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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载本职还是总帅部的参谋次长，军衔也已升到海军上将。欧罗巴之战、波斯之战、东洲之战，他都要居中谋划。但去年皇帝大病时，给他安了“太子监国”一位，自那时起，就必须每旬参加政事堂例会，每月参加两院通政会和大判廷总结会。
当然，这几场会他都是听众，而在政事堂，宋既还在时，他更是个菩萨像。现在宋既病退，他在名义上暂代宰相之位，可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也不应该担下这副挑子。
商部尚书，年方四十二岁的周煌赞同道：“殿下催催也未尝不……”
话没说完，其他老臣纷纷劝阻。
“殿下慎言……”
“殿下若是提名，有碍公正。”
“谁人知殿下是不是提名了？索性不如不说。”
周煌无奈地叹气，李克载也抚住额头，暗自呻吟，父皇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按理说，政事堂总掌国政，重臣们绝不会如此没有担当。但北伐之后，圣道皇帝的威势越来越重，这十多年下来，桩桩措施都奔着收权而来。
皇帝并没有直接削政事堂和两院之权，但一方面对军权抓得更紧，另一方面，自各个侧面在加深对国家的掌控。亲掌安国院就是一桩，锦衣卫虽不至于像明时那般骄横跋扈，但也渐渐有了皇帝私家爪牙之迹。
皇帝看不惯的人，搞不懂的事，经常派锦衣卫直接查访，锦衣卫没有刑讯权，但却经常朝刑部律部乃至法院直接丢来材料，这就意味着皇帝要马上看到结果。有时候时间紧迫，相关衙门也不得不捏着鼻子，只求揣摩出皇帝意思，速速办完事。
皇帝没有打乱朝政，但经常在一些枝节上直接插手，让政事堂颇为难受，而且宰相都能调和，还能顶住皇帝不乱了规制，只是官员们对皇帝的惧心就更深了一层，宰相不在，更不敢妄动了。
这十多年来，皇帝也搞出过不少乱子，例如乌斯藏的处置，他非要在明清的基础再深一层，急急建西藏行省，把政务权从达赖班禅和藏人第巴手上收回来。可藏地行居艰难，派驻的省府衙门又两眼一抹黑，最终搞出乱子，乱子再由藏地牵连到青海和漠南漠北的蒙古人。
当然没乱到藏蒙人举兵这种地步，可只是无数桩民案汇聚起来，对天下安宁的英华来说，动静就不算小了。
再加上行省分治时，皇帝插手强压给富省太多摊派，天庙巡行总祭祀刘纶引发蒙学小学教育案时，皇帝态度强硬，政事堂乃至两院都越来越觉得皇帝在给自己捣蛋。可他们谁敢对皇帝说“一边去”？
前两年两位娘娘去了，皇帝大病一场，加之寰宇大战爆发，皇帝注意力转向军务，两院和政事堂这才觉得胸口的重压去了，呼吸终于能畅快些了。
只是现在需要皇帝再度站出来时，皇帝居然没动静了，大家虽然急，面上却不敢有丝毫表露，他们摸不清皇帝到底有什么谋划，既然摸不清，那就跟前二三十年一样，坐等皇帝又布下什么大局吧。
例会方向只好再转为具体政务，忙碌大半天，到了午后一点半才暂时休会。
大臣们奔政事堂的小食堂去了，周煌也正走着，却被一人叫住，是派驻东院的通政使。
不知那通政使说了什么，周煌犹豫了一会，才出了政事堂，奔东院和政事堂之间的一处休憩之地而去。
那是处休闲茶座，早有数人等在这里，见一桌人会面，后面两个游人也在稍远处的邻桌落座。点茶时目光却悄悄落在那桌人身上。
“大臣偷偷摸摸跟院事会面，不知有什么图谋！”
“那是刘纶！我去交代茶博士耳朵灵光点。”
这两个安国院的探子顿时目光炽亮，大案子！
正兴奋时，却见那周煌猛然起身，惊呼道：“这怎么使得！这是结、结党谋权啊！”
第一千章 献祭者舍我其谁
到眼下的圣道四十三年，政事堂里“一头四爪”的格局已经很稳定了，头就是宰相，四爪分别是枢密院知政，简称枢相，经计院知政，也就是以前的计司使，简称计相，通事院知政，简称通相，也有叫外相的，以及领给事中监查各部，协助宰相治政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简称辅相。
周煌虽只是商部尚书，可隶属于经计院的国税总署是由商部理事，与工部、文部、刑部和律部一并称为五尾，“五尾尚书升五相”，这已是默认惯例。毕竟在南北事务总署撤销后，这五部所掌事权最重，要晋位五相，没这五部的历政资格，即便皇帝中意，两院也不放心。
周煌是圣道三十九年就任商部尚书的，巧得很，当年他也正好三十九岁，今年四十三岁，前程无限光明，如果没出什么意外，十年后他就是宰相候选。
可今人世风云激荡，大势滚滚而下，已不愿让他慢吞吞地磨资历，东院院事刘纶找他干什么？要他向皇帝自荐为相，而刘纶则率东院仁社、墨社等党保他推选上位。
周煌一蹦而起，浑身汗毛耸立，这是结党谋权，是大逆不道啊！
结党这事在英华早已不是什么忌讳，就周煌自己来说，他是四川重庆府人，自中学开始就参与党事了，什么王道社、仁贤会，在中学里你没个党，大家都视你为孤傲怪人。
闲社那帮疯子都知道结党，就你不愿跟人来往，以后你还想干成什么事呢？在此时的英华，中学毕业就是秀才，走这条路的，未来求的可不是自己的富贵，都是想干番事业的。
周煌不仅结过党，而且还是个积极分子，在黄埔学院里是数度会的会首，在监殖院任税事提举时，还自己组过“铁手会”，宣扬国税为重，税及万事的思想。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年未不惑就任商部尚书，登二品大员之位，也源于他在税制上的精深造诣以及他所组铁手会在国中经济学界的非凡影响力。
但这个“党”跟刘纶要他结的党，根本就是两回事啊。
之前周煌所参与所组建的党，不是兴趣爱好组织，就是学术思想组织，根本不涉及政务和朝权。就如日本学者青木昆阳在《宋英较论》中所述一样，“我天朝会党林立，自弱冠少年至迟暮老者，无人不党，妇人亦莫能外，此乃宋风盛扬之景。宋时蹴鞠、诗画、文史、曲词，事事皆党，士庶皆与，贵贱不分。”
涉及政务和朝政的党也有，在国中非常兴盛，但都在东西两院以及地方议院里，议院建制以来就有了。国西院的“民会”也称“金党”，就是专门抱团跟政事堂斗的，争税制、金融等工商事的事权法权。而国东院里的仁社，承自汪士慎，汪瞎子虽死多年，但这个党还是传承下来了，跟政事堂乃至皇帝争民生文教等事权法权。
总之在议院里，院事也是人人皆党，不置身一党，也是个怪物，下一任多半也呆不住，因为你不党就一事无成，选人可不愿继续把票投给一个混日子的家伙。
也就是说，在英华，结党根本不是个忌讳事，反而是人之常情。
刘纶要周煌所作之事，所结之党，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此时的英华，结党玩耍，结党鼓吹，结党伸张权利，这都不涉朝政之权。而刘纶跟周煌联手，是结党谋“政权”，这个“党”就是黑的，放在旧世，杀头都是轻的。
就拿宋朝打比方，一个大臣联合台谏，身负民意，对皇帝说，我得当宰执，看，我背后有这些、那些、这么多人支持，这是什么行为？
当然，英华已是今人世，国家非皇室一家之私，就根本法理来说，结党谋权已不是大逆不道之事，宰相推选制其实已给这事开了门。
但法理之上的实际层面，情况却很复杂。
首先，政事堂和两院还是平行的，政事堂是考出来的，两院是选出来的。有华夏千年科举传统在，英华士子多在仕途，英华这个火车头，是考出来的在掌方向盘，而选出来的除了能凑半只脚在刹车上，其他时候就只能在一边嚷嚷。
因此即便有宰相推选制，可宰相首先是皇帝提名，得选的宰相并不视两院为衣食父母，有机会就要搓圆搓扁，两者是相争中合作的态势。首任宰相薛雪一上台就拆了两院，虽然解决了两院不少自身问题，可对那些在改选中落任的院事来说，未尝不是过河拆桥，却又徒唤奈何。
就这种态势而言，政事堂和两院之间就不可能结党，一旦结党，这种态势就要被破坏，追溯而上，更是改了英华“考”派与“选”派相持的匀势。对“考”派，也就是官僚来说，那就是背叛。即便皇帝不追究周煌，整个官僚集团也要给周煌这个“叛徒”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这帽子明面上是说周煌对皇帝和国家大逆不道，实质是说对他们官僚集团大逆不道。
由此延伸到第二个问题，官僚集团的抵触虽出自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但也未尝没有合理之处。试想，如果官僚集团不抱成一团，外于两院“选”派的格局，而是如刘纶提议那般，为了争宰相之位而跟两院结党，那么围绕宰相之位的权争，不会简单地就在宰相推选大议上展开，也不会就只在两院的党争中展开，而是会扩散到政事堂的国家治政中。
若容此举成了定制，周煌几乎可以清晰描述未来：有机会登上宰相之位的阁臣，联合他的一帮人马，千方百计坑害现任宰相，在各种事上为难宰相。而宰相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确保政令顺畅，乃至不被人黑掉，千方百计打压同僚，任用私人，让整个政事堂置于他的掌控之下。
非但政事堂乌烟瘴气，宰相为了笼络两院支持他的一派，也千方百计让法权事权，最终两院也如政事堂一样，成为一言堂。而为了确保双方合作持续，各守其利，接着他们还要对宰相推选制下手……
这是一道罪恶之门，一旦开启，党争就将替代治政，成为政事堂和两院所有活动的主脉。
唯一的好处，就是宰相和两院手脚放开了，想干什么大事，牵累会少得多，而两者之间的争斗和牵累也少得多。而英华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政事堂和两院从过去领着国家走的姿态，开始渐渐变成了被国家推着走。
政事堂和两院相争，到了现在，已渐渐演变为拿民人之利来陪斗。一件事浮到国政层面，两者之争下，得出的往往是坏的结果。就像巴旭起任宰相时，改行省分治之制，要将农税之权归拢到政事堂，以确保工商大盛下，农人之利不被大侵，同时均衡贫富省份的差异。跟两院斗了好几年，结果政事堂只收了个名义，富省抱怨，贫省也没落到多大好处，农人之利也比期望所得少得多，政事堂也背了骂名，两院也有一大堆人背责下台。
有争才能成制，有制才能顺势，这已是英华朝野共识。但这争是有界限的，尤其在政事之权上。英华现在的格局是几十年来一步步走出来的，不能随便大动。政事堂和两院这种既定格局要改，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周煌当然得朝最坏的结果想。
这一系列推演里漏了皇帝，有皇帝在，能抑止党争之弊，让其不妨害国家吗？
这就要说到此事的第三点了，皇帝会怎么看政事堂与两院格局之变？
联系到华夏一统后的十多年来，皇帝屡有收权之迹，答案不言自明。皇帝怎么能容忍两方携手掌大局，自己却被挤到边缘去呢？非但皇帝不能忍，大多数国人也不能忍，尤其是没有选人资格的一般民人。
在这些人看来，这个国家是仰赖皇帝圣明，好日子就算不是皇帝赐下来的，也是皇帝领路，带着他们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