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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北京坐车，常会看到有些车站是以胡同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辟才胡同、灵境胡同，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但是这些胡同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它们仅以汉字的方式存在于站牌上，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词混迹于辞典里。与这些名字相对应的是一条条熙熙攘攘的大街，各种店铺罗列在街边。马路很宽，中间有铁栅栏相隔，街两边的住户隔路相望，老死不相往来。
二
在北京，在许多古老的事物消失之后，有些名词幸存下来，企图以隐晦的方式保持着与过去的勾结。比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用牌楼的数量命名，它们的全称应当分别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这些地名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曾经把守在十字路口的牌楼，分别是一个和四个。牌楼隐退之后，这些地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上不下。北京地名的一大特点是具象化，具有某种最简洁有效的描述能力，因而，名称与实体之间绝对是一一对应的，但年深日久，它们势必与它们的本意脱节，它内在的汁液将被抽干，最后变成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所以，把一个地方称为A，或者称为B，已经没有区别。
消失的胡同就是明证。在过去，胡同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形态，它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所谓硬件，是指那些很硬的物件，比如胡同里的砖墙，和等次鲜明的门，它的宽窄、布局，都受到礼制思想和风水观念的管辖，尺度与走向不是凭空而来；而所谓软件，则是指在胡同内形成的人伦关系。胡同是大小四合院之间的夹道，它的窄度决定了不同家族之间的人们必然在这里相遇，而它迷宫般的走向，又将所有的四合院连接成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现在，胡同连同它所赞赏的生活一同消失了，这令幸存的名字显得孤孤单单、孤苦零丁，孤立无援。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它们无所适从。我们将循着一条“胡同”的名牌寻找到一座商务中心，这显然是可笑的。但这不是它们的过错。这些名字已被驱赶出原有的生活现场，它们只能在现代的街区里苟且偷安。
如同大地上缤纷的春色已经退化成诗歌中的记忆，胡同节节败退，最后退缩成站牌上几个不起眼的文字。从地图上检索到它们或许并不困难，但这里只有辞条没有注释，或者说只有标题而没有下文，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在灯红酒绿之中，它们显得来路不明，形迹可疑，像混在北京的民工，但它们是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事物。自从这里在八百年前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胡同就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它曾经善良地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并为他们准备了房子、树阴和茶水。
古老的胡同如今寄居在几个肢体僵硬的汉字里。如果站牌年久失修，那几个汉字可能碰巧会脱落，但我们毫不在意，因为那里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地。
三
但更多的名字随同它们所代表的胡同一起消失于时间中。它们被迅速遗忘。它们似乎已经成为停滞、老旧、落后的代名词，因而许多词汇拒绝与它们合作。它们更多地出现于城市规划的官方文件中，出台那些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消灭这些名字，并以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取代它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都是他们的纪念碑。这座宁静幽深的城市已经变得吵闹不堪，声音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鸟却从此失语，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人仍然执迷于那些消失的名字，像Kim和我。我们跟在那些名字的屁股后面寻找通往古代的道路，但在当下，这注定是一项荒唐的事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些胡同就已经成批地死去——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已经受到现实的否定——我们不可能目睹已经消失的事物。Kim曾经搜寻到一册《实用北京街巷地图》，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定价只有两块二，作者竟然是我的朋友王彬。在那本地图册上，还有许多胡同的残余势力，纠集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页页胡同的家谱，纵横错落，关系复杂，像一片丛林，是许多生命的寄生之地。有许多张面孔在那些名字的后面晃动，有一千部电影同时在这座城市里上演，胡同本身便酝酿故事，不像商品房，无论盖得多高，都像停尸房一样冷漠寂静。
仿佛片尾的字幕，图册里那些胡同的名字，表示着已经流逝的人和事。几十年之后，这座城市里的胡同所剩无几，甚至这座城市里都古老的胡同之一——元代就有的砖塔胡同，也被列入拆除计划。我听Kim在冰冷的空气里发出的一声叹息，之后，我们决定离开这座城市。除了整日被形迹可疑的野导游们兜售的几处旅游景点，这座古城，几乎已经一无所有。
四
我问了许多人，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能拆的基本已经拆完了，北京已经没有什么可拆的了。我相信这是无须置疑的标准答案，也是对这座古老城市的最佳总结。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们的计划。那天，无所事事的我们沿着西海漫步，然后一头扎进新街口外的胡同里。这时，一片支离破碎的胡同出现了。残缺不全的墙壁使迷宫得到了解构，我们可以从这条路望到另一条路，或者无须遵循道路的安排而随时出现在任何一个院落里。新街口七条，边上有一些彼此孤立的院门和房子，它们曾经是一个整体，有着神秘的呼应性——大门的规格关系到二门的形制，而檐廊的宽度则可能决定着砖雕的式样，那些互不勾连的构件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中竟然变得密不可分，它们以隐蔽的方式结成同盟。它们的组合顺序使得一个人进入院落成为一种仪式，但这种空间美感已经荡然无存。那些彼此沟通的建筑细节，在事变中也划清了界限，它们之间是一片凌乱的废墟，只有深知老房子底细的人，才能看出它们最初的联系。在一片狼籍之上，有一座残存的正房（我相信它是一个大宅院中的正房）向我们发出邀请，但是一圈简易的铁板包围着它，使我们的视线无法看到它的全部。即使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屋顶已被拆除，但里面露出的通红的漆柱依然透露出它不凡的血统，仿佛一个贵族，即使身世破落，也令我们肃然起敬。
李捷已经成为这个院子里最后一位居民。她还将在这里孤身住下去。她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一座王府。一年以前，三进的大院子还保存完好。她站在院子里（如果还能叫院子的话），指点着那个虚拟中的王府——它的一部分已经压在新楼盘的地基下面，另一部分则几乎已经变成一片垃圾。只有两棵百年的核桃树，目前还以一种宁死不屈的造型，屹立于一片瓦砾之中。不久以后，最后一栋老屋将荡然无存，售楼处的沙盘已经暗示了它的去向。现在李捷试图寻求资金对它进行修缮，把这里变成一个小型会馆。但是，整体结构已经面目全非的院落，使她的愿望显得有些尴尬。
抵抗不仅无效，而且显得滑稽，这是抵抗者的宿命。呼啸而来的起重机将铲除所有的幻想，同时让藕断丝连的记忆在垃圾堆里苟延残喘。破坏者义正辞严，他们有一万条理由消灭这些古老的事物，为此他们使用了所有的伎俩，包括对原住民进行恐吓和欺骗。他们的恶行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凶恶，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信以为真。
五
李捷的房子诱导我们走进这片胡同。从新街口头条到新街口七条，我们逐一查询每一条胡同的来历和去向。旧城西北部的这片旧巷，自城墙消失之后，就失去了屏障，马路和立交桥长驱直入，汽车更是得寸进尺，用尖利的喇叭对胡同进行咒骂。梁思成想象中的那条新城与老城之间的界限已不可能存在，那些幽深的胡同，即将消失在写字楼的腹部，光滑的磁砖将出现在原先砖雕或者门墩的位置上，玻璃房子成为胡同华丽的坟墓。人们的“交往方式是互换名片，礼貌地招呼……过去那种抬脚串门、炒菜时缺盐少醋都可以跟邻居要的快乐日子一去不返了”（杜丽：《我拿什么留住你》，见《书城》，二OO四年十二月号）到处都写着“拆”字，最后的防线已经崩溃，老城区正在全面退缩，走投无路的胡同开始奔向喷泉四溅的广场，胡同的名字将永远消失，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恋旧者在幽黯的记忆里相遇时使用的暗语。
我们留在了北京，没有马上按照计划去往别的城市。我们每天寻找着新的工地，那些君临一切的塔吊将为我们指路，在它们的指引下，我们很容易发现遍体鳞伤的胡同，在步步紧逼的高楼大厦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甚至在城市中心区，比如西长安街北侧的钟声胡同、崇善里、力学胡同，阜成门内大街南侧的丰盛胡同、丁章胡同、大麻线胡同，“拆”字依旧不可一世，所向披靡。一条金融街将取代丰盛胡同，陈志华教授曾请求拆迁者按照国际惯例将四合院的构件编号保存，以便今后易地重建，在开发公司老总们漠然的表情面前，受伤的必将是他的奢望。
杜丽要我去红星胡同，在东单北大街的东面，已经处于闹市的围困之中，北面新开了一条大街，取了一个恶俗无比的名字——金宝街。杜丽写道：“这条胡同原来叫‘无量大人胡同’，我不知道从前曾住过哪位‘大人’，只知道抗战前梅兰芳曾在这里住过，并在这里接待过‘一万多位’中外友人，从老照片上看，那院子亭台轩榭，气象森然。我住进来时这条胡同早已更名为‘红星胡同’，虽然是旧梦不再，但仍是那么富有烟火气：胡同西头正对着金鱼胡同口的王府饭店，把角处则是‘米市商场’，东头是‘乃仙菜馆’，远近闻名。胡同里有三分之一是露天菜市场，附近的人都来这里买菜，我不仅熟悉每一位卖菜的人，甚至认识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更在和其他买菜顾客的攀谈中学会了不少道菜式……解放初曾住过不少出版社的专家名人，他们在这里研读红楼，注释鲁迅，辑旧推新，颇有过激扬文字的一段好时候，小满家就是当年纳逊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地方。曾听人叹说当年，茶初酒半，灯尽香温，这个院子里很有一番风雅的光景……但这两年来，这条昔日风光热闹的胡同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不像样子了，这次的告示一出，更是宣布了它的即将消失。我的朋友小满，这个从来不会伤感的人见了我竟也有些伤感起来。”（出处同上）
与红星胡同与它南侧的东堂子胡同，早在一九九八年就被北京市政府列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据二零零五年十月九日《北京晚报》）那里曾经是清末专司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所在地，原为清朝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一八六一年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在晚清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专有名词之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总理衙门的东半部是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西半部则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一九零一年，清政府被迫推行宪政改革，将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东堂子胡同南侧外交部街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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