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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希夷点头道：“此事根底说来繁杂，鄙司就择要说明。为何要减税？因为在农税一项上，我英华收得太多了！”
这一论让众人愣住，太多？不说这次减税，就说之前，通过官府下乡、票行下乡，抹除杂派，农人自纳等等措施，英华治下的农人，负担可是减轻了很多，怎么可能还收得更多了？
顾希夷继续道：“为何会多？一来我英华以农税直接补地方，由此砍掉了地方杂派。农人过去负担二两银子，一两给中央，一两给地方。现在他们负担减到一两五钱，却是都由中央征收，中央握住的农税，自然多了五成！”
“还不止如此，我英华在广东推行官府下乡，以县乡实有田亩计税，经历两年多的工作，整理出来的税源比以前多出大半！昔日满清户部籍档上，广东一地只有不到二十万顷田地，而到今日，本朝已握的田亩实数已近三十万顷！据各地农正汇报，这还不是最终数目，今年核算下来，估计要近三十五万顷！”
众人抽了口凉气，三十万顷，就是三千万亩。英华治下，仅仅广东就能握住这般田亩，如果换成满清，不靠工商，就靠这般田亩，一年就能收个两三百万两银子，是之前的两三倍之多。
不少人都心道，这真是妖法，同样的土地，换了咱们英朝管制，居然就能生出这么多财富。
可在场人都是如今天下的顶尖人物，片刻就明白了其中奥妙，那自然是今日之英华，靠着票行和官府下乡，对地方的掌控更上了一个台阶。
李肆坦然受着众人目光中的崇仰和敬畏，三千万亩这个数字，他心中早已有底。前世广东在二十一世纪，尽管被占城市和工厂占去了大片耕地，但依旧保有四千多万亩耕地。而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断，这个数字，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达到了，这也是广东可耕之地的极限。此时的康熙末年，广东开发也已经到了极限，四千万亩没有，三千多万亩也该有。
推着官府下乡，就是要去把这个数字一点点捞上来。如果换成是明清乃至前朝历代，绝无这般能耐。可他有先进的金融工具在手，有强大的军队依靠，有新朝初定的威势震慑，乃至有官绅仕宦一同纳税的格局制约，还有大兴工商给资本提供出口。重新核量田亩的工作又是润物无声地渐渐推行，能成为阻力的儒党更是在早前抑儒降孔的风潮中败退，完成这桩伟业，完全是水到渠成。
这一桩伟业完成，一个直接体现就是农税暴涨。仅仅广东一省，田产税在今年就能收到三百万两，分摊到各县，每县都有三万两以上，这可是满清时代各县眼泪汪汪的数字。
农税暴涨是好事么？
顾希夷摇头：“不止农税暴涨，因为工商繁茂，各县市税也在暴涨。广州县市税，今年上半年已经收了十二万两银子，当然，这是特例。就以曲江县为例，上半年市税已有两万，加上农税，地方税已有五万两之多。知县和县公局已在明年定下了开办百所蒙学，十所县学，十所医院和十所赡孤院，修百里大道的计划，因为他们明年计划要收到六万两地税。”
众人沉默，从顾希夷这话里，大家都看到了一个不妙的前景。
李肆接过了话头：“现在广东各县，都有税收超入的现象，他们有他们花钱的盘算，可很多事情，也必须由朝廷统一谋划调度，这之间就会有冲突。”
“有人说，直接从富县抽银子出来不好么，这当然不好。不管是农税，还是市税，朝堂都有言在先，不会从地方抽到中央。而且你要去抽富县，以后富县学乖了，能收多的，他都不收，这样事情就掩在了地方，朝堂很难再看清地方。地方和朝堂，始终要保持一致，不能有矛盾，就算有，也要让地方愿意一直亮出来，而不是想办法瞒住朝堂。”
“地方农税市税暴涨，这是一个背景。而我们当前的大麻烦是，地价虽然在降，但地租依旧没动，失地农人依旧是一桩绝大隐患。刚才也说到邓小田案，如何处理都还是小事，要怎样防止更多邓小田出现，这才是朝廷要考虑的大问题。”
“降低地租，不仅稳定地价，也让买田佃种之事利薄下去。这事跟农税暴涨，地方自主之心变强的背景结合起来，要怎么解决，诸位相爷，不必朕再说了吧。”
李肆一番解释，众人恍然，这可真是搂草打兔子的一整套办法！
农税暴涨，并不绝对是好事。这也意味着国家对农人的掌控越来越深，就如之前贤党儒党所担心的那样，一旦朝廷出了昏招，危害也会比以前更烈，所以得给农人留出合适的缓冲空间。
另一个害处还在于，农税都用在地方，从地方角度来说，手中钱多了，自然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干，但很多事又会跟朝廷的布局抵触。到时候富县越富，穷县越穷。
那么问题怎么来消解呢？
办法很简单，减农税呗。
但这简单的办法，背后用意却很深。朝廷不能将农税市税抽到中央，这样会恶化中央和地方的互动，而减农税的话，这其实就是给地方定出了一条花钱的路子，直接花到农人身上。地方虽然农税减少，但毕竟也受惠于这桩政策，而且还因为农人有钱，本地工商也会更兴旺，可以从市税上得到补偿。
另一桩绝大好处是，将减税跟推动降租的行动结合起来，地主降息，国家再降税补贴，两方一同来压低地租。这样比直接单方面压地主降息手段更柔和，见效更快，副作用更少。
顾希夷目光倒是淡然，他很清楚，自己这位官家，做事从来都很贪婪，总是要看能不能一揽子解决其他事。当初他向李肆汇报农税状况时，李肆就在盘算怎么用这事来解决租息问题。
“其实还有桩好处……”
彭先仲开口说破了另一桩奥秘，这降租减息，有一个条件，就是租约必须过契。当然，一厘的契税是跑不掉的。百分之一，对租息收成来说不算什么，双方都能接受。之前在满清时代，不管是买卖地还是佃租，也得找中人担保，佣金可是三厘，也就是百分之三。
契税还是小事，英华朝廷之前只是要田产买卖过契，现在更深了一步，要佃租过契，这是进一步将商业往来把握在手。日后农事定策，就有了更准确的依据。
见不得什么都要收钱的杨冲斗抖着胡子道：“契税还是小事！？上半年田地买卖，可是五厘的契税，光这一桩，国库就收了近两百万银子！”
说起这事，众人都笑开了。上半年地价暴涨，数千万两银子来往，虽然过契的只是整个买卖里的一部分，五厘也只是针对农田买卖，甚至定百分之五这么高的契税，都是为抑制田价的临时举措，但最终的结果是，地价在拿到交趾后才开始回落，而契税则收得无比欢腾。
现在田产买卖的契税已经降到了一厘，可杨冲斗这位儒党，还是觉得朝廷太过贪钱。两百万啊！他甚至都在怀疑是不是李肆故意推高地价，好从中大捞一把。
李肆无奈地道：“这两百万里，可有不少要用在御史巡道这一项上，杨卿就不要苛责了……”
见皇帝态度端正，杨冲斗也赶紧起身长拜。说真的，就以这般低姿态与臣子相处，虚心纳谏。这样的帝王，何尝不是他们儒士梦寐以求的明君。
李肆接着道：“农税一事，诸位应该明白了，那么就来议这邓小田一案吧。”
再回到这个话题上，众人暂时沉默了，因为他们知道，这将是一场纷争。
第四百七十六章 权术非常道
这沉默蕴着一股压力，一股力度比李肆预想沉重得多的压力。
关于这个问题，史贻直刚才提到此事时，态度就很鲜明了，他主管司法，自然是想杜绝干扰，单纯地以法定罪。而他如此表态时，一些人脸色都有些不豫，显然不赞同他的观点。李朱绶扯到农税问题，也有转移话题的用心。
依照华夏的传统政治智慧，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对邓小田历数罪状，宣扬国法之大，然后李肆出面，以帝王之尊施恩，同时还要重处压迫邓小田的地主和木行东家。这样既能维护国法尊严，也能缓解民人情绪。
邓小田案拖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是因为案件复杂。既有私藏火器，聚众伤人致死，也有袭击巡铺，抢夺军器，还有聚众扰乱，致多人死伤。涉及三大案，相关证人提审了上百人。
现在法司整理完案情，定论就是一个字：死。邓小田怎么也不可能活下来，否则国法就太过儿戏。
但怎么死法，却还大有文章，也会体现朝廷对邓小田案的态度。明清时，死刑分“立决”和“监侯”，立决的当然是重犯，什么凌迟、枭首、斩、绞，也有等级之分。而“监侯”则是缓刑，也就是所谓的“秋后处决”，基本只有斩、绞。
英朝刑律宽减，废掉了死刑里的凌迟、枭首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死法。关于这一点，腐儒还很是不满，在他们看来，五马分尸、凌迟，乃至挫骨扬灰等对死人施展的刑罚如果废掉，那要怎么来处置类似谋反、逆伦等这样罪大恶极的罪行呢？只杀一人跟杀百人，乃至谋反这些罪行，处刑是一样的，这不是很荒谬吗？
而具体到邓小田案，腐儒们却高呼起“法不外人情”，一致呼吁朝廷法外开恩，轻处邓小田，即便是死，也只能以最轻之刑。
在这件事上，腐儒和一般民人站在了一起，他们都只循着朴素的“锄强扶弱”心态，觉得邓小田即便犯了弥天大罪，也是富人压迫所致，情事可悯。
自然，儒党更要借题发挥，争夺他们的话语权，《正气》、《正道》等儒党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呼吁书，或明或暗地将邓小田案贴上“为富不仁”这个现象的标签，想要将话题引向贫富冲突，同时给自己贴上“为穷人说话”的标签。
这番政治动向，在场十一位宰相都能看到，因此也各有立场。门下省汤右曾、杨冲斗，中书省苏文采，以及枢密院范晋都希望能轻判邓小田，以示朝廷宽仁恤弱之心，平息已有苗头的政争。
史贻直不论，彭先仲、顾希夷等工商出身的人，都希望就事论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国法和秩序为重。
刘兴纯和萧胜的观点是另一个极端，在他们看来，邓小田居然烧旗妄喊，反心昭然。不从重惩处，会有更多的邓小田跳起来。他们可不是日子过不下去，历朝历代，都有喜欢打家劫舍，自称好汉的反贼。
李朱绶最擅的是权衡，他的意见就是那套“传统智慧”。
李肆初时也没多想，觉得这个方案还算可行。可看到《越秀时报》、《士林》以及《工商时报》等报纸不约而同都在谈国法与帝王的关系，心中就是咯噔一响。
他忽然意识到，真要这么干，儒党和民人依旧不满意，因为邓小田还是得死。而贤党也不满意，因为李肆扰法，违背了他关于“国大于君”的承诺。同时工商也不满意，因为这意味着李肆向破坏规则的儒党和民人妥协。道党自然明白他的苦衷，可这般权衡，不符合道党关于“中庸”的治政原则，那就是循道而行，不偏不倚，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
众人沉默，是正在酝酿说辞，积蓄精神，准备在李肆驾前好好来一番争执，这就是李肆感受到的压力。原本这般情形，自十一位宰相的内阁初见雏形后，就已经屡见不鲜了。众人经常为部门调整、预算收支吵架，习惯了在李肆面前表露清楚立场，然后等着李肆圣心独裁，以统揽全局的胸怀�