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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监护人来说，责任的嫁接，本身会带来压力。除了照顾孩子本身的压力之外，摆在监护人面前最突出的压力是责任上的压力，或者说一种顾虑。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即便农村，每个家庭的孩子都不多。而每个家庭都对孩子寄予厚望，这无形中增加了监护人精神上压力。能不能给带好孩子？孩子是否管的了？该怎样管教孩子？如何把握好严与宽的适度？这都是监护人所顾虑的。而且，越是至亲的人，这种顾虑也就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但由于这种监护制度是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之上，监护人对于孩子已经有一个身份（父母中的一个或爷爷奶奶等），而现在他/她又有了另一种身份。在这种双重身份下，大部分监护人都是想孩子好的，比如祖母监护人的角色。作为祖母，她自然希望孙子好，也有作为祖母该对孩子应尽的责任，就像孩子对她应有赡养义务一样。而作为监护人，她又必须要从父母的角度和成长本身去考虑，要让孩子好，孙子管不好自己怎么想儿女交代？于是，双重身份常常给监护人造成压力。
在调查中，我们常常听到监护人说：
“万一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向他（她）爸妈交代。但是，孩子在家没人管又不行！”
“我是不想出这个头，可弟弟就是把孩子给我了，我总不能说‘我可不想过问！’吧，谁让那个是我弟弟呢？”
“外孙跟着我，我是高兴，年老有个牵挂也好，天天清闲没意思。照顾孩子好，就是怕孩子给带坏了，怎么见闺女、女婿？”
“他爸不在家，我要当妈，还要当爹，我怕管不住孩子，她本来就不听我话，只听他爸的。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而有些人则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愿意做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主要有下面这样的顾虑：
“孩子我是不想管，管好了，我是好人，管不好有人恨你一辈子。”
“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尽量少做，不做更好。”
“我自家的孩子都没管好，弟弟还让我替他看孩子，我干吗？”
面对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监护人很难处理好责任与义务的关系。因为农村整体环境和传统观念以及文化水平的综合因素，监护人往往只能意识到“本来身份“的职责，或者是把两中职责弄混乱，把握不好尺度，把事情弄糟。
调查中，一些监护人在和我们交谈中，始终不离“一定要把孩子管好”。看上去他们甚至比孩子的父母还迫切地让孩子好好的成长。许多情形下，这种愿望是硬性的、责任性的、强迫性的。当他们的角色从“亲戚”变成“父母”，责任也就硬性地嫁接到他们身上。有些人不能承受这种角色变化带来的冲击，根本就不清楚该怎么样照料和看管孩子，而为了“管好孩子”甚至是不择手段。
在南水镇，我们就被一位“用力过猛”的伯父惊呆了。
走进南水镇，在合兴村做调查时，有一户人家拒绝我们入内，敲了半天门，没人理会。于是我们没有坚持。整个村子走访完之后，行将离开。
突然，村长郑重其事地说：“像蒋家兄弟这样的情况，你们要重点关注一下。”
我们很纳闷，因为在我们的调查记录里没有性蒋的村民。于是我们问村长，哪里有蒋家之说？村长惊讶地告诉我们：“你们没见到蒋家兄弟？“原来村长以为我们把村里的留守家庭走访全了，其实的确是有一家人没有让我们进去，而那一家正是蒋家。
村长反映，蒋家的两个留守孩子10岁的蒋立、8岁蒋平被伯父用锁链绑着已有一年之久了！
听到这个信息，我们都很震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和村长当即从村口折回，赶往蒋家。
蒋家的门依然紧闭着，我们敲了很久都没人开门。正在这个时候，碰见外出回来的蒋家伯母。看见我们一行打扮，她神色立刻慌张起来，想必她以为我们是派出所的人了。村长像她解释了半天，她很不情愿地给我们开了门。
屋子里黑暗一片，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发现坐在墙角的蒋家伯父，直到他突然对着妻子吼到：“哪个让你开的门！”我们这才看见他正拿着烟斗，坐在黑暗里，两只眼睛发着幽暗的光芒，
村妇没有说话，打开灯，走进里屋。一脸怒容的蒋家伯父坐在那里像樽石像。很明显，他一直都在家里。但是，一直不愿意为我们开门。
我们和他提及孩子，他立刻说：“那是我侄子，别人管不着，你们想怎样？”
我们发现很难和他沟通，所以提议见见孩子。好心的蒋家伯母想领我们进里屋，可是蒋家伯父刻又叫骂起来，骂妻子混帐，甚至想动手打她。妻子很委屈，满脸通红地说：“打！打死我，连侄子一块打死得了。”
蒋家伯父再也不做声了。
进到里屋，我们被两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吓了一跳，他们也吓了一跳。蒋家兄弟两个本来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但是见到我们，立刻躲到床上，用被子盖住身体，眼里装满恐惧，身体不停地发抖。揭开被子，我们竟然发现两个人脚上的铁链。两个人被绑在一起，铁链很粗，乌黑油亮，仿佛古代重刑犯人用的，脚踝上绑着铁环，绑铁环的那段小腿又红又肿。我们刚轻轻触摸一下，他们就大叫出来。请注意，我们是碰的蒋平，但是蒋立也跟着叫，那是心理反映。看来铁链不仅绑住了他们的身体，还绑痛了他们幼小的心灵。
蒋伯母告诉我们，两个孩子被丈夫锁起来快一年了。
我们问她，你丈夫为什么要把两个孩子锁起来？蒋伯母说，因为两个孩子太贪玩。自从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两个孩子就没以前那么听话了。以前，两个孩子特别懂事，从来不跟村里的孩子上山下河，捉鱼摸虾，寻事闯祸，学习成绩也很好。但是，因为他们伯父身体不好，我的活计又多，到了我们手里孩子就像脱了缰的野马，管不了，天天到处跑。有一次在山上跌得头破血流，甚至学会了偷东西、说谎、抽烟等恶习。
蒋伯母说：“小孩子都这样，也就罢了。他们伯父却看不顺。”蒋家伯父怕两个孩子学坏，到时候没办法跟弟弟交代。有一回，两个孩子连续几天很晚才回家，后来才知道他们跟着村里的孩子跑到山上捕蛇去了，回来时一身的伤，急得蒋伯父快吐血。等伤刚刚好一点，两个小家伙又闹着要出去。蒋伯父不准。他们就瞒着大人，居然一气跑到邻居，跟几个小混混一起，流浪了五天。蒋伯父性子本来就急，这一下，差点将他的心脏病给急发了。他们喊了许多人，到处找，还用上了村里的广播，还报了警。学校老师也说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子。第五天，他们终于在县城一个街角落看到两个侄子正蜷缩在一起捡烟股屁抽。蒋伯父怒火中烧，冲上去，痛打了两个孩子一顿。回到家，他又不知道从那里找到一条铁镣，把两个孩子锁起来。
本来蒋家伯母以为丈夫把孩子锁两天，吓吓他们就会给他们松了。谁知道两个小家伙很犟，不跟蒋伯父和解，不破口大骂他是“法西斯”，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听到这个词语的。蒋伯父想：好啊，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棍了，不整治整治，将来如何做人，自己又如何向弟弟弟媳交差？于是铁镣一上，就不给他们解开。
开始几天里，蒋伯父把他们关在房间里，灯也不给他们开。两个孩子抱在屋子里哭，但就是不认错。
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孩子精神都有些恍惚了，蒋家伯父把他们放出来，天天让他们绑着铁镣上学。两个孩子一走进学校，整个学校都哗然，羞得他们想找个洞钻进去。老师说他们半天不敢进教室。令我们不解的是，学校老师和周围人法律意识都十分淡漠。他们认为“打骂孩子”是别人家里的私事，不能干预。我们为此专门去学校找到两个小孩的班主任，一个是小老头，一个是中年妇女，他们竟不约而同地说：“孩子太调皮，严厉一点也是对他们好。”
正因为没有社会的干预，蒋家伯父更加理直气壮。他并没有给孩子们松绑的意思。日子久了，两个孩子倒是老实多了，但是再也没有笑容，不再和同学说话。期中考试，两个孩子的成绩都上去了，这让蒋家伯父更坚定了捆绑他们的决心。于是就捆绑到现在。
后来，我们和村长与蒋家伯父交涉了半天，他始终不答应给孩子松绑。他气呼呼地嚷道：“孩子好不容易变得好一点了。如果松了绑，重新变坏，谁负责？”说得我们面面相觑。村长严厉地说：“你总不能把孩子当犯人啊！”
“这是你们想歪了。我给他们吃好穿好，天天耗着，陪他们。哪里有这样累人的犯人？”蒋伯父的话说得我们哭笑不得。
当村长强行要给孩子松绑时，蒋家伯父差点没和他动起手来。他推开村长的手，大声说：“松绑还能管的了他们？他们要是学坏，谁替我向弟弟交代？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孩子我是绑定了！而且现在他们也习惯了！”
我们甚至叫来了派出所民警。他们强行打开了铁镣。然而，我们离开后，两个小孩又被重新铐上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多左右，村长给我们电话说：两个孩子终于被松绑了。他的口气像是在说两个犯人被释放了一样。原来，村长听了我们的建议，把孩子的父亲叫了回来。孩子的父亲很生气，拿了把斧头，把连锁砸开了，还狠狠地责怪哥哥一番。
蒋家伯父恼羞成怒，当晚喝了农药寻死，但是被救了下来。躺在医院里，蒋伯父有气无力地对弟弟地说：“我好心成了驴干肺！死也罢，活也罢，你家的孩子我再也不管了！”
在这个例子中，不能不说蒋家伯父的确是很用力地照顾两个孩子的，蒋家伯父也一定爱侄子，但是太用力，又不知道力气往那里使，结果反而伤了孩子。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一则新闻报道就陈述东北有一老人，为了管教不听话的外孙，居然像关大猩猩一样把孩子锁在一个铁笼子里；安徽一姑姑为了让侄子认清自己的错误两天不给孩子饭吃。至于所谓的“吊半边猪”、“顶水”等极端性“体罚”更是比比皆是。
这些监护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对“双重身份”认识不清，而且对现代教育方式和儿童成长心理的认识也很无知。相对来说，这种“伯/叔侄抚养关系”还好处理一些。像蒋伯父这样的极端例子也不多见，更多的则是放任和“吃住在一起”而已。与其他监护人相比，有一个群体最为特殊，“双重身份”表现得也最为模糊，问题也最为严重。这类监护人就是农村留守老人，他们与留守儿童构成了隔代抚养。他们常常把抚养对象当成私人财产，不顾时代的变迁，生搬硬套地把养育孩子父辈的那一套陈旧经验重新用了起来，而且变本加厉，结果酿成一个又一个悲剧。
隔代抚养的悲剧
农民工涌入城市，留在农村的不只是孩子，还有老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工胸口装的是两块心病：一块心病是在泥土里哭泣的幼小的孩子，另一块心病是站在泥土里张望的长满皱纹的老人。
周国平在一篇散文里写道：“人无论在什么年纪上失去母亲，都成了孤儿。”
其实，很多情况下人们并没有了解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