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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地盯着忙碌的蚁群，我的鬼点子就爆米花似的争着抢着往外跳。我先是折一截干枯的柳枝，把长长的蚁群割了一段又一段。可不一会功夫，它们又连成了一条粗黑的线。心想：咳，这样不行，那就干脆吐口唾液淹它们。我在黑压压的蚁群上狠狠的吐了口唾沫。十多只无助的蚂蚁在雪白的唾液里拼命挣扎。满足了幸灾乐祸的心理后，我搔了搔头皮，开心地笑了。突然，从背后伸过来一双大手，猛把我双眼蒙住。我眼前一片漆黑。我说，松开手吧，叔叔，我知道是你。我欲扳掉他铁钳般的大手，却怎么也扳不动。
叔叔已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就住在西隔壁。按理早该结婚了，跟他年龄不相上下的人的孩子已经满庄跑了。独他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其实心里面想老婆都快想疯了。他老爬墙虎似的缠着我爷，让爷爷给他找老婆。我爷爷就说：你啥时学会过日子了，就啥时给你找媳妇。这不，家徒四壁一穷二白，桌面上常杯盘狼籍。吃过饭后，碗筷刷也不刷就扔到锅里，锅盖掀到一边，养肥了一群苍蝇和蚂蚁。看上去脏兮兮的。平时，要是二叔在家，他准乖乖的，让他上东他不敢上西，让他打狗他不敢撵鸡。要不，二叔就把他吊在树上狠狠揍一顿。眼下，二叔已带着二婶子（其实说得简单点，这是他白捡来的老婆，不过在现在看来，他们理应属于自由恋爱，但在当时的农村，这是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事）私奔了。前几天，二婶子的娘家纠集了鬼头鬼脑的一群人，把叔叔家的锅碗瓢盆砸了个精光，就连那两扇木制的大门也给拆了。那伙人觉得这样好像还不过瘾不解愤，连大爷（二叔的亲哥哥）家也被他们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那两扇木门的下场就是：在家门口的池塘里漂了两天。大爷的大女儿，也就是萍姐，为此大病一场。
现在好了，三老爷沿着村后的小路七拐八拐拐到他女儿家去了。三奶奶过早去世，二叔二婶子再一走，家里空得像一口锅。叔叔在院子里翻跟头撂螃蟹都绰绰有余。不过，叔叔实在聪明，他看啥学啥，学啥会啥，一句话：无师自通。他用自行车链制了把打火枪，直把我羡慕得要死。他随手扯几片废纸就能糊一面怪模怪样的风筝，但飞得就是高。此外，他还选了截“Y”形的树杈，买上几根皮筋， 再拴块牛皮，就制成了一把弹弓，天天跑去打鸟。就为这，我像是他的影子，一天到晚跟着他东游西荡，常滚打的像块泥巴。
叔叔说，李渔，走，咱们出去玩。随后，不容我分说，拉着我就往外走。我们穿过一片辽阔的庄稼地，我们像坐滑梯似的从沟顶滑到沟底。这是一条枯水沟，到处野草丛生。一些草已给阳光暖得金黄。我们面对面坐下。他说要讲故事给我听。我说好啊。然后他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突然来个急刹车，哑了似的一声不吭。我迫不及待地问，老和尚说了些什么？他说，老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说得慢条斯理，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停了。我心急火燎地问，又怎么啦？他接下来还是说，老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我听的不耐烦了，见他在兜圈子。于是就说，别讲了，别讲了，这是骗人的。他又说要讲第二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个猎人，扛了把没有子弹的枪去打兔子。没听到枪响，连打死八个兔子。然后，他偷了个没底的锅，搭在一堆火上，把兔子放进去煮了吃。结果被一个瞎子看见了，瞎子把这事告诉了聋子，聋子忙让瘸子跑去报警，警察骑了辆没有轱辘的摩托车去抓猎人……
我问，结果呢？结果？他想了想，谁知道呢？叔叔每讲一个故事都会说从前怎样怎样，然后怎样怎样，接下来却不知道结果怎样怎样。结果反成了没头的苍蝇，横冲直撞。而且，他的故事不知是自己胡编乱造的，还是从哪儿听来的，全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谁也摸不着头脑，独他嚼麦芽糖似的，越嚼越香。头顶传来大雁凄切的哀鸣。我忙抬头张望。这支训练有素的雁队忽而扯成长长的“一”字排云而飞，忽而又拉成宽敞的“人”字上下起落。
第二天一大早，我背上妈妈拖到深夜才缝好的书包去学校报到。走出家门时，天阴沉沉的。校园里杂草丛生冷冷清清，到处是残破陈旧的迹像。这校园对我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在幼儿园（其实是这学校的一个幼儿班）呆了一年。在那一年里老师也没教我们几个字，纯粹是放羊式管理。两个女老师轮流坐在前面织线衣，她们穿针引线的手指在我们面前灵巧地晃动了大半年。闲暇时才看着我们做老鹰捉小鸡和丢手绢等游戏。校园里拢共有两排整齐的瓦房。前面一排是看上去很新的红砖瓦房，被一条走廊一分为二。西边是校长家、
体育器材室、图书室和办公室，东边依次是四五年级。后面一排是灰不溜秋的青砖瓦房，幼儿班就在这排房子的最西边。向东依次是一二三年级。各年级仅一个班。由此可知，李庄村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生产队。校园占地二十余亩，青砖瓦房后面是一片几位老师合伙管理的菜园，里面还稀稀落落地栽了几棵苹果树。菜园中央是巴掌大的一口池塘，听说里面养了好些鱼。另外有处挺重要的位置我差点给忘了。我们的学校大门是面朝南的，在校大门东侧坐落着一间小瓦房，里面药味弥漫。它的主人是位满头华发的老头儿，整天笑盈盈一张脸，四年级的班主任，就是在三年后常喊我软皮蛋，还笑我给舅舅写信时把称呼写成“舅舅同志”的那个挺可爱的老头儿。他负责看校，也可能是因为离家太远来去不方便吧。
这时，有些家长已领着他们的孩子来学校报到了。他们围着办公桌交头接耳有说有笑。看着别人的孩子都有家长陪着，脸上漾着幸福的颜色，心里酸溜溜的。终于盼到一个机会，我泥鳅似的身体从一处偶然闪开的空隙里钻了进去。右手抓着书包，眼睛紧盯着面前这位女老师看上去很和蔼的脸。其实我是认识她的。她姓曹，住在我家后面。按村里的辈分我该喊她大娘，若按我母亲那边（我母亲跟她是同村，我母亲就是她介绍过来的，扯起来还沾了点亲戚的边，母亲喊她姑姑，我模模糊糊记得每逢年关母亲都要给她送节礼。现在，我们两家的关系突然淡化了，谁也不理谁。后来才知道她来我家借犁，爷爷说这犁是我们跟二老爷两家合伙买的，他自己不能做主惟恐两家伤了和气。顺便提一下，爷爷跟二老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样算来，我得喊她什么姑奶奶还是什么姑外婆，我是搞不清了。平时很少去她那儿玩，这些自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了。后来，我还听说她小学还没毕业就来教我们，从课堂上她经常念错字这一点就可见一斑。
我说，老师，我想报个名。我欲把身子再向前凑凑，发觉怎么也动弹不了。周围的人把我挤的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很显然，那语气不冷不热。我说我叫李渔。她说，我知道你叫李渔，我在问你大名叫什么？她的语气急速降温。我心想，她这是怎么啦？怎么说变就变？我又没招惹她？可我的大名叫什么来着，叫李、李什么？糟糕，我想不起来了，临来时爸爸啥也没交代，平时也没提过。她又问道，你的户口本呢？干嘛不让你爸爸带你来？我咬紧了嘴唇默不做声。她厉声道，你哑巴了？然后把手一挥，不耐烦地喝道，先站到后面去，别耽误人家。
我噙着满眼委屈的泪水，乖乖地退了出去。泪痕被风干后，我开始打量这间明亮的办公室。虽说不上很大，但对这样一所小学校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所有的老师都在办公，屋子中央摆了架绿色的乒乓球台，木制的，比我们班级门前的水泥球台宽多了。
不知站了多久，腿也麻了，脖子也酸了。就在我没注意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我面前蹲了下来。那人问道，喂，小朋友，你是来报到的吗？那声音瓷一样脆，风一样软，蜜一样甜。我顺从地点了点头。她又问道，你还没报名吧？我照旧点了点头。她把我领到她的办公桌前（她的办公桌就在曹老师对面）。我感到她的手很温暖，就像我母亲的手。我想，她的年龄应该跟我母亲差不多。她也和母亲一样漂亮，看上去和蔼可亲。后来我才知道她姓胡，教我们数学。她还有一个女儿叫宋晶晶，在五年级读书。她的儿子叫宋棵，小我一岁，和我同班。她丈夫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一家人就住在校园内。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还是告诉她我叫李渔，八岁，姓李。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她微笑着说，那你就叫李渔，好不好？我欣然应允，并把那皱巴巴的五块钱学费交给了她。然后心想：她的笑容真美！
她帮我领了一摞课本。在我临走时还帮我整了整衣衫。走出办公室，雨开始一滴两滴在下。学校离家很近，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也可以这么说，算得上有三条路可走。东西面的是两条平坦的大道，可我偏偏就喜欢抄近路回家：穿过学校后面的那片庄稼地。学校西面是一个露天的小型水泥厂，四周也没有院墙。那些人的日子倒也过得很清闲。那一排灰不溜秋的青砖瓦房早已千疮百孔破旧不堪，刺一样摆在那儿，很扎眼。
我回到家时还早。桌上老掉牙的闹钟还在滴滴嗒嗒地响着，好像一个没了牙的老人，用牙龈不停地咀嚼些生硬的食物，却怎么也嚼不碎。我想起我的奶奶，她吃东西时也很吃力。姑姑送给她的糖果她总留给我们吃，当然更多的时候是留给我吃。我的四岁的妹妹却不解馋，常老鼠似的在背地里偷奶奶的糖果吃。
叔叔趁我爸妈不在家又来找我了。他把我拉到门西侧的死胡同里，模样鬼鬼祟祟。这时，雨像个根本就没眼泪的小女孩，为了骗取别人手中的糖果，而故意眨巴着水莹莹的一双大眼睛，一不留神就挤落了一滴两滴眼泪。叔叔不动声色地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我艳羡已久的手枪，然后毫不吝啬地塞到我手里。我有些忘乎所以，手指在枪身上反复摩挲着。叔叔诡秘地说，没纸花就不能打响，你想不想买几张纸花？我乖乖地点头。他又说，那你得给我钱，我帮你买。我说，可我没有钱啊。他佯装生气的样子说，没钱就偷啊，笨蛋。我说，可我不敢
啊。他说，趁你爸妈不在，偷一些他们也不会发现的，怕什么。我心想，说起来倒很容易，可万一被我老爸抓到了，他不打死我才怪呢。他见我犹豫不决，终于甩出他最后的一招杀手锏，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你就得把枪还给我。这下我傻眼了：我怎么也舍不得这把枪，目前这可是我唯一的玩具啊。要知道，玩具对一个孩子的诱惑决不亚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对于一块面包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