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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生活得更好，单是这一点，也说明她们在社会上所受的压力减轻了。
这本书的写作始于2000年6月，两年间（至2002年11月）单身者的生活现状有了飞跃的进步，在我们这部书的前面几章已经有详细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调查中我们也听到一些单身者抱怨生活压力，但他们遇到的最大压力来自于内心的寂寞，而不是社会歧视。虽然，这并不等于歧视已经消失，但是比较而言社会歧视已经不是现代单身者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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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亚文化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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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文化正通过单身俱乐部这种组织形式向主流文化扩散，单身者群体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两性交往的开放性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主流社会。主流社会在对单身亚文化漠视的同时，也将这种变化悄悄地融入自己主流渠道中去。
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是作为一种劳动力资源分配给单位的，每个个体都在人生上依附自己所属的那个工作单位，人与工作单位的关系常常是终身制的，流动的难度非常大。
在一个没有流动的社会，一个人除了在他所属的那个单位消耗掉他所有的才华和激情之外，还极有可能忍受长时期的无穷无尽的低能的管理者和鄙俗的同事的折磨，这种折磨的产生可能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表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甚至可能是哪一天穿错了一件衣服打错了一条领带。但是，你无法逃避，因为你不能辞职，不能将自己流动出去，你也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如果他试图避免受到上述折磨，他就必须时刻谨慎，他的言行必须完全符合领导、同事们的心意，以至于有的时候看起来，他活着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博得那些人的好感。
19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建立，人们开始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了。人们可以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社会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人才管理办法，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知识以及社会的需要去寻找自己认为合适的东西；原有的体制松懈了，人生依附随之解体，社会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宽裕的人才流动的余地。这也是主流文化逐渐变得宽容的由来。多元结构开阔了个人人生选择空间，也开阔了主流文化的心胸和视野。工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由主宰和被主宰的关系进化为双向选择的关系，这种取向是双方的，他们各自遵循各自的利益原则，工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地位变成了一种在利益原则上的平等关系，是各自的取与予的需要，不存在恩赐和给予的问题。
这种平等的关系下，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才可能获得尊重，个人才有可能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中，只要他工作努力，就能够得到报酬，获得承认，且只有他工作的一面才属于公司或者单位管辖，他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喜好只要与他的工作不产生纠葛，工作单位一律无权过问无权指摘。有一部著名的美国电影《费城》，描写一桩有关劳资双方聘用合同的官司纠纷：影片主要人物是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因为性取向暴露被所属公司解聘，之后他以〃非法解雇〃（歧视同性恋者和歧视艾滋病患者）的罪名将雇用方告上法庭，最终赢得官司的胜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习惯只要不违法即是合法的，它属于个人的权利。
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是大的空间和大的生存环境，单位和部门是小的空间和小的生存环境。对于个人，这两个环境同等重要。在懂得尊重公民人身自由的现代环境中，单身者自然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当然，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还只是一个开始，新旧思想交替、交叉，现代化思维已经启动，但是旧作坊思维、家族意识、独裁观念、小农意识却还没有消失，个性自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重视，但是还远没有达到被主流文化全盘保护的境地。眼前，人们所获得的松弛只是旧的思想体制破裂的结果而不是新的思想体制建立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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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口问题与单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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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主流社会对单身个体和群落的容忍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窘迫造成现代人对人口爆炸的恐惧。
2000年，世界人口已经超过60亿。197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世界环境规划议题，当年的环境规划主题是：〃只有一个地球。〃而1999年提出：〃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从〃只有一个地球〃到〃拯救地球〃，我们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拯救地球〃的呼吁反映了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灾难性。
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紧密交缠，像两个恶毒的符咒。1950年之前，人类达到17亿用了数千年，而50年之后，人类人口翻三番只用了50年，人口增长形成的资源缺乏和资源的破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大问题。
发达国家耕地负增长，森林草地正增长（不断植树造林，种植草皮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耕地面积高增长（为了满足增长的粮食需求而毁林造田），森林草地负增长（砍伐森林开垦耕地，滥用木材，过度放养、过度砍伐造成荒漠化，草地面积缩小）。资源消耗的46％归于人口增长，54％归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人类对世界的掠夺性开发一半是出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剩下的一半才有可能用于人类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
高增长率的人口以及50亿的人口基数已经成了人类发展的瓶颈。
传统的观点认为放弃生育就是放弃了责任和义务，一些传统社会学者曾经就此认为单身者不要家庭子女就是放弃社会责任。从上述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来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观点早已经过时。新时期的观点是自觉地节育、少生才是对人类负责的表现。二战后发达国家的人口控制很有远见，符合保护地球资源的人口发展策略；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失控则是人口政策失败的表现。无限增长的人口已经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就业、教育、生活保障等社会问题的困境。
采访中有一位未婚中年单身女性忿忿不平地说：〃总是说我们不结婚就是不愿意尽社会责任，我不知道他们（主流意识）所说的社会责任是指的什么。难道就是非得生几个孩子，然后养大，和其他的孩子去竞争上学和就业的份额？难道这样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不然就不是？难道我参加工作30年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就一文不值？就不如那些低智商女人生几个儿子？〃
绝大多数单身者都倡导一种绝育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们选择绝育大多是为了个性自由的目的，他们认为家庭和子女是对个人最大的拖累，是个性自由的最大负担，个体解放的最大障碍。曾经被传统主流文化认定是一种自私的利己主义的观念，但是放在今天世界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中来看就不再是自私的和不负责任的了。抑制人口增长，有计划地实行节制生育，于人类的生存状况已是刻不容缓的一项决策。单身者的生活态度结果上是完全可以被当前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所以单身者的不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种利他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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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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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10年内，中国的主流文化婚姻家庭的模式将面临更加猛烈的冲击（各方面的因素，但绝不至于动摇），相信有更多人会选择单身生活的方式，特别是年轻一代。社会上将涌现一大批高文化素养的单身贵族。新一代的单身者，他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将自成主体，即单身群体亚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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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他人的选择观念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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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为什么不愿生育？
《孩子需求论》作者公布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数字，一个中国孩子从出生直至成人（16岁）到底需要花掉父母多少钱？出生前费用（母亲妊娠期及生产期的费用）：2771。44元（人民币）；出生后费用（0～16岁，不包括高中和大学的经济费用）：119829。30元（人民币）。叶文振：《孩子需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实际上作者的这个数字实在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这个数字要翻一番；如果将孩子上高中、大学、结婚的费用包括在其中，我们估计父母将孩子送上社会所需付出的费用底线可能在30万左右。
可以这样说，抚养一个孩子成人，按照中国普通市民低工资、低收入的经济状况，需要承受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而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更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在对此一问题毫无思考的情形下就结婚生子的，他们习惯于用本能和惯例来处理自己的生活。
但是绝大多数单身者是对此有认真的思考的，他们选择单身和他们在此一问题上的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常常是认真地衡量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认真地考虑了自己是否能为未来的子女提供较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进而作出了不结婚或者不生育的决定的。
单身者选择非婚不育，从这个角度来讲并非是不负责任，而是感到责任重大而无力负担。比较于那些弱智的、有遗传病的、失业的人的生育，比较于那些生了孩子却让孩子失学失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在逃荒要饭中生育进而也让孩子逃荒要饭的人，他们（单身者）是用取消责任的方式，对责任作出了负责的回答；而那另外的一些人常常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负责。两者相较，单身者的选择也许属于一种更为负责的行为。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世界人口增长的数据表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过去的50年里已经急剧恶化，大自然已经不堪人口的重负而报复人类。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人类所需要的已经不是人口的低质量的数量增长，而是需要人口素质的高质量地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资源的强与弱已经不再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一个质量概念，衡量指标不再是人口的绝对数，而是人口的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创新能力。中国人口面临巨大压力，中国需要的不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提高，只有高质量地生育，即优生优育，才是国家提倡的。就此，单身者在感到自己不能保证子女的高智商和高教育水平的情况下自觉不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国民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的提高，以及充足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激起了人们对自身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视。在人们有可能通过劳动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系统来保证自己年老时依然能够得到足够的照顾的时候，人们从养儿防老这种自私性目的出发而生儿育女的行为就大可减少。这个时候人们可能更为客观地来看待自己是否需要生育的问题，更多地从自己能给孩子什么样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的出发点来考虑生育。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生养过多的子女而造成的巨额经济负担，或者为了单方面巩固自己的物欲生活了。也正是因此，西方政府近年来出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给未成年儿童提供政府津贴，给多育的母亲以津贴等，这些政策从经济上减轻了父母抚养子女的负担例如法国政府于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