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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病倒了，躺在他上班的医院里。李俊海在厂里对我说：“我爹想见见你。”
在这之前，我去医院看过他几次，老爷子告诉我说，自己的哮喘病又犯了，过几天就好了。当时我也没在意，这次李俊海这么严肃地跟我说他爹要见我，我就觉得不妙，莫非老爷子不行了？去到医院的时候，我看见李俊海他们家的人全在场，一个个愁眉苦脸的。看着瘦成一张皮的老人，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把李俊海拉到一边问他：“俊海，告诉我，老爷子是不是不行了？”
李俊海直接就蹲下哭了：“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爹得的是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我的心里很难受，多么健康快乐的一个老人啊，难道我就要见不到他了？
我坐在老爷子身旁，趴在他的耳边说：“大爷，等你出了院，咱爷们儿钓鱼去，我发现一个好地方。”
他好像不能说话了，用浑浊的眼球瞄着我，眼神似乎在说，好的好的，爷儿俩去钓鱼。
半夜，我跟李俊海正蹲在医院的走廊上抽烟，病房里就响起了哭声。
李俊海他大姐跑出来，冲我直嚷嚷：“大远大远，快，快，我爹找你。”
李俊海家里的人给我让开一条道，我扑过去，攥着老爷子瘦成鸡爪子的手，小声说：“大爷，我来了。”
老爷子的嘴唇动了两下，手突然变得很有力气，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攥得我很疼。
我把耳朵靠到他的嘴巴上，轻轻说：“大爷，你说话。”
老爷子松开手，把手垂到床下，用大拇指和食指使劲捏了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我把他的手捧在自己手里，用眼睛问他，大爷，你想说什么？
李俊海轻声说：“杨远，我爹想让咱俩拜个把兄弟。”
听了这话，老爷子脸上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像雪糕被阳光照射着，融化着。
我明白了，李俊海说得没错，他爹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
屋里没有一丝声响，我的心里很乱，我不是不想拜这个把兄弟，可我当时真的很犹豫。
老爷子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大家都在盯着我看。
我不知所措，心一横，扑通跪在了床头：“爹！”
我跟李俊海结拜了以后，他在厂里更加肆无忌惮了，连走路的姿势都改了，以前像老鼠，现在像螃蟹。李俊海他爹去世以后，他就很少回家了，吃住都在厂里，几乎天天喝酒，喝了酒就满厂区出溜着找事儿。年前发年货，有位曾经被我砍过的大哥哭丧着脸来找我：“远哥，海哥到底是怎么了？把我的年货拿走了，还让我把这个月的工资给他。”
我把眉头皱成了一座小山，让他在车间等我，直接就去了李俊海他们车间。
李俊海正在车间里烤火，我上去就给了他一脚：“把东西给人家送回去。”
他不听，硬着脖子拿眼瞪我，我说：“你不听是吧？咱们一刀两断。”
他好像一直在犹豫，直到我走到了车间门口，他才狼嗥般喊了一声：“听你的！”
其实当时我踢他那一脚，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总归他是我磕头的大哥啊，可那时候我真的忍不住。
开春的时候，我入团了，还当上了厂团支部的文体部长。呵，这事儿说起来好笑……那天上午，我跟李俊海他们在宿舍里打扑克，车间的一个同事把我叫出去，神秘兮兮地说：“远哥，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厂里可能要把你和海哥开除了。”我很纳闷，脸一下子就黄了：“为什么？”同事说：“我也不清楚，刚才厂长、书记他们召集领导们开会，在会上说……”我扭头就走，我要去厂部问个明白，你凭什么开除我？当时我很委屈，尽管他们背后都骂我是个混子，可我从来不欺负厂里的同事，甚至别人来厂里闹事儿，我还跟他们拼命，我说，只要我杨远还在这个厂里，谁都别想来这里“慌慌”！时间长了，当地的“小哥”们也很给面子，几乎不敢到我们厂惹是生非。开除我？我他妈是厂里的“保护神”呢……正气哼哼地走着，李俊海撵了上来，问我为什么上这么大的火？我把事情跟他说了，李俊海说，得嘞兄弟，看哥哥我的。拉我回去了。
下午我没去上班，心情很糟糕，我站在宿舍门口往下看，整个厂区都是白的，连锅炉房门口的煤堆都被雪包住了。我想起了我爹，想起了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等我回家的弟弟，心里难受得像针扎，嘴巴像是被人堵住了，喘不动气。我记得那天下午刮了好大的风，风呼啸着掠过电线、树枝，发出的声音像一群野兽在野地里疯叫。
在宿舍坐着坐着我就坐不住了，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我要先跟我爹通通气，万一这事儿是真的，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爹老是跟我讲他这个学生咋样，那个学生咋样，我根本就插不上嘴。
吃完了饭，我想开口跟我爹聊聊，我弟弟又缠上我了，他说他认识了不少字，然后就用铅笔在墙壁上写“我爱北京大女门”。我笑得不轻，捏着他的鼻子羞辱他，北京的“大女”没你什么事儿，等你长大了，我给你找咱们这里的“大女”。我弟弟说，不是大女，是天安，你能给我找来个天安门吗？我说能，只要你哥哥活在这个世上，就一定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我爹不在原来的学校当教导主任了，他调到了离家近的一个小学，继续当他的语文教师。我爹可真是个好样儿的，他的视力差到那种程度还在教课，他经常笑着说：“大远，我上辈子可能是个神仙呢，别看我的眼睛快要看不见了，可我看我的学生清楚着呢，他们的脑袋在我眼前像脸盆那么大，书上的字也大，像苹果。”
我问他：“那么你看我和我弟弟像什么呢？”
我爹都要笑躺下了：“像两座金山。”
第二天，我回到厂里，刚换好工作服，主任就过来拉我：“杨远，厂长找你。”
这事儿终于还是来了，我稳住精神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笑眯眯地在等我，见我推门进来，他忽地站起来，热情地跟我握手，嘴里不停地念叨，小杨是个好同志，小杨是个好同志。我有些发蒙，难道开除一个工人还需要客气着开除？那一刻，我把提前在肚子里想好的词儿全忘了，我抽回手，傻乎乎地问他：“厂长，你千万别跟我客气，有什么话你直接吩咐得了。”厂长边给我敬着烟边问我多大了？什么学历？家庭状况？个人爱好？最后，他斩钉截铁把手一挥：“写个申请吧，入团。”出门的时候，我的脑子晕晕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儿？耍猴儿？
李俊海像戏剧里的奸臣那样笑着来找我：“兄弟，昨晚我去厂长家了，哥们儿当了一把滚刀肉。”
我没问他具体是怎么当的滚刀肉，当时我笑得岔了气，腰里生疼。
入了团没几天，厂长又找我了：“小杨同志，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委任你担任本厂团支部文体委员。”
晚上喝我的“升官酒”的时候，李俊海笑成了一只蜷成一团的刺猬。
那一夜，我失眠了……黎明的微光中，我看见我爹站在我面前冲我竖大拇指，他的腰板挺得笔直。
第七章 莫名其妙
1984年的春节我是在看守所里过的。年三十傍晚，段所把我叫到值班室，指着桌子上的电话说：“杨远，接个电话。”我的心砰砰直跳，凭预感，我知道这是我爹打来的电话。我对段所说声谢谢政府，段所说，大过年的就不用谢了，本来是不允许犯人跟家属通电话的，看在你爹打了好几次的份上，你就接个，快点儿啊。我扑过去抓起话筒，只听见那头喘息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喂”了好几声，那头传来我弟弟的声音，他说，哥哥，来家过年呀。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出来。我憋住气，稳了一下情绪，大声笑起来，我说：“二子，我在北京天安门这边玩儿，等过了年，哥哥给你带回家一个大模型。”我弟弟在那边又喘了一阵气，磕磕巴巴地说：“哥哥，不用了……那得多少钱呀。”
我想说点儿什么，可是我实在是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一个劲地咽唾沫。
我爹在那头嘿嘿地笑：“大远……大远……”
我放下电话转身走了，外面下着很大的雪，雪花扑在我的脸上，让我睁不开眼睛。
大约是五月份的一天上午，段所给我们劳动号开会。他说，上面有指示，让大家交代余罪，如果大家还有没交代完的罪行就赶紧交代，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交代的话不行，因为凡是在押人员不但要交代自己的，还要检举揭发别人的，不交代没有好下场，一旦被揭发出来，那就是抗拒改造，关小号那还是好的，弄不好还得加刑。
亮着昏黄灯光的监号里，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叹气声比老贾的放屁声还要压抑。我躺在床上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从头梳理了一遍，梳理得脑瓜子生疼，也没梳理出什么值得交代的问题。那边，老贾突然跳了起来：“我娘！我得去交代，我还偷了生产队一麻袋地瓜。”我吓唬他：“那就赶紧去呀，这可是盗窃罪呢，一起步就是三年。”老贾慌了，就地放个响屁，鞋也没穿就窜出门去：“报告所长，我有罪，我该死……”第二声“该死”还没喊利落，段所就来了：“诈唬什么？”老贾扑通跪在地下，头磕得像鸡啄米：“政府，我该死，我有罪，我还偷了一麻袋地瓜……”
段所哧了一下鼻子，骂声神经病，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来一下，有人找。”
我的心一紧，这种时候找我干什么？眼前一阵恍惚。
忐忑着拐过监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站在值班室门口的严警官，以前提审的时候我看见过他的签字……严盾。
他怎么又来了？我下意识地站住了，严盾笑眯眯地冲我招手：“老伙计，又见面啦。”
走在去预审科的路上，我完全懵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来找我。
严盾坐在审讯室的桌子后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傻了，端坐在铁椅子上一动不动。
严盾看了我一会儿，轻轻摇了一下头：“很可惜呀，好端端的一个青年就这么'瞎'了……我希望你振作起来，不要自暴自弃，人生走一段弯路没有什么可怕，怕的是走一辈子弯路。我重新对你做了一些调查，说实话，我很同情你，你的底子不坏。你爸爸多不容易啊，还有你弟弟……”见我茫然地看着他，他突然把手一挥，“好了，不多说了，越说越替你惋惜，咱们还是直接开始吧。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要重复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吧，把那件最大的事情说出来，说出来对你也是一种解脱。”我一怔：“什么最大的事情？我解脱什么？”严盾又开始绕着我转圈，我急了：“你就直接说吧，别转啦。”
严盾站住了，他看我的眼神很怪异，让我联想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师在我犯错误的时候看我的眼神。我有些诧异，大哥，我是你的敌人啊，你这么看我是什么意思？刚想开口跟他开句玩笑，他突然变了脸，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那好，听清楚了，抢劫。”
抢劫？我茫然……窗外一只小鸟在唱歌：抢劫、抢劫！
我委屈得都要哭了，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大哥，什么抢劫？？”严盾叹口气，示意旁边的一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