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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一个梦，我有汇款从国内寄到了，兴高采烈的打开看，一片空白，一分钱都没有。
这个梦把我吓得醒过来，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我的泪水顺着眼角流到耳朵边上。我是个19岁的年轻人，我不该有那么多的忧郁和伤感，只是有的时候我疲惫。
隔壁很安静，我轻轻起床去洗手间，推开房门一看，小多穿着一件被汗水打湿的大背心，坐在餐厅的椅子上，她正把一支烟点着。回头看见是我，她笑了：“岁数大你就知道了，跟谁过不去都不能跟自己的胃过不去，你不吃饭就睡，跟我怄气是吧？还挺倔头的呢，你这个东西。”她嘴上说我，却用手肘把灶台上的一碗饺子往我的面前推了推，“给你留的，尝尝啊，姐姐我的饺子可不是什么人都吃得到。”
我没吃饺子，从洗手间出来，我从挎包里面把之前买的那瓶海格水拿出来喝，坐在她旁边，看她一张总是笑着的脸沉浮在烟雾里，她说：“你越来越不会过，买这么贵的矿泉水。里昂的自来水能直接喝，您是不知道还是中彩票了？”
我抹了一下嘴巴：“小裴走了？”
“嗯。”她点点头，再吸一口烟，也看看我，“我告诉你，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谁也不爱。”
我又喝一口水：“…… ……”
“但是我停不下来，”她说，“有了第一个男朋友就停不下来了，一个走了，得马上换另一个。”她把腿蜷起来，脚踩在椅子上。
我打量她，眼光不自觉的在她的大腿上扫了一下。
她又笑了，哈哈的，极夸张：“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的不仅仅是那事儿，是这里。”她掐着烟卷的手指一指自己的心。
我们两个再无话，我在这个狭小的暗厅里陪着她吸完那支烟，然后她又冲了一个凉回房间睡觉去了，我自己坐在那里，又是半天。直到阿拉伯女人回来，她走到我们的门口，恰对着电话大声说：“来我这？来我这里可不行。我啊，我从来不在家里接待‘朋友’。”
第二天是2006年7月3日，我之所以在这个冗长的叙述中明确这一个日期，是因为它对我今后的生活实在意义重大。
这一天，一直炎热的里昂城刮起了西风，温度稍降；这一天，苏菲在歌剧院里要排演《蓝丝绒》的第三幕第二场：尊贵的夫人被新来的花匠迷得神魂颠倒；这一天，新包装的“海格水”投放市场刚好六个星期，销量突破了2500万瓶，创造了三十年以来的业内奇迹，即每两个法国人就有一位消费了一瓶价值三欧元的矿泉水，而法国电视一台想要约见丹尼海格未果；这一天，因为之前的失眠，我从早上开始就打不起精神，昏昏欲睡。
苏菲唱到“波西米亚的心藏在铜盔铁甲的躯壳里”时，我还是一个没忍住，头一低，盹在了座位上。
那个觉睡得很结实很解乏，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了大问题。
我是被人在后面唤醒的，那个声音像是从天上来：“哎哎，苏菲是不是在喊你？”
舞台上的苏菲摇着手里的唱词单问我：“怎么回事？唱词对不上。”
我的汗又下来了，我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赶快拿着手里的那一摞打印出来的唱词跑上台，一张一张的翻给她看，终于找到她要的，用红笔标上今天的日期，放在她的手里，苏菲接过来之后低声对我说：“刚才你在睡觉。”
“对不起。”我真心实意的说，“昨晚睡得不好。”
“我请你来做助理，不是要知道你哪天睡得好，或者不好。”
“…… ……”
我被再度响起来的音乐声赶下台，一边用手帕擦汗一边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那个叫醒我的男人坐在我后面的那排上，从舞台上打下来的光在这里分界，后面很暗，我尚不知道是丹尼海格。
只听见声音，声音里也有笑容：“她工作起来，态度不很友好，是吧？”
“还不错。刚才是您喊我？”
“没错。”
“谢谢。不过您为什么不早一点叫我呢？”
“你睡得太好了，让人羡慕。”
“…… ……”
“你是个外国人？泰国人？还是越南人？”
“中国人。”
“你的法语说的真好。”
我没有因为他的恭维而对他微笑，我有些难为情，但是我认真而固执地说：“请称呼我为‘您’。”
他真的笑起来了，手臂支在前排的椅子上，身子渐渐往前探，似乎也想把站在前面的我看一个仔细，然后他的脸在暗淡的光影中渐渐清晰起来，那张我看了无数遍的脸如今出现在我的眼前：金色的短发，湖蓝色眼睛，眼梢唇角比照片多了些细小的皱纹——他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了，可是真的英俊，态度温柔而和善。
丹尼海格稍抬着微笑的脸，仔仔细细的看着我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凭什么我要称呼‘您’？”
第三章（上）
我们那天的对话仅止于此。相信我不会写错任何一个字，因为我跟丹尼海格第一次的对话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了无数遍。
当然第二天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
苏菲下午才到，化妆师帮她弄头发，美容师为她做指甲。她在镜子里面看着我，然后对所有人说：“一起工作一个月了，你们还不认识她吧？我也不认识。对了，您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法国名字。我是中国人，我姓齐。”我也在镜子里面看着她。
“您是学生？”
真是奇妙，她忽然就对我这个人好奇起来，我还是我，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她？
“学生，在这里做暑期工。”
我的手里是装订着她在这一出戏里所有唱词和乐谱的文件夹，我下意识的把它竖起来拿在胸前，好像保护自己的一块盾牌。
“您跟剧团的合同，签了什么样的条件？”她问，“薪水是多少？”
“周薪300欧元，”我说，“直到九月份，一共13周，3900欧元。”
“那听上去不错，”苏菲挑一挑眉毛，手从美容师那里抽出来，向旁边一摆，她的私人助理将支票夹放在她的手上。
我盯着她的一举一动，盯着她在一张支票上填写数字，签上名字，然后“嚓”的一声撕下来，向我抖动一下：“这是5000欧元，您拿着它，去西班牙玩一圈，新学期还早着呢，别把暑假浪费在这里。”
原来她是要解雇我了。
我有点不大明白，但是我的自尊告诉我，原因不问也罢。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走过去，从她的手中抽取那个小旗帜一样的支票，第一下她没有给我，第二下才抽出来，她拿起梳妆台上昨天收到的那精美的瓶子喝了一口水，然后看着我微笑。过程只有几秒钟，世间脸色不过如此。
我把那张支票拿在手上，慢慢展开。我没有抬头，对信手便支付了5000欧元的女演员说：“我是个外国人，对每个不太熟悉的词语都很敏感，您说‘浪费’，我在这里不是浪费时间，我想要工作，赚些钱来支付下学期的学费。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个演一个笑话给您看。”
我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把支票撕得粉碎然后扔在她的脸上，我只是把它放在那漂亮的水瓶子旁边。
我转个身离开苏菲女士那装着六面巨大的菱形镜子的化妆间，我的脑袋里很乱，但是我得忘记这在我眼前一闪而过的5000欧元。我得赶快筹措到下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得赶快找到另一份工来打，或者，我给国内的母亲打一个电话。
算上六个小时的时差，我的这个电话打过去，她那边不到晚上十点钟。电话铃响了五声被接起来，我的运气不错，是我母亲本人。
我说：“我需要一些钱，你能不能打一些到我上次的帐号上来？”
她略微沉吟：“要多少？”
“我还需要一万块欧元。”
“我一时没有那么多。”她说，“不过我尽量，我尽量给你凑。”
我说“谢谢”，没有马上放下电话，她在那边说：“过得好不好？”
都是客套，如果我过得好，会给她打电话讨要学费吗？
我说：“还不错，室友昨天包了饺子给我吃。”
“常打些电话来才好，我担心你。”
“嗯。”我想一想，“我九月份开学。”
“……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那之前，我会筹钱给你。”
我从电话亭里出来，买了两欧元的炸薯条，然后坐在河堤的椅子上。下午四点，山坡上的教堂报整点的钟声传来，我一边吃着今天的这第一份食物一边想，能不能把时间拨快，我的贪心不多，我只想看自己到了明年的夏天还会怎样，是不是仍然为寻找一份学费而愁眉不展。
小多的朋友小裴居然在三天之内又找到了一份在香港餐馆的洗碗工给我，我真有点惊讶了：他又找人教训郑杰，又照顾我和小多的工作，他真的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吗？
小多吸着烟敲我的脑壳：“就你问题多，这么好奇，去给大使馆当间谍吧。”
我抓住她的手：“你吸烟越来越多，干什么啊？你从哪里弄这么多的中国烟来？”
“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往外说。”
“嗯，我不说。”
“小裴是做这个生意的啊，有人从巴黎把烟运到里昂来，他往下卖给不喜欢洋烟的中国人。”
“这不是倒卖苹果，”我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能批评这个神通广大的小裴，我甚至连和他划清界限的骄傲都没有。因为他，我去了这个新介绍的香港餐厅就颇受优待，洗了两天的碗，老板发现我的法语说得蛮清楚，就让我去前面当跑堂。那一个八月的周末，小裴带着小多来我们店里吃饭，见我可以一只手托着三个盘子健步如飞，还跟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留学生。
当然留学生不可能都是这样。
总是订八号桌的男孩每个星期都会约会不同的洋妞，他的紫色跑车停在外面，他穿logo很不明显的大名牌的T恤衫，他点菜的时候只说法文，我都要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了，可是他教带来的女孩子字正腔圆的汉语。
老板的女儿在日内瓦学医，每个周末客人多的时候也会开着自己的小车子赶回店里帮忙。她跟我们一样在前面当跑堂，但是毕竟身份不同，她不太与我们说话。有一天我从酒窖里面搬红酒出来，听见她对着电话用法语说：“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孩子我自己也会生下来。”
当然也有年轻的中国女子来店里吃饭，她们身边可能有各色的外国人，她们点昂贵的酒和食物，她们有的自在，有的颓废，有的有些洋洋自得的声气，还有的比洋人还洋人。
我在那里耽了余下的整个夏天。到了八月底，老板给我结算了暑期的薪水，我共得欧元2400大块。
中国仍没有汇款来，我下学期的学费仍然毫无着落。
我不能再打一个电话去催促我的母亲了，我于是盘算着要准备怎样的一副说辞给学校，请他们允许我可以先上课，然后稍后缴费。
为这些事情发起愁来，我会整夜的失眠，我在炎热的夜里独自一个人睁着眼睛发呆，汗流浃背。
院子里不知道何时停留了几只流浪的野猫，阿拉伯女人回来的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