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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中午，刘某的外公从镇上的店子回到家中，患有精神病的女儿正傻傻地坐在里面小屋的床上。刘某坐在堂屋平静地看着电视。可是老人见不到老伴。在堂屋里他看到地上全是湿的，粘忽忽的一片，有淡淡的血腥味道。他问刘某怎么回事。刘某说是潲水盆打翻了。
到了晚上，老人还是没见到老伴的影子，而刘某还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老人有些不放心老伴，就打了手电筒在屋子里找，结果发现了一个破旧的麻袋。打开麻袋，老人差点昏厥过去。麻袋里装的竟是老伴的尸体。老伴满脸血污，头部严重变形，脑浆溢出，喉部有一个大窟窿，像是被利器直插进去，并且用力搅动利器造成，颈部有一条长10厘米，深2厘米的刀口。
老人大叫一声，立刻报案。案情很快水落石出，杀人者正是13岁的外孙刘某。当时外孙甚至还若无其事地穿着沾满了外婆鲜血的衣服。
刘某为什么要杀外婆？
答案竟然是：“外婆太唠叨！”
据刘某交代，来到外婆家那几天，他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外公外婆唠叨过他很多次，他就是不听，反而心里怨恨起外公外婆。
他无知而冷漠地说：“我一到她家里，她就说我，我说好的，她偏说是坏的。我烦她，恨她，不想见到她了。”
当天，家里只有他、患精神病的母亲和外婆。他又是像往常一样地守着电视。外婆走到他身边唠叨他不要天天光看电视，出去找点农活，找点事情做做。他当时正在看一个好看的片子。外婆连接说了三遍，他都懒得理睬。见此油盐不进，外婆也恼了，“啪！”地关了电视。
顿时，刘某几天来积压在他心里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像一条疯狗，用木棒偷袭了年过7旬的外婆，使劲地砸外婆的头，随后又用刀子割断外婆的喉咙。杀死外婆后，他学着电视里用塑胶袋将外婆装起来，继续心安理得地看电视。
警方审问他的时候，他未表现出一丝悔意。他明确地说：“不后悔！”他甚至还坦白，在杀死外婆后，又往外公常喝的蜂蜜里投毒，企图毒死外公，让“他们一起见阎王。”
我们在自贡市少管所见到刘某时，他的头发一根根往上直挺，脸上毫无表情我们问道：“能告诉我们，谁让你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他居然回答说：“很多人。我老汉（爸爸）、我妈、我外婆、我外公、我那些舅舅、舅娘，还有我那些表叔。”
他的父亲当时正在新疆打工，出了那么大的事情，竟然也没回来，而是把事情委托给人办理。对此，我们感觉很气愤，又很无奈。
当我们问到：“他们是你的家公家婆呀！你不觉得他们可怜吗？”
刘某冷冷地说：“哪个可怜？我不可怜吗？你们可怜他们，谁可怜我？”
这样的回答真让我们面面相觑。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令我们心伤，颤栗。
例如：2007年6月16日，在内蒙古包头市，一个16岁的花季般女孩就亲手掐死了自己的祖母。
女孩父母双双在外打工。初二之后辍学，她天天混迹于酒吧、网吧、歌舞厅，大手大脚地花钱，沾染了很多不良风气。
事发当晚，该女孩约见两个男性网友，来到家中。她甚至毫无羞耻之心，欲与两个男性发生性行为。奶奶坚决阻拦。扭打之中，丧失理智的孙女就将奶奶活活掐死。
这些案例无一不说明“隔代抚养的弱控制力”，老一辈管不了孩子，孩子也不乐意让老一辈管，于是，潜在的危机比比皆是。
有一种危险就是身边，像空气一样透明；
有一种疼痛藏在心中，像玻璃一样锋利。
“不用怀疑我的真心”
古老的稻田开裂了，在山洪来临之前；
沉实的乡村抽空了，在正月十五之后。
这是事实，也是命运。每年的民工潮波澜壮阔。青壮年农民工出去以后，农村大地上延续了上千年的旧有秩序彻底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最终形成，其间就必然要经历一个混沌期。虽然这种整体的秩序表现到单个家庭时都是建立了相应的秩序，但是就整体上来说，没有出现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和谐稳定的图画。而表现到单个家庭时，靠血缘关系维持的秩序同样显得脆弱。
一位社会学专家指出：“所谓传统的农村秩序，简单地说，老一代抚养出青年一代，青年一代接着抚养出下一代，代代相传，薪火不熄。放眼整个神州的农村大地，平凡的泥土上都是这样的故事，那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或者说传统，早已经是不可更改的和谐。而现在，农民工不得不涌进城市，那种骨架也不得不跟着散掉。散掉了怎么办？重新构建农村的骨架。农村的骨架最主要的是什么？还是家庭。那么构建的主题当然是‘什么样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呢？就目前来说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个案的。这种个案在个体上可能体达到了某种和谐，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体性远未形成一种共通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整体和谐的东西。而就个体家庭的和谐来看也是不很稳定的，问题多多的。”
这位专家所说的“整体和谐”，不是某种角色独立承担的。因为它往大的方面说就是指整个农村文化的重建、特别是新农村文化的重建。这种重建牵扯到家庭、教育和农村社会的各个成员在内。而构建的首要问题是：各个相关群体承认和接受农民工离开农村，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种承认和接受不是简单地看到、见到或者意识到，而必须是面对这一既定事实，并在这个事实发生之后认真思考。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农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各个相关群体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重建过程中，责任最重的要数在孩子父母走后承担父母责任的监护人，他们将成为这种秩序的新的主体。与这个深感责任重大的主体相对应的是，艰难地适应与无奈地接受这个过程的是留守儿童。可以说，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是被动的，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必须看到，对于监护人（非父母一方的情况）来说，孩子带来的是“外来性”——不是自己的儿女，监护人必须努力克服这种外来性。同时，“外来性”也表现在孩子一方，在孩子身上，只有父母是与自己是一体的，同性的，而监护人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外来性”——不是自己的父母，“外来性”自然带来不安全性、排斥性和躲避性等社会特征。
这种“外来性”并不只是表现在问题儿童、问题监护人的身上，即便是在非常细心、非常用力、非常负责的监护人那里仍旧存在。简单的说就是：监护人嫁接了父母的责任，但是代替不了父母的角色，更行使不了完整的父母责任。
“我怎么会不想孩子好？一千个、一万个想他好，他父亲是我弟弟，他是我侄子，血都是一样的，根本不用怀疑我的真心。”
这是2006年8月我们在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南水镇调查时，村妇赵英流着泪说的一段大实话。就是这样简单的一段话，勾勒出整个中国现在的留守儿童监护体系的原始基础——家族的朴素情感。而赵英也是一位极其负责的姑妈，但是她的负责加上家族的血缘依然融化不了尴尬的“外来性”。
侄女赵晓敏今年12岁，父母在外打工。赵晓敏从小跟祖母长大，11岁读初中时来到姑妈赵英家。赵英的家境比较好，住在当地镇上，丈夫在镇上做生意，家里有一个13岁的女儿，和赵晓敏一同读初二。
8月12日下午，我们正在赵英家做调查，碰上两个孩子放学。两个孩子说说笑笑地从外面跑进来，突然看见我们坐在屋子里，赵晓敏立刻收起脸上的笑容，变得胆怯起来。
赵英的女儿则冲进来，好奇地打量我们，问到：“你们是哪里来的？来我家干什么？”小女孩打扮得很漂亮，表情很可爱，之后把书包往桌子上一放，依偎到母亲身边，听我们说话。
而赵晓敏则跟在她表姐后面，猥猥琐琐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躲进房间里不再出来。我们问赵英侄女怎么了，她的女儿抢着笑道：“她就是这样，家里只要来生人，她就躲进房子里，除非是舅舅或者外婆来。”主人的优越感带来的自信一目了然。
赵英告诉我们：“她就是我弟弟的独生女儿，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现在住在我家。”
赵英说的虽然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有些字眼仍然让我们觉得很刺耳，“她”和“我家”最让我们难以承受。她说话的声音赵晓敏应该完全可以听到，而我们想以前家里来人，应该也像现在这样对这个出现在她们家里的这个女孩表示好奇，赵晓敏应该也是这样躲起来，那么赵英必然也是这样说的，赵晓敏太多次地听到这句话，会在心里留下什么呢？姑妈为什么每次都不注意呢？这或者无可厚非，正如她所说这里是她家，她不这样说又该如何说呢？
事实上，赵英很疼这个侄女，基本上自己的女儿有什么侄女就有什么。吃饭的时候都是帮两个孩子盛饭，如果给女儿夹了一块肉，肯定也会给侄女夹一块。如果从街上带冰淇淋，至少也会买两个，女儿一个，侄女一个。每次如果女儿和侄女有冲突，她还总是先骂女儿一顿，不管是谁的错。
女儿不高兴，嘟哝道：“妈，你真偏心，一点都不疼我！”
赵英立刻瞪了女儿一眼，说：“不疼你，你怎么长这么大的。不疼你我早就出去打工了。”
见赵晓敏回到房里，赵英特地告诉我们：“我侄女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女儿身上的衣服一起买的，同一款式，一样的价钱。”
听到她的话，我们突然意识到，赵晓敏身上的衣服好像是和表姐身上的衣服一样，但是，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显然，赵英是给自己的女儿仔细打扮过，而赵晓敏似乎没有这种待遇。
对此，赵英有点委屈地说：“我也要帮她打扮，可是每次她都不肯。她的想法有点怪怪地。”
赵英又说：“她是有点怪，好像很怕人，特别怕她姑父，基本上不和他姑父说话。她姑父人很和善，就是不爱说话，结果，她只要见到他就像见到鬼一样，立刻就严肃地很。”
说到这里，赵英苦笑了一下。
赵英表示赵晓敏很懂事，经常主动帮自己做些家务，不像自己的女儿懒得很，啥都不会做。赵晓敏不要催，见事做事，手脚麻利。比如姑妈扫地，她就拿另一把扫帚帮着扫；姑妈洗衣服的时候，她就跟着搓衣服；姑妈做饭，她就跟着洗盘子、洗碗。有时候她甚至帮表姐叠被子。但是，赵英很心疼侄女，每次都劝赵晓敏不要做。
赵英说，侄女和女儿相处得很好，邻居都说两个孩子像一个母亲生的，只是侄女不太和邻居们说话，而女儿经常欺负侄女，侄女总是让着女儿。不过，有一点她特别强调，侄女很依恋自己，基本上在家里总是跟着自己，大部分时间也只和自己说话。
我们特别问赵英，侄女多长时间回奶奶家一次？她回答说，一周就回去一次，侄女自己会骑自行车，所以只要到周末就回去，不论刮风下雨。
赵英说：侄女应该是想奶奶的。
我们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一个多小时里，赵晓敏一直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