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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精神世界的三位一体用到留守儿童的世界里时，被撕得支离破碎，伤痕累累。原因很简单，原因也深刻。父亲、母亲走了，不是离婚，不是死亡，就是走了。
当看到无数的农民工扛着大包小包，灰头土脸地忙碌于城市，进行生命的拓荒时，我们往往只是简单的给他们打上一个烙印：“农民工”！有多少人曾经想过他/她更是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
我们说农民工进城是时代的必须，是改革的必须。可是在农民工自己看来那似乎有些玄妙，有些冠冕。在他们心里最原始的、也是最热乎的一种解释其实就是：为了孩子！为了挣钱！为了生存！
这个解释浅显，却最深刻。
所谓深刻，是因为农民工涌入城市，是时代的大背景所决定的，对此我们可以做长篇大论，比如土地不够，比如新观念，比如追求富裕生活的必须，比如社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等等，问题的原因太多，太复杂形成一个有机体。而在这个有机体中农民工唯一明确的只是“为了孩子！”即便是挣钱，即便是生存，也是为了孩子！这是农民工最强的主音。也许，这多少显得有些浅薄，然而，这正是农民工的实在，是原因的深刻性。当所有一切纷繁复杂的因素向农民工席卷而来时，他们所能剩下的念头就是为了孩子，就像某人回答最想谁时脱口而出的总是最爱最想念的人的名字，说明这种念头有多么强烈和深刻！
在农村根深蒂固的思想里，儿孙满堂、香火兴旺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做人风风光光、光宗耀祖。什么叫风风光光和光宗耀祖？就是家里有钱，儿女们有权有势有出息。而这两个标准无疑都要靠孩子来承担。
久而久之，“孩子就是一切”的思想便由此形成。
所谓好的生活，所谓生命的意义，所谓的愿望就都和孩子紧密相联。
2005年12月，在郴州市宜章县南水镇调查中，我们就“农民工觉得什么最重要？”“为什么出去打工？”等问题做了调查问卷。问卷中我们听到农民工说的最多的是：“我这命就是给小的活的。”“孩子过得好比什么都好。”“我算是没出息了，就靠孩子挣口气。”“只要孩子健康，学习进步，我苦点累点无所谓。”“我下个年头的最大愿望是儿子考上重点中学。”“看看城里人的生活，我们活着有什么趣？就希望孩子不要像我们这样窝囊！”
而这些，有的是从60多岁的老人口里说出，他们所说的孩子是孙子，是孙女，是他们和自己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共同追逐这些梦，把最后的一点力气全部用上。
于是，孩子能够结婚生子，丰衣足食就够了；于是，孩子能够金榜题名，成家立业就够了。而据调查数据显示，现在农村男子结婚，从见面到聘礼，到房子、家电，再到最后的婚礼宴席平均花费也要在6万元左右，只是各个地区可能略有不同而已。江南江北，沿海内地差别会大些。而一个农村孩子从幼稚园开始，如果能够读完大学，所有花费不会低于15万元。另外的需求就是让孩子吃得好些、穿得好些，过得好些。
总之，孩子就是中心。孩子就是家里的王！
基于这种认识，出去，奔波，回家，再出去……这个循环也就成了千千万万农民工的主旋律。那么，在这个并不美妙的循环里，口口声声“为了孩子”的农民工真正为留守儿童想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显然，在父母为了孩子更好而出去打工的过程中，孩子却因为这个伤了，因为这个过程酝酿了种种情感的错位：“隔代抚养”使老一辈颐养天年的情感错了位，父亲或母亲外出使父子关系或母女关系因情感疏离而错了位，父亲母亲本身因为长期在外打工而使夫妻关系的情感错了位，老师与家长的关系错了位，留守儿童自身的情感与社会、学校、家庭等也错了位……这些错位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是不健全的，是残缺的。这种残缺让留守儿童自身、社会、学校、家庭等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长不大的孩子
当农民工为了孩子生活得更好些，而背井离乡，怀揣着热望离开农村，怀揣着不安走进城市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离去给孩子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给他们的精神世界带来怎样的残缺，而这种残缺又是怎样的伤害着孩子？一个悖论“因为真爱，反而伤害”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境状。
2006年1月，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我们正好在湖南湘西做调查。那段时间我们接触到一些不愿接受的事实和一种不愿接受的痛苦。
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故乡，美丽边城的摇篮，因为它，人们总会联想到清纯、婉约、漂亮的农村姑娘和淡淡的如水一样的愁绪，会想到凤凰古城的隽秀，会想到南长城的雄伟。湘西的确是块神秘的土地，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始风貌，包括原始吊角楼以及吊角楼里浓缩的农村；也可以在那里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原始的生命情感，这也正是湘西为什么会出了那么多文人墨客的原因，会出沈从文、黄永玉等大家的原因。然而，当原始的情感和原始的残缺在那里碰撞时，我们心头，原始的阵痛便不由分说地碾碎了原始的美丽。
我们在湘西永顺县塔卧镇遇到了“长不大的孩子”刘成，刹那间，一根绣花针刺进了我的指尖。我们突然感到：湘西秀美的山水不仅给了我们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也给了我们疼痛与枯涩，被疼痛与枯涩灌醉了的我们完全顾不得去体味山水的秀美。因为欣赏美必定要在闲情怡致的时候，欣赏美必定要在心情舒畅的时候。
但我们既难保闲情，又无法舒畅。我们感到了压抑，像石头一样堵在胸口。
沿着蜿蜒的小路，在山林里穿行，我们没有见到一辆机动车，现代的交通工具与这里绝缘。在行将进村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条古老的河流出现，河流里竖着一架陈旧破烂的水车。许多孩子在那里玩耍，一些小姑娘在水边浣洗衣服，不是翠翠的年龄，是比翠翠还小的多的姑娘。有的小姑娘身后还背着更加幼小的婴儿――不知道那是她们的弟妹还是她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或许都听过翠翠的故事，或许压根儿不知道沈从文以及他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包括怀着愁怅一天又一天等在渡口的翠翠。不管怎样，翠翠的时代终究过去了，那种过去不是简单的事异时移，而是那种情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走进竹林深处的村落。在村口湿湿的空气里，翠竹丛旁坐着一个身穿当地陈旧服饰的老太太，她正在捻线。我们向她打听村里是不是有个“长不大的孩子”，快四岁了，还不能走路，不会说话，整天要妈妈抱着的孩子。老太太显然听不懂我们的话。陪同前去的乡干部便充当了翻译。
听完乡干部的翻译，老人定定地看着我们，显得很诧异，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从长沙来。她不为所动地说：“从省城来，是大官吗？”仍旧捻她的线。我们说：“不是。”她说：“那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你和哪个孩子是亲戚？”我们说：“也不是。”她说：“那你怎么知道他的？”我们说：“我是从下面的村子上来的，那里的人告诉我们这里有个长不大的孩子。”老人说：“你们这些人就喜欢看人的笑话。”我们说：“怎么讲？”老人说：“那孩子挺可怜的，村里的不懂事的孩子经常笑话他，连懂事的大人也嘲笑，真是吃饱了没事情干，戳人伤疤。”我们说：“我们就是想见见他，我们不会嘲笑他。这是我们的工作。”老人说：“这叫什么工作？”我们说：“做调查。”老人说：“这个也要调查？”我们说：“想帮助他们。”
一旁的乡干部不停地既做翻译，又做解释。意思是说，我们虽然不是“大官”，但会把情况反映给“大官”，最终把问题解决好。
老人叹了一口气，半信半疑地看我们半天，最后还是把我们带向了那个孩子家。老人小声告诉我们：“一般人都进不了他家，孩子怕生，孩子妈就不让人进。”
“好啦，你们去吧。”老人把我们放到路口，回头走了。当我们回头看她时，她也回头看了我们一眼，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
于是，我们沿着泥泞的小路，往那个孩子家走。刚到屋前，一条大黄狗就冲了出来，吓得我们浑身发抖。我们想到那位老人说的话，或许这就是这家人拒绝陌生人来访的理由。我们静静地呼了一口气，还是礼貌地叫了声门。
刘成的母亲阮香听到叫声，立刻从屋里出来，腰上围着做饭的围裙，一只手里拿着一把青菜：“谁呀？”
“是省城来的同志。”乡干部替我们作了问答。
阮香出门来，看到我们，显得很惊讶。我们向她说明了来意，可是像那位老人说的一样，她拒绝让我们进她家。最后，乡干部不得不找来村长，在村长的陪同下，我们才见到那个孩子。
见到刘成后，阮香不再搭理我们，一个人去灶屋做饭。昏暗的房间里，刘成独自坐在一张椅子里，从体形上可以看出，刘成应该有一定年龄了。地上，一只猫正在用小爪子玩一团线球，线被扯地满地都是。刘成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只猫，傻笑，但是眼睛里没有光亮，嘴角挂着长长的口水。
看见我们的瞬间，那只猫被吓跑了，刘成也立刻收敛了所有笑容，变得有些胆怯，眼神开始闪烁，手不停地在椅子边乱摸。
突然，孩子大叫起来，叫声很响，很刺耳，仿佛受了什么惊吓。阮香连忙从灶屋跑进来，本来我们以为她要责备我们，我们还在想怎么解释，可是只见她跑动中解开围裙，冲到孩子身边，伸出沾满油腻的手，一把把孩子抱起来，吃力地往外走。那个场面让我们很吃惊，就像看到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趴到母亲怀里吃奶，感觉不自在一样。
很快，阮香抱着儿子回到屋里，嘴里不停地乱骂。原来，孩子是想小便，结果，还是没赶上，尿到裤子里。而地上猫弄乱的线缠住了她的双脚，她更加生气。
但是，阮香对我们好像没有原来那样反感了，她告诉我们，孩子紧张的时候就要小便，想小便孩子就会大叫，如果不过问他，他就会尿进裤子里。她说，孩子不会走，也不会说话。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也不能吃硬的东西，米饭、馒头都不能吃，吃了就吐，只能喝粥。而且体质非常虚弱，天气稍微有变化，他就出现身体不适应，经常要输液。
我们问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孩子是不是得了什么疑难病？
阮香告诉我们，开始她也是这样认为的，就带孩子去看医生。可是医生说，孩子没什么明显生理问题，可能是发育期不正常，智力有点下降。
到底发育期怎么不正常呢？阮香告诉我们，自己怀着孩子的时候丈夫已经在外面打工，等孩子刚出生，还没断奶，阮香自己也出去了，把孩子扔给奶奶照顾。
第一年回家，看见孩子，孩子不会叫妈妈，也不会行走，她还很纳闷，但是没有多想，觉得孩子可能是成长慢了点，于是，阮香和丈夫两个人又出去了。等到第二次回家，阮香感觉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