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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适合少儿阅读的文学作品，书籍大多是新的，也有一部分是旧的。用来读书的会议桌重新装修过，桌面明亮光滑，凳子全是新的，房顶装了新的吊灯。
我们看见里面有很多小孩子在专心读书。一位当地幼师毕业的姑娘小戴，是专门从镇幼儿园聘请来的辅导老师，主要负责监护孩子们的活动，指导他们看书，监护他们的行为，和他们进行沟通，听他们说些天花乱坠的想法，排遣他们的孤独。
老耿等村委也都经常会到图书室看望孩子们，和孩子们聊天。
小戴告诉我们，现在是上课时间，所以在“乐园”的孩子基本上是还没有上学的小家伙们。如果是周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孩子。房间的另一半放着一张标准的乒乓球桌，两个高过球桌一头的孩子正在打球，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们打，只看到球在桌子上跳，他们很难打一个完整的来回，但是玩得很认真。
老耿和老谢原来的办公室被用作放映室，放着电视和DVD。小戴说，放映室一周开放三次，周中一次，周末两次。周末开放的时间很长，主要放映一些科普片和教育片，也放一些内容健康的情景喜剧和故事片。孩子们喜欢凑热闹，每次进放映室，他们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
小戴还告诉我们：村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经常会到“儿童乐园”来玩耍或者读书。这里就像一个大的家庭，她有做家长的自豪。每当看见孩子因为想妈妈哭泣，她都会细心劝慰，甚至把孩子抱在怀里。这里的孩子，有很多都叫他“戴妈妈”，弄得年纪轻轻的她很不好意思。这里很少能看见孩子打架了，偶尔会见到个别孩子闹别扭，她就悉心开导，让孩子认识错误。
小戴说：“孩子就像小树，这里给他们阳光。我姑且算一个园丁吧，培育他们成长。”小戴很谦虚，她不说自己的功劳，也不说自己的付出。
老谢告诉我们：小戴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才过来的，不太情愿，只打算做一段时间，然后进县城找事做。而且一开始，孩子们也确实很调皮，长时间的没人教养，个个顽劣得很，比方，撕图书室的书，在桌椅上刻字、胡乱追逐打闹、甚至顶撞小戴。有一次，几个孩子从田里抓了一只大青蛙偷偷塞到小戴的包里。小戴伸手到包里拿东西，几个孩子就在一旁哈哈大笑，小戴没搞清楚什么情况，也跟着孩子笑，突然青蛙就跳出来，爬到她身上，吓得小戴惊声尖叫，差点没昏过去。
受了委屈的小戴当即就拿了包，找到老谢，说不干了。
老谢一席话又把她留住了。老谢说：“我们也知道你一个姑娘家难，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孩子也很难，他们是有点顽皮，但是不坏。不过，如果现在再没人教导他们，难保他们将来怎么样。今天他们往你包里放东西是小事情，说不定明天就要从别人包里拿东西，那就是大事情了。我知道你受了点委屈，告诉谢伯，是哪几个孩子的杰作，谢伯打他们屁股，打到你满意为止。”
老谢的话，让小戴哭笑不得，但是其中道理她很清楚，所以愿意暂时留下来的。老谢说：“你留下来就好。如果你真的想走，我们也不怪你，这穷村子毕竟比不上县城，一个姑娘家管一个村子上上下下的孩子也不容易。但是再等等，等我们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们这些老骨头，孩子不乐意跟的，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全天陪伴他们。”
当时，小戴只是碍老谢的面子，再做一段时间。但是，没过多久，她就发现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听话，越来越可爱，也依恋上她。而她也爱上了孩子们，心里突然有一种自豪感、成就感，所以她一直做下来了。
而关于耿忠民，“儿童乐园”里的孩子，随便找一个都能说出一些有关他的故事。一位6岁的小朋友就告诉我们：去年冬天，她一个人在家里，用炉子烤火，因为太疲倦，太暖和，居然睡着了。睡梦中不小心将把脚伸到炉子里，鞋子和裤腿熔化掉，皮肤烫伤才惊醒过来。醒来后她就嚎陶大哭，但是因为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没人理会，奶奶回来才被发现。奶奶年龄又太大，抱不动她，就在这个时候听说这件事情的耿忠民赶来了。他首先说了孩子的奶奶一顿，然后把孩子抱到镇上的医院，孩子敷药包扎后，他又把孩子抱回家。随后几天，天天过去孩子家里一躺，观察孩子的情况。
另一个小男孩告诉我们：耿爷爷的水性非常好。原来夏天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几个小伙伴到湖里洗澡，正好被赶去渔场的耿忠民看到。耿忠民看见几个孩子玩的正高兴，又是在浅水里，所以没斥责他们上来，反而一个人坐在岸上看着他们，几个孩子在水里大声叫喊：“耿爷爷下来洗澡！”耿忠民笑而不应。突然小男孩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好长时间没上来。耿忠民急了，跳进河里。这个时候，小男孩大笑着从水里冒出来。原来几个小鬼合伙捉弄耿忠民。耿忠民却没生气，因为他看到孩子们都很听话，只在他指定的水域里游玩，而孩子们在水中的时候真的很快乐，所以他也很高兴。那次他竟和孩子们在水里玩耍起来。
在“儿童乐园”，我们并没有看到耿忠民。
老谢说，上午他去镇里开会，现在应该回来了，估计在渔场忙活。老谢带我们去了耿忠民的渔场，在那里果然见到他。他正在渔场喂鱼。年近六旬的他，看上去很精神。
说起农民工外出，他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他就不明白，莫大的洞庭湖就养不起一方人，富不起一方人？在他看来有些农民工外出纯粹是赶潮流，有些甚至到外地农村去给当地农民打工。
耿忠民有点焦急地说：“那是别的地方农民的思想革新了，开办乡镇企业，村办工厂什么的，这么好的洞庭湖为什么就不能搞我们自己的村办渔场？我现在搞鱼箱养鱼也挺不错的，向他们推荐技术和思想，可是就是做不通。人是出去了，孩子都扔家里了，总要有人照应——或者这洞庭湖真的已经不能养活他们了？”
而一听我们提起“儿童乐园”，他又有说不完的话，孩子的事情一直搁在这位老党员的心头。
他说：“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村都是这种情况：村里的干部出去打工了，有些村甚至书记和村长都出去了，这像话吗？我们村里也有出去打工的干部，但是我严格规定，村常委中，我、老谢、副村长老周、妇女主任黄霞，不允许出去。而村里其他的干部就不好做工作了，还是有些人出去，像青年团的，像治保主任，还有几个组长等，他们一走工作都要我们来接。本来村委会的工作就多，又散，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忙了。每天我是从早忙到晚，家里，村里，镇里，村委会，镇上的会议，渔场，哪个都要跑，其他三个人也好不多少。但是孩子们的事情我们不放松，我们以工作制的形式每天都要有一个常委抽一定时间在‘乐园’陪孩子们，观察孩子们的情况，本来‘乐园’又在村委会，所以这样我们陪孩子的时间也更多些。我觉得给孩子身上花多少时间都不算多，反而少了。但是，这么繁重的工作，又没什么报酬，有些同志就不愿意了，特别是家里不怎么宽裕的同志，比如黄霞，她几次要求出去打工，我始终没同意。这妇女主任可是与孩子最密切的人，怎么能放她走呢？后来我给她出了注意，让她在乐园旁边开了一家小卖部，这主意好，既方便孩子们买东西，又可以监督孩子们不要乱花钱，而且黄主任的收入也适当增加一些。”
耿忠民话虽然说得轻松，但为了“儿童乐园”，几个村常委确实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就拿他自己来说，两年间，往“儿童乐园”里投入的钱绝对不止一开始的1000块，每次购买图书、活动器具，他都要出钱。辅导老师小戴的工资，很大一部分也是他拿的。最近一年间，他已经不给儿子家补贴了，原来每月他都会给几百块钱，对此，儿媳妇心里有点埋怨他，到村里说公公不管她和儿子娘俩的死活（丈夫外出打工了）。而因为大部分工作以外的时间他都放在孩子身上，他家里的地基本荒芜掉了，渔场大部分时间也是老伴在照看，老伴不太懂其中的秘诀，鱼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去年更是因为鱼群生病，治疗不及时，死了近2/3。
而耿忠民始终觉得这是值得，而且是必须要做的。当我们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坚定”时，他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亏谁都不能亏孩子！我们吃点亏，孩子可以更好些。这个亏就该吃，而且也就不叫亏了。”
在从华容县回长沙的途中，火车行驶到岳阳楼下，看着八百里洞庭，我们突然想起了两句诗：一句是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是陆游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
然后，我们就很温馨地想到了耿忠民和谢宝生。“谁亏都不能亏孩子！”这一句话就是耿忠民和谢宝生用自己的行动写出来的动人的诗句。他们读书不多，只会用泥土抒情，用船桨写字，但这句新时期善待留守儿童的“名诗”，却像阳光下的宝玉，闪烁迷人的光芒。
“偷煤贼”与“投毒者”
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其成长的三个环境，除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外，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环境则是社会环境。对于成长在农村的留守儿童来说，其社会环境从狭义上来说，就是出生地及其周边区域的农村社区。
在这个狭义的社会环境里，所有的农村构成元素都是环境要素，村庄这个整体除去父母、监护人、学校和包括水井、草垛、茅房等在内的物化环境以外，剩下的就是故里乡亲。
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孩子的邻居就是这个孩子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孩子每天进出家门，经常会碰到邻居，即便碰不到邻居，也要从邻居家门经过。如果邻居是个酒鬼，那么孩子对酒就会有很深的印象，或者闻到酒就恶心，或者对酒渐渐产生兴趣。如果邻居每天在家里开收音机，那么音乐的声音可能让孩子喜欢上音乐，也可能让孩子讨厌，因为这打扰了他/她的休息和情绪。如果邻居是个赌徒，那么孩子常常可以听到麻将、色子的声音，甚至孩子也会到邻居家里观看，或者逢人就骂邻居做犯法的事情。而如果邻居家里天天打儿子，儿子天天哭泣，那么孩子可能会变得胆怯，也怕自己的父母打自己，或者他也可能很好奇，跑过去偷偷看邻居家里儿女挨打的场面，然后在村里到处宣扬，并对施暴的场面慢慢失去刺激反应。
也就是说，邻居跟他/她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距离太近，基本上可以算作一家人，当然是形式上的一家，不是情感上的一家，更不是生活上的一家。
但是，这种形式上的一家，又不是城市里简单的形式上的邻居。很多城市居民，楼上楼下的邻居，住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所谓“老死不相往来”指的就是这些人。有些城里人好一点，碰见的时候能够认出面孔，但是叫不上名字，也说不上话，可以说毫无联系。仅有的联系可能是楼下的三更半夜大吼大叫，扰乱了楼上的休息，天亮后楼上的到楼下去理论；或者是楼上晾晒的衣服掉到楼下，好几天也不见有人还过来，所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