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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行的减少，诗的感情就一分一分的改变，有时蜡烛烧到只剩最后一句诗的时候，语气跟感情，都和刚开始诗还完整时大不相同，会创造出一种很微妙的气氛。
我随手找了蜡烛，复制了一根“诗蜡烛”来交差。安寨垦教授当然并不认得蜡烛上刻的中文意思。我把蜡烛诗燃烧后造成的效果跟他解说了一下，他“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应该是谈恋爱时的好道具吧？”
他把我的诗蜡烛，放在贾维岢的人工猪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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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有些同学还是拍过一些小短片，也都交出来给安寨垦教授过目，当中最怪的大概是豪放女葛洛丽亚同学十八岁时拍的三分钟小品：
画面播出——
影片主角是个女孩，显然是生理期来了，边走边有鲜血沿腿滴下，一路滴过去，只见血越流越多，女孩简直像藏了水龙头在裙子里一样。
播到这里，已经两分钟了，有的同学笑，有的同学“啧啧”表示反感。
最后，女孩跨过一个马路上平常用圆钢盖盖住的人孔，正好有工人探头出洞，当下就被血云罩顶，一道血瀑从女孩裙中涌出，浇得工人一头一脸。
这结局很有气势，全班哄然怪叫鼓掌，也有保守派不以为然，发出嘘声。
安教授抬抬眉毛，礼貌的嘟囔了一句：“很有活力。”全班又笑，葛洛丽亚很得意，站起来向大家挥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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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惨绿时期的作品都展示过了以后，这时只见安寨垦教授缓缓站起，他把驼着的背略略挺直，说：“同学们，我们都已经欣赏过各位某个人生阶段的代表作了。现在，也容我把我的旧作放给大家看看，让大家也对我有点了解，请大家移动到大放映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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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大放映间，灯转暗，绒幕嘶嘶拉开，银幕浮现“夜与日”大大三个字的英文片名，接下来的画面，看的全班嘴张大大的。
画面出现了遥远的地平线，只见有一道烽烟从地平线缓缓升起。自那烽烟起处，出现蚂蚁般大小的战争难民，一路往前大河般延伸过来，人流一直延伸到镜头前，这些难民可不是电脑动画做出来的，摆明了一个一个都是真人演出，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才开演两分钟，但保守的算：光这个开场镜头，就起码有两、三千个临时演员演出。
安寨垦教授放给我们看的，是三十年前的波兰战争史诗大片“夜与日”，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得主。这部电影竟然是安寨垦教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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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系所有许多老师是“退役名家”，我们有时晃进系主任或所长的办公室，看到他们架上排得满满的十几座金像奖或艾美奖，免不了悚然一惊，心中暗暗怪叫一声：“想不到这老小子当年也有这等威风！”然后忽然就对人生的无常有了顿悟：“唉，得这么多奖，也就是昨日黄花了，老来还得跟我们这些不成材的小鬼纠缠，也真难为这些老人家了。”
大家一边呆呆的看这部充满大场面的巨片，一边手上收到了一份影印的资料，我们低头一看，是一页从《世界影坛名人录》影印下来的内容。这一页上面，有当年安寨垦教授英姿勃发的照片，嘴角抿得紧紧的，样子很像很多人放钢琴上的乐圣贝多芬雕像活过来了，照片下的介绍文字说他创立了波兰国家电视台、电影曾获东欧哪些大奖等等……
老实说，“夜与日”这种又长又旧的东欧片，虽然三十年前得过大奖，但现在大概真的没几个人记得，也没多少人想看了。
可是放映这部电影，似乎为安寨垦教授注射了恢复青春的灵药，尤其是我们几个学生又对这部电影的拍摄，提了很多问题，应该是让他重温了被记者包围的重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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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寨垦教授高兴的亲点了几名学生，晚上到他家吃晚饭。
抵达安教授家时，我们有点反应不过来。
照那一页影印的《世界电影名人录》来看，安寨垦在波兰影视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本来虽然没期望造访一栋豪宅，但也没料到他会住一户跟我们穷学生租的、差不多简陋的小公寓。
进了他家，他的夫人，安师母，开始忙东忙西，招呼我们吃喝。师母打扮得很简单，虽然五官秀丽，但也是位老妇了，为了招呼我们这么多人，忙得脸上泛油、头发凌乱，我们很过意不去。
像安寨垦这样的波兰人物，为什么宁愿在LA过这样的生活？答案渐渐浮现了——
安教授兴致高昂，酒越喝越多。他从拥挤的书架上搬下来好几册剪报，让我们看他当年得了奥斯卡以后，是多么风光的要从波兰进攻好莱坞。
简报大部分是波兰文，我们都看不懂。安寨垦又搬下来几册电影剧本。
“波兰！伟大的国家！痛苦的国家！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波兰被侵略得这么悲惨？！这些故事有人好好拍过吗？没有！
“这难道不可惜吗？太可惜了！
“谁，最适合拍出波兰的苦难？除了我，安寨垦，还有谁？！”
安教授有点醉了，拍着胸脯，舌头变大，但还是像活过来的贝多芬头像。
这时，贝尔同学翻到了一本很旧的德文电影特刊，贝尔略懂德文，他看着这本特刊的封面，轻轻碰碰我，指指封面上的女明星，说：“柏林影展的影后。”
我点点头，我们两人的动作却被安寨垦瞧见了，他激动得一把把那本特刊抢过去，秀给大家看——
“柏林影后，美丽吧？！而且，是最好的女演员！带给我电影灵魂的巨星！”
安寨垦说到这里，刚好忙到很狼狈的安师母端了一大盘点心上桌，安教授立刻用力抱住师母肩膀，把特刊放在师母的脸旁边，得意的喊叫：“看哪！我一个人的柏林影后！”
我们这才惊觉特刊封面上艳光四射的女星，跟安师母是同一个人！
师母却被这个举动惹毛了，她眼泛泪光，恨恨的骂了一句波兰话，用力拂开安寨垦的手，抢下那本特刊摔在桌上，转身回厨房去了。
我们呆在座位上，不知如何是好。安寨垦却已醉得差不多了，他渐渐趴在他那堆沾了灰尘的剧本上，喃喃自语着：“只有她可以主演我的电影，只有她是我永远的女主角……只有她能显现波兰女性的伟大、坚强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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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教授后来再也没有在我们面前失态过，他整学期都以高昂的波兰热情、浓重的波兰口音，教导我们他相信的导演手法。
但我们知道，他体内仍然跟他的学生们一样，燃烧着熊熊的电影梦想吧。
只是好莱坞恐怕仍然会像过去三十年来一样，对波兰的苦难与兴趣缺缺、对衰老的柏林影后兴趣缺缺。
好莱坞对这些的兴趣，远远抵不上它对一则美国总统绯闻的兴趣，远远抵不上它对又一双新诞生的巨大胸脯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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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梦好过瘾、好灿烂、也好难醒过来啊。
同为电影国流浪子民，波兰吾师所持的护照，要比我的护照大本得多、华贵得多，也镀了很漂亮的金边。
只是，谁来给他的流浪者护照用力盖个大章，让他入境啊？……
14、流浪进裙去。（上）
每天穿裤子时，
都没有流浪的感觉呀？
为什么一穿上裙子，
忽然就好像到了异国？
有很强烈的陌生感啊……
本班三巨人当中，最魁梧、最雄壮的一位，并不是课余时间去跳钢管猛男秀的公牛同学。而是比公牛更“大只”的乔·狄明哥。
我在开学第一天，就对狄明哥同学很惊叹，他的肌肉戏剧化的起伏，五官全部巨大到具有警告意味，毛脚毛发浓密到足以另织一层薄内衣，唯独头顶光秃敞亮。
幸好狄明哥甚雄伟，这些配备一一加上去也都各得其所，并不突兀。他整个人一眼看去，就是个被人从神灯里搓唤出来的巨灵，然后那人恶作剧的把神灯丢掉，他就留在UCLA了。
第一堂课，我被他骨碌碌的巨眼扫到，顿时觉得喉咙一紧，吞咽困难，我认定他隶属于某个恐怖组织，学拍电影是为了宣扬他们组织的理念，或者下次发布攻击原因的录影带时，把他们的首领拍得更有型点。
UCLA本来就标榜吸收各种异类文化，以扩充电影创作的视野，如果真的收进来一名潜伏的恐怖分子，也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
可是，渐渐的，我发现狄明哥同学，是一个不粗野、不暴烈、不豪迈的人。狄明哥如果遇到他认为可笑的事，他会把头往后一仰，轻蔑一笑，用手轻拂过额前头顶，其姿态完全符合日本漫画里常出现的势力贵妇的表情，只是贵妇浅笑之余，带着钻戒的纤纤玉指拂过翻飞秀发，闪耀动人，自有风韵。
而我们的狄明哥，巨掌拂过巨型光头，咧开巨嘴嗤笑，声势虽然惊人，但实在谈不上风韵。
另外，狄明哥也常显示兰花指，端杯子、捏底片、出指骂人，必有小指翘起，做兰花状，只是手指粗大，呈现的是热带雨林的异种巨兰。
狄明哥同学身体锻炼得壮硕，天生身材又巨大，只是气质阴柔，眼角眉梢，风情无限。他当然也不隶属于任何恐怖组织，他是意大利血统，生长于纽约，毕业自设计界有名的帕森思学院，进UCLA之前，向来在纽约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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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狄明哥同学，对我出示请帖一份，说是设计界的派对，为了欢迎几个欧洲来的年轻设计师，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参加。我当然说好。我们拍电影的学生，为了挤出每一分钱来拍自己的学期制作，生活上拮据得要命，既不能吃美食，也不能饮好酒，这种学生，就该参加排队。派对不同于宴会，不必跟众宾客对坐，面面相觑、没话找话、彼此检查身份、验明正身。派对形式松散，大家晃来晃去，交谈不必超过三分钟，找个借口就能轻易闪人。这样的派对，最适合饥饿的人快速补充营养，桌上点心虽然一份一份小小的，但多吃几十份也就很饱。尤其是设计界这种大家装模作样的派对，食物旁边一定人烟稀少，像时尚模特儿们，个个仙风道骨，自动免疫于所有食物的引诱。于是我们这种掠食者型的客人，也才得以一展抱负、安身立命。
狄明哥当然不知道我点头的原因是饥饿，反正有人陪他去派对就好了。我们两个约好在派对中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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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那日，我穿上香港产的硬绸唐衫，对付欧美设计界人士，唐衫或旗袍这些东方衣饰，比较能够超然物外，不必陷入满场普拉达门亚曼尼、香奈尔拼圣罗兰的混战当中。西方人既看不出质料，又判断不出价钱，出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