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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纱硕础！ �
除此之外，蔡元培、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文化名人，都曾在这条胡同里居住过。沈从文先生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零年一直居住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的历史博物馆宿舍中。从红星胡同到东堂子胡同咫尺之地，竟然散落着如此密集的文化记忆，这是北京历史的一个缩影。但是现在，所有的文化地标都在铲除之列。这几条毗邻王府井的胡同，自然死有余辜。只有蔡元培故居，在各方压力之下，政府才停止拆除行动，并予以修复。
在堆土机的围剿之下，胡同轻易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肇始于五十年代的灭绝行动，使这些密如织网的胡同彼此失去联系，一个有机的生理系统遭到破坏之后，个体部位的成活就变得极其艰难。步步为营的高楼大厦使得幸存的胡同日益孤立，仅仅因为后者存在，它们便宣布后者有罪。
我们以为破坏古都这类愚蠢的行径已经绝迹。它们已经臭名昭著，但是只需换一个名目（比如把“破四旧”换成“商务区开发”），它们便可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北京城以足够的耐性等待着这场凌迟的结束，在最后一块血肉被割尽以前，那把刀将始终忠实于它的使命。刀的光荣来自肌肉的呻吟，老北京没有很快死去，这决定着刀仍有大把的机会炫耀它的威力。它因此而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它将在骄傲中为新城市的诞生加冕。
六
一个老太太坐在新街口头条的胡同里，她面部的皱褶里布满眼泪。她是李捷的邻居。在拆迁人员的威吓和哄骗之下，她签了拆迁协议，在她准备进入新房子的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自己要补交三十万元，原来她的那几间老屋在经过数位拆迁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落在纸面上的有效数字只剩下区区十平米。这意味着她将永远离开自己居住了大半生的胡同，而她最终将在哪里落脚，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对老房子的拆途通常是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对居住者进行的一次巧妙的置换。胡同里的老住户们或许不会想到，他们脚下的土地也同样嫌贫爱富，它们与开发商一拍即合，而对占据的黄金地段的平民们则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的驾势。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遭到欺骗，而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许诺成为谎言，居住者遭到背叛。他们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他们得到的只有泪水。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这样的结局面前都将受到置疑，它们在拆除老房子的同时也拆除了人们对于和谐与善良的期许。
新街口二条八号是一座有着精美砖碉的完整四合院。几个月后，它和它的伙伴们一起消失于建筑工地的围墙中。作案现场已经打扫完毕，并且传递着有关未来世界的传闻。在大历史的背后，小人物的命运向来无足轻重。换句话说，英雄的事业从来都需要小人物来充当炮灰。现在，新世纪的阳光照耀着金光大道，新大厦的三维图巍然耸立，像真理一样，有着无须辩驳的气势。偶尔经过的人不会对这里的过往时光有任何想象，而真正离不开这里的人，只能在几十华里以外，重温他们的梦境。
七
财产与家族的荣誉可以遗传，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物都无法从前代人那里继承，比如知识和记忆。这为我们设定了一种宿命——后人必将重复前人的错误，即使前人已经预告那即将到来的悲剧，后人依旧无法逃避。
北京城仿佛一个巨大的谶言，它为所有的错误编定了程序，并让那些自命不凡的人铩羽而归。它是一座停留在时间里的城，并因此成为所有以时间代言人身份自居的人们企图改变的城。出于对历史的无知，那些篡改者对它缺乏起码的敬畏。他们扇动着骄傲的翅膀，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能够左右这座城市的去向。他们希望通过剿灭历史的方法来凸显自己的功德，但被他们毁掉的历史中，恰恰早就书写了对这种愚蠢方法的嘲笑。他们匆匆忙忙地营造着自己基业，有趣的是，眼前的所有伟业都将无一遗漏地成为日后的罪证。历史之城在现代人的万丈豪情面前显然不堪一击，作为古城的重要器官，城墙、牌楼、寺庙、宅院被以凌迟的方式逐一消灭——个别用于展览的标本除外，但难以想象的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殉难的城市，它不断通过记忆的方式复活，并通过展现它昔日的精美华璨，让那些历史杀手们无地自容。
二OO五年三月写，四月九日完成
上海：欲望的旗帜
一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倒底有几个上海。每翻开一本书，我们面前就会闪出一个上海，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们正在用不同的口径述说着各自的上海，显然，她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为此她们难免抖一点上海小女子的机灵拌几句嘴。杜月笙和王洪文的上海截然不同，孙道临和周润发的上海截然不同，甚至于同一屋檐下的上海人对上海的记忆都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一种流质，它没有固定的造型，它的造型取决于你的欲望，也就是说，当你需要一种形式的上海时，上海便刚好与你的欲望吻合。
二
我跟随马可走在浓荫蔽日的山阴路上。那是很多年前，马可在领事馆工作，这位能读中国古书的德国人个子高高大大，走起路来大步流星。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上海的石库门弄堂，向导居然是一位外国人。那时他已在上海生活很多年，对上海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在祥德路刚刚租下一栋老房子，邀请我过往上海时住在他家，可惜我每次的上海之行都是行色匆匆。
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上海的石库门弄堂，我没带照相机，但那天傍晚有着很好的光。那种光很容易令我沉溺，沉溺于某种安详的想象中。弄堂门上巴洛克风格的浮雕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最引人注目，卷曲的叶蔓正向石头深处生长，每一条筋脉都被倾斜的阳光突出出来，炫耀着它们的活力。在那些石刻的外面，真实的植物顺着石墙攀缓而上，不知疲倦。石头内部与外部的植物形成某种镜像关系，它们互为对方的影子，但它们没有对话的可能，它们十分相似却不属于同一体系，所以植物的问询无法得到浮雕的回答。
石库门建筑实际上是联排房屋，有两层楼的，有三层楼的，有点像现在所谓的联排别墅，以纵向为单位，每个家庭各自为政，每家都有自己的楼梯、厨房、卫生间，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各家房前还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外面则是一排石库门。石库门多为欧式，如同北京四合院门头的砖雕，石库门门头装饰十分重要，像穿在外面的服装，代表主人的品质和地位。石库门建筑把长长的欧式房子等分成若干个单位，每个单位里安顿着一个家庭。“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而且，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王安忆：《长恨歌》，第四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作为棚户区和高级别墅的中间物，石库门建筑维护的是一种小资生活，优雅安闲，幸福得近乎萎靡。上海人连做梦都是欧式的，所以石库门建筑刚好可以成为他们梦的仓库。它像一道坚硬的外壳，把梦围拢起来。但那小小的庭院都是中国式的，种花莳草、品茶打牌，都是江南人的情趣。所以上海不是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的翻版，是建立在江南文化上的一座欧洲城市，是一座同时热爱西装和旗袍的城市。
在十九世纪中叶，为躲避太平天国之乱，许多华商涌入租界，租界内便建造许多木构的联排房屋卖给他们，这是石库门建筑的雏形。一八七零年以后，这种房屋因经常失火，而被租界当局取缔。一种新型的砖土结构的石库门建筑才应运而生。为了节约用地，容易构造，总体仍以联排组合，单体平面取自江南传统民居的合院布置。据说上海最早的石库门建筑位于北京东路的兴仁里，建于一八七二年，在城市改造中早已被拆除。南市小东门附近的郭仁里、棉阳里，河南中路的吉祥里（一九零四年）、淮海东路上的宝康里（一九零四年）、浙江中路厦门路转角处的洪德里（一九零一年）、祥康里（一九零八年）及衍庆里、明月里、春平坊、同益里等等，都是早期石库门的代表。（据张锡昌：《说弄》，第十一、十三、三十页，山东画报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
但后来的石库门已不再是富商们的避难之所，他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深宅大院，而石库门建筑，则安顿着小资产阶级的黄金岁月。上海有多少幢石库门建筑，就有多少怀揣粉色欲望的小资产阶级栖身其中。所以，上海的小资，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群体。上海各种建筑的数量，告诉我们这座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比例分配。小资在其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只要清点一下密密麻麻的石库门就可以清楚。王安忆说“石窟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的一种”（《长恨歌》，第四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就是说它们人多势众。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不同人群在不同建筑中的分配规律被打乱了，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石库门建筑又被大面积拆除，这使我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失去了最直观的依据。
上海的历史是由大资产阶级和赤贫阶级书写的，但它却是小资的乐园。大资本家们通过他们的资本冒险，在平地上建起了一座迷宫般的城市；而这座物质主义的城市却成为培育革命的温床——从小刀会到革命党，都从这座城市发迹。这两个处于两极的社会集团使上海成为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纸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你死我活是这座城市开埠伊始就明确的规则。但是，处于两极阵容中间的小布尔乔亚们，却赋予生活一种超强的稳定性。上海不动声色地消解了革命的激情。他们安闲、从容、温文尔雅，对那些隐形的绞刑架和断头台视而不见，即使这座城市已经危机四伏，他们仍然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上海不相信口号，而只相信闲言。一九三五年，穆木天在上海的著名画报《良友》上撰文说：“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如果您能够懂他们的哝啊哝的话语的话，就可以好多好多的珍闻轶事。就是不懂那些话语，您也可以把那当为一幕一幕的哑剧去观赏。在那种哑剧中，又以看东家的男仆同西家用主妇是身份平等，您也看出来一切的表情上的生动真实。”（穆木天：《弄堂》，原载《良友》，一九三五年十月号）也许是城市的残酷使他们对营造自己的香巢或曰醉乡更加痴迷。阳台、客厅、公寓电梯、浴室、舞场、有弧形雨篷的露天咖啡馆、寂寞的街、笑靥和玉臂、俗艳四溢的靡靡之音，一种属于上海的岁月，在任何时候永不变形。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端年代，上海仍然是富足和时髦的象征。中庸、物欲和颓废，是他们对付时代巨变的超级秘笈。他们具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动荡中求平衡的天生本领。当大历史尘埃落定，最终浮现出来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