故里乡亲。这个社会环境，体现着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是农村基层组织。而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是什么？基层组织对留守儿童客观事实和主机态度的现状又是什么呢？应该说，治河渡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还算完整的基层领导构成、他们有耿忠民和谢宝生这样负责的村委领导为他们做实事，做急需的事。然而，河渡村只是一个良好的个案，现实中大部分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甚至让人担忧。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对于留守儿童来讲，农村基层组织有各种有样的表现，但主要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组织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代快速的进步，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在新形势下逐渐弱化，在最近十余年里，其结构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普通的村干部结构一般还是像改革之初一样设置村委书记、村长、副村长、妇女主任、会计、计划生育办、青年团、治保、村组组长等等。另外，由于分田到户，共同活动的空间大大减少，村委会开会的次数很少，好一些的村庄可能每周或半个月召开一次常委会。但是，全体干部会议一个月都很难开一次。有些甚至是半年都难得召开全体会议。更甚者，村常委会一个月或数月都不召开。即便开会，能够到齐的也不多见。
这样，原本松散的组织更加松散，原本简单的机构更加显得简单。村委会成员教少，任务繁重，设置机械，制度混乱。当新的形势出现，其表现出缺乏弹性，不够完善，传达不畅，革新不灵，跟不上要求，新的任务得不到及时明确，新的制度得不到有效贯彻。即使明确，也没有合理分工，新的责任则存在模糊不清，谁都不愿意管的现象。而有些新责任则不断积累到原有组织人员身上，出现责任叠加，责任人本身就把这种责任混淆，最终出现很多工作也就无法落实。
另外，组织硬件设施的简陋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组织功能的弱化。我们所调查的大部分村庄，其村委会办公场所还是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房子是老瓦房，有的甚至还是草房，办公室内光线较暗，白炽灯很少见到，更多的是昏暗的低功率灯泡。会议室也很简陋，桌椅大都很破旧，灰尘扑面。电话倒是有的，但是超过两台电话机的村公所并不常见。很多情况是书记、村长共一台，其他人则共用一台，而现代化办公的电脑、打印机之类就更少见了。
在我们调查的农村基层，有电脑的不超过5％，这些可能还算好的。我们甚至在湘西、皖北等很多地方看到没有村办公场所的村子。皖北萧县永固镇的一座村庄就把十几年前建设的村公所承包给村民种菜，而其办公场所简单的设置在村常委的家里。
落后的组织结构和落后的办公条件，让基层办事效率极为低下，造成组织功能严重滞后，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近二十年来的农村两次大的变革税费改革和新农村的建设上。税费改革过程之所以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出现那么多类似《中国农民调查》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村基层组织混乱造成的。而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农村的发展对基层组织的要求无疑更高，科技进步、教育改善、经济发展、村貌建设、环境美化、文明进步等各种问题都摆在面前，简单的组织结构已经无力承载这么重的任务。
在此情形下，我们再把笔触落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农民工运动中，落到农民工所留下的“留守儿童”身上。“留守儿童”绝对是农村最新形式下的最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农村基层功能弱化表现尤为明显。
在我们调查的村庄里，当向村领导提及“留守儿童”时，不懂得或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的就占到34。3％，这个数字很让人吃惊。更为吃惊的是，他们根本不把留守儿童当成一个问题来看待，更奢谈问题的解决了。一个村长就告诉我们：“这也算是问题？这和农民出去打工不是一个问题吗？算什么问题？”
言下之意，不仅留守儿童不是问题，连农民工也不是问题了。这种组织结构落后到哪里去了？它远远地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新农村建设。在调查中，有57。4％的村组织的确“听说”（让人震撼！）或者了解“留守儿童”问题，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相应措施。问村领导，领导回答说：“这个工作要谁来做？应该是妇女主任的吧。”而妇女主任则说：“这和农民工有太大联系，而且是整个村子的事情，应该由书记和村长负责。我担不起来。”
他们也知道是整个村子的事情，可是没有人去落实。就是在巴掌大的村里，责任推委的现象居然也这么严重。而真正意识到留守儿童问题并且做了研究的仅仅有10％左右，研究后推出相应政策的村庄显然就更少了。
分析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基层结构本身是一方面。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基层组织的人员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农村干部文化水平大都比较低，目光短浅。一般的村委书记、村长基本上学历都不高，很多只有简单的军旅生涯，退伍后就回地方做村官。很显然，原有的军队教育是跟不上现代农村发展步伐的。更一般的状况是村官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只和土地打过交道，没有搞过真正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对于新技术、新观念一点都不感兴趣，不少村支书或村主任、村长尚且如此，一般的村干部就更不用说。有一个村里的治保主任居然是刚刚出狱的犯人，为什么让他当这个村官？是因为他跟派出所的人混得很熟！
人员素质的低下，导致思想的狭隘性。村一级基层领导意识不到司空见惯的农民打工现象，留守儿童滋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退一步讲，即使意识到，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思想觉悟和能力去解决。
我们在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遇见的一个叫陈良的村长。那是2006年3月的某天，我们到村子里做调查，事先通知村里的干部要见面，在村委会办公所等了他很久，所有的村干部都到了，惟独不见他。最后，我们只好到村里找他。空荡荡的村子里，我们看见一群孩子在一片断壁残垣里乱窜，有的爬到树上墙上，有的藏到墙头后面，有的则从墙上树上往下跳。孩子们手里都攥着弹弓，他们在“打仗”，分成两派，互相射击。经过的时候，弹弓射出的大豆颗粒，在我们周围乱飞，甚至还有小石子。陪同我们的村委书记呵斥他们，让他们滚到一边去玩，但是没人理会他。
虽然我们没有被石子击中，但其中的一个孩子倒是挨了一下，捂着头痛苦，玩耍的伙伴却没有一个人过问他。
到达陈良家，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他是个“留守爷爷”！他的儿子和儿媳妇都不在家，老伴又行动不方便，很多时候一个孙女的吃喝拉撒都要由他照顾。他没有按约定去见我们，是因为小孙女不巧生病了，他刚刚带着小孙女从村医务所打针回来。小孙女躺在床被子里，脸上挂着泪痕。陈良坐在床前，细心里照料着。陈良看见小孙女满头是汗，就赶紧拿了一条毛巾，敷在孙女额头上，又用手心给孙女的额头量体温——高烧未退，他很着急。喂孙女粥，孙女没胃口，只摇头。他立刻跑到一个小卖部，买了几盒鲜牛奶。看的出他很疼孙女。
在和我们交谈时，他似乎深刻认识到留守儿童的问题。他说，儿子儿媳两口子都不在家，孙女经常想爸爸妈妈，偷偷掉眼泪。他经常陪在孙女身边，逗孙女开心。孙女每天上学，他都会接送，生怕路上有什么闪失。他很注意孙女的学习，严格要求孙女完成作业。他更知道要孙女成为好孩子，以后能够上大学。他说，儿子儿媳一走，照看和培养的担子就落到他身上了，他不能让孙女有什么差错，所以他请我们见谅没有赴约。
看到他为孙女用心操劳，我们也很感动。
但是，后来的情况却让我们失望。我们向他询问来时见到的那些孩子的情况，村里怎么没人过问，村委会是不是应该给予关注？
陈良告诉我们：“这在农村很常见，不止我们村子是这样。”
我们问他，村委会对留守儿童是什么意见？他说，没什么意见，村里外出打工的都能弄到钱，孩子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不必担心什么。再说有监护人在家里看着孩子，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