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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说：侄女应该是想奶奶的。
我们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一个多小时里，赵晓敏一直躲在里屋。直到赵英叫她出来，她才低着头，坐到我们面前，但是依旧不敢看我们的眼睛。
我们突然有一种负罪感！赵晓敏做了一个小时的局外人！而这一个小时我们一直在谈论她，这真的很残忍。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也一直把赵英的家认为是赵晓敏的姑妈家，而从没有把这里当作赵晓敏的家。
我们和赵英（包括她的女儿）共同把她踢出这个家一个多小时。
仔细一想，应该不止一个小时！从赵英的谈话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赵晓敏一直都游离在这个家之外，就像她的父母游离在城市的形式一样。
而姑妈赵英在一个小时里一直把她当成侄女。推而广之，姑妈在更多不说话的时间里也是把她当作侄女。那么，这个家里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不可否认，赵英的确很细心地照顾赵晓敏。但是，这个家对赵晓敏总有淡淡的疏离；当然，赵晓敏对这个家也有同样淡淡的疏离。寄人篱人，无论怎样，那滋味都不好受。
何况，孩子心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始想法：姑姑再亲，不是自己的妈妈。这里不是自己的家，自己是个外人。这便是孩子眼里的“外来性”。而姑姑所体现的“外来性”则是：孩子是弟弟的女儿，我要照顾好！我要照顾好孩子，比自己家的孩子还要用心，因为侄女在我家。我要用更多的爱去关心。而越是这种“更多”越突出其“特别性”。而这种“特别性”正是个人与家庭的间歇性，或者说是“外来性”。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外来性是双向的，外来性又是普遍的。同时，“外来性”又表现得很温和，是良性的。但是恰恰因为温和尚且不能消除，说明“外来性”的深刻。试想，如果“外来性”表现得冷漠、暴烈，像恶性肿瘤一样，那将是扎进亲情肌肉里怎样的一根毒刺呢？
无法原谅的“老畜牲”
其实，毒刺并不遥远，也不陌生。在偏僻的农村，在城郊接合部，即便是触手般扩展的城市，这样的毒刺也时常可见。也许时间不同，也许地点有异，也许毒刺发作的方式各有各有的痛感而已。这毒刺分为两端：一端是无形，一端是有形的。无形的是一种危险，一种不安，一种潜在的苦痛；有形的则是洁白如纸、等待书写的留守儿童这个群体。
由于留守儿童处于劣势地位，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所以，我们更关注监护人一方的外来性行为。一般监护人的“外来性”除了有意无意地刺伤留守儿童的自尊心外，还表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冷落，苛刻待遇，甚至虐待，不闻不问，厌恶，孤立，等等。而根据我们的调查，监护人（父母除外）此类的表现并不是十分明显，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存在，但是大部分人还都是良性的，他们对托付给自己照看的留守儿童也是很用心的。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对监护人恶性行为的忽视和揭露，相反，对这种情况要深入思考。如果是脓包，就要用刀片划破它，不要害怕出血和疼痛。因为，监护人（父母除外）就生活在留守儿童的环境核心里，一旦他们完全否定和放弃了留守儿童，甚至是恶意打起留守儿童的坏主意，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不幸的是，类似的案例在调查中是有相当数量的。有些令我们震惊，有些让我们叹息，有些让我们拍案而起。
2006年3月，我们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曹家镇调查时，村民王某就向反映了他们村里的一留守女童小艳被看护自己的祖父强*
的“丑闻”。
我们问他为什么说是强* 呢？他说因为女孩哭着向回来的父母说她并不愿意，而且有反抗。
在王某的指点下，我们来到小艳的祖母家。
祖母梁某看到我们，面色大惊，她似乎对我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我们来村里做调查的事情几乎尽人皆知。
我们还没有开口，她就立刻大叫起来：“ 哪个王八蛋那么无聊，告诉你们这样的事情！我是没办法活了。”
我们说：“什么事情您没办法活了？”
她主动地说：“就是孩子她爷爷的事情！”
我们说：“既然你知道我们来的目的，那么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样？”
梁某埋下头，久久不作息。我们看到她清瘦的双胛在微微颤动。望着满头白发的老人，我们真觉得有些不忍。我们相信，前来调查或采访这种“丑事”一定不是一回二回了，而每一次的讲述无异于将结痂的伤口重新撕开，撒一把盐。不仅如此，家里出了这样的“丑事”，他们全家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
然而，事情既然发生，了解它，解剖它，以避免更多的家庭重蹈覆辙，这也是我们调查的初衷。所以，我们又不能不这样做。因此，我们轻声说：“老人家，我们知道您心里痛，可是，把痛说出来，也许是一种释放。”
听我们这么一说，老人终于抬起头，话还没说，老泪先流了下来。她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擦了擦眼泪，说：“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还能……真丢人啦！一家人全毁在他手里……”
原来，2002年上半年，老人的儿子、儿媳两个到广州打工，把10岁的女儿交给老两口照料。没料到，2004年就发生了那件事情。
其时，刚好12岁、发育迅速的孙女，身体特征突显，变得越加漂亮，而且非常懂事情。上学之余家里的家务，洗衣服、做饭、烧水、打扫卫生之类孙女都会做，因为这些，孙女看上去更成熟，像个大姑娘。
老两口地里活多，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梁某每天回到家里都不怎么过问孙女的事情，一开始丈夫也不怎么过问。但到了2004年夏天，丈夫就突然变得殷勤起来，经常对孙女嘘寒问暖。孙女趴在桌子上看书，他会主动给孙女倒水；孙女吃饭，他会主动帮孙女盛饭；孙女洗脚，他会主动帮忙倒水。有时还站在身后，看孙女洗碗，再把水倒掉。半夜的时候还经常到孙女的房间里，看孙女是不是踢翻了被子。
梁某说在那之前的10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都已经没有男女行为。没料到丈夫还是“活”的。再说，他是孙女的爷爷，谁会往这方面想？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梁某告诉我们，那是2004年7月的某天，丈夫一个人在外干活，下了场大雨，他也没回来。梁某以为丈夫会找地方避雨，但是雨下了正紧的时候，丈夫从外面回来了。丈夫说，赶着雨他把剩余的活计干完了。梁某听了满心感动，可是没想到他是蓄意淋雨。孙女看见浑身湿透的爷爷，立刻给爷爷拿干毛巾，倒热水。爷爷看着孙女高兴得很。
淋了雨的丈夫，当天就发高烧，梁某要他看大夫，他执意不肯，说睡一觉，出点汗就没事情了。可是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丈夫病得更重。梁某又要出去干活了，于是就让小艳照顾卧床不起的爷爷。
梁某说到这里变得很激动，她说：“就在那天，这老畜牲就糟蹋了孙女。”
干活回家的梁某，看到孙女的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也不和她说话，心里有点怪异，还以为她是劳累所致。梁某也没多想，反而见到丈夫时，丈夫显得很平静，病也似乎全好了。梁某没往心里去，立即做饭做菜，一点没有觉察有什么异常。
后来，没多久，丈夫又故技重施，再次强暴了孙女。
我们问：“您一直都没有发现？”
梁某说：“我从头到尾根本就没往这里想，那是畜牲都不会干的事，我哪里想得到？孙女又不说，要不是被发现怀孕了，我死了都不会知道的。”
但是，梁某和我们讲述这“丑事”时，强调“那畜牲”只是诱*
，孙女没有反抗，因为孙女根本就不懂。丈夫在作恶的时候也骗孙女“这是正常的事情”。
事件被揭发后，儿子、儿媳两个从广州回来。孙女哭着向自己的父母说了实话，说爷爷每次都是强暴她，她不从，就拿刀子威胁她。儿媳泪流满面，儿子则把父亲暴打一顿。而梁某则要寻死觅活，喝了农药又被救回来。因为是自己老子犯错，又是家丑，儿子没有把事情闹大，而是让年迈的父亲跟着自己到广州打工，让他远离小艳，同时赚钱给小艳。
梁某说，当时儿子的口气很吓人，说他父亲：“本来要让公安把你关在牢子里的，你老不死的丢人现眼，我们还跟着你让人瞧不起！你这辈子都要给她打工，不要回家了。要死，就死在外面。”
现在的小艳仍旧跟着奶奶一个人住，她的父母并没因为强*
事件而留下来陪她。梁某说：“不是不想呆在家里，那是他们觉得丢人，不想在家里听人闲话。”我们有些震惊：大人们要“面子”远离故土，远离这块是非之地。可是，作父母的是否想过，小孩也有自己的“面子”吗？作为处于成长期的留守儿童，他们每天生活在一个伤心之地、噩梦之地，独自一人去承担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他们的心灵该会有着怎样的创伤和扭曲？
据梁某说，事件被揭发以后，小艳整个人也变了，再没去过学校。起初是沉默寡言，三天难得说一句话。后来被人带出去玩。老人当时觉得小艳心里痛苦、压抑、难受，鼓励与一伙来历不明的人玩。哪知道这一玩，就变野了，收不了心。奶奶的话她根本不听。现在的小艳很放纵自己，天天和外面的一帮不良男女混在一起，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
奶奶心痛不已地说：“她在作贱自己，基本上白天看不到人，晚上也很少回家。我老了，还活得几天？有时恨不得早点死掉……”说到这里，老泪纵横。
真是作孽啊！
我们本来想见见小艳，开导开导，可是等了很久也没见到。奶奶停了一会儿，告诉我们：早晨有两个男孩子开着摩托车把她带走了，估计要到半夜才会回来。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小艳再也不是从前的小艳，先前那个单纯活泼、善良可爱的小艳“死了”！
“死了”小艳变成了另一个让人担心、甚至害怕的小艳。
当她小艳是一个小姑娘时，祖父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外来的“女人”；当她成为畸形的女人时，连自己的父母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她当成一个外来的“女人”。这种双重的“外来性”让弱者的她如何承受？她承受不了的时候，就会扭曲。她被别人扭曲后，终有一天，她也会扭曲别人。这是恶性循环，这就是刺进肌肉里的毒刺啊！
非父母留守家庭的“外来性”是复杂的，深刻的，也是善变的。我们从分析这类农村家庭平衡结构的重建可以看出来。对于非父母监护人（外）祖父、姑妈、姨妈等等的家庭，其家庭平衡的重建是被动性的重建，这个重建牵扯到监护人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包括与留守儿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生活中的其他至关重要的人——比如以姑妈为例，姑妈的丈夫、子女、公婆、邻居、朋友等等。也就是说，因为留守儿童进入监护人家庭，监护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需要重新洗牌，这个变动是巨大的，当然在现实中，它是潜移默化的长时间一点点发生。但是这个过程中在监护人的整个社会关系里不可避免的出现对留守儿童的“外来性”排斥，这也就造成此类新的平衡的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